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一、序言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3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后，在全国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

   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在下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舒适的水平，国民收入进入中等以上水平，并努力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将得到更大改善和合理化，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随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变化。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过渡，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业、大部分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和相应的中间产品加工业将从过去20年之后的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速度放慢的阶段。而与此相应的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将成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作为实现小康水平后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承前启后继续的五年，对下世纪初的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将立足在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合有效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着眼于规划好第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致力于推动2001-2005年国民经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得到巩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制度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其自身能够不断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推动2001-2005年及下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持续地释放出来。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服务业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还远低于商品市场。旧的体制不仅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而且给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使服务业的发展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和土地只是初步实现了流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仍然很弱，而且还同时处于旧体制的干扰作用下，使资源要素价格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需求和供给形势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浮现出来大量的、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来给予解决。在“九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建设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在下一个世纪将更为开放，更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牢固、高效、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和外贸体系，也将成为2001-2005年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战略

   （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二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

   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的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居民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发现和促进居民消费中的热点，将构成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进入下一个五年，绝大部分居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将形成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消费质量和结构将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将希望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了得到基本的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之外，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信息传媒和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消费热情和更为迫切的消费倾向。

   通过对“九五”末期居民消费倾向和走向的分析，可以预测，从2001到2005年，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住宅消费，尤其是适合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宅，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仍处于较低水平，住宅的内部质量和外部环境迄待改善，而且每年还有数量稳定增长的新增住宅消费需求，因此，对经济适用、较为舒适的住宅消费需求，将在2001-2005年间成为居民消费中份额巨大、增长稳定的重要部分。其次是对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需求。由于住宅和服务业消费直接与人口的分布和流动紧密联系，因此将相应会带动基础设施、城镇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加速增长。

   随着住房建设和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2001-2005年，将在现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和乡镇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小城镇，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传统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运输、邮电将进一步发展开放，新兴的金融、信息咨询、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布局密切相关，现行的人口流动制度在进入2001年后将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因此必需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推动其进行深入改革，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导致的矛盾。

   2001-2005年期间，有限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日趋显著，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很低，而且严重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耕地和水资源的紧张问题首先是与我国的人口问题紧密联系的，从2001-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人口过多的局面，据预测，即使在80年代以来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情况下，从2001-2005年也将净增劳动力5300万，相当于“九五”期间3900万的1.4倍，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耕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将不可避免。其次，如果要发展居民住宅和城乡交通建设，也将会占用大量耕地。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目前正在实施和将要采用的“南水北调”，“引黄灌溉”等措施，以及修建的水利工程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给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造成困难。

   从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预测，2001-2005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达到7.5%左右，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仍然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虽然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经济安全体系建设，较多地保护环境和生态，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放慢对资源的开发速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在金融领域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总体而言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

   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导致要素和服务价格受到扭曲。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就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目前的人口流动制度是以阻碍人口流动为取向的，虽然在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严重地冲击了人口流动制度，但是因为它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就业、购买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很多歧视，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相应受到扭曲；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和再转让制度，使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地扭曲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为了缓解水资源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长期以来执行的水利战略是以转移水资源为基本导向的。转移水资源的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大量无偿占用可耕地，但是缺水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价格普遍偏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和真实价格。因为人口不能流动，所以用水成本的快速大幅上涨将阻碍缺水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2001-2005年将结合居民消费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进一步通过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减小对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扭曲，消除住宅产业、交通某些设施建设产业以及交通工具供给产业发展的体制约束。首先是保持人口适度流动，保持城市人口有进有出。促进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的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进行住宅消费时不存在体制障碍，就业人口在各地购买住房安置下来，与此相应大力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降低流动成本，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在城镇布局上，要推动按功能划分的城镇建设模式，使容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城镇根据资源配置进行分布，使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其次是大幅提高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轿车的供给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国内轿车生产的成本，适度引进竞争和提高进口额度。与此相应，人口布局的改变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将不断涌现。简而言之，就是以“住房－汽车－道路”三个相互联系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由此构成2001-2005年间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三、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

   2001-2005年将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推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01-2005年，继续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把握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过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投资主体企业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的适度增长，通过初次分配和财政再分配体制的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市场预期合理引导消费。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从2001年到2005年，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防止总供给不足，维持经济的适度高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调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抗灾能力，使农业生产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农业产值达到年均增长3.2％。协调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改变加工工业的低水平重复状况，振兴支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保持在7.2%。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兴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2001-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保持年均8.5％的增长速度。到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50:33。

   （二）社会投资和物价水平

   2001-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8%。投资将重点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房地产投资的重点是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宅建设。

   改革投资体制，在投资领域实现政企分开。根据营利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投资主体。实现政府投资与国有资产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分开，政府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建立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委托授权方式，股份制的方式，通过国有投资公司，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及其他所有制经营实体，实现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作。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资金来自财政收入和政策性融资，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投资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公有事业建设项目。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保本微利的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

   2001-2005年对价格总水平的宏观调控年度目标要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调整农产品差价、农产品与工业品比价、能源产品价格、第三产业价格和公有事业收费标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一方面要防止价格总水平的过度上涨，甚至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困难，财政赤字扩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出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状况。2001-2005年价格总水平的调控目标,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4.3%，零售物价指数年均上涨3％，并且根据当年实际经济形势走向调控价格水平的波动幅度。

   （三）财政政策

   在“九五”后期，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财政扩张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债发行，中央政府收入的债务依存度达到了较高水平。2001-2005年间，中央政府发债规模将不能过快增长，主要的财政政策将是通过减税来增加投资，对国家产业政策中鼓励的生产资料产品实行退税。

   2001-2005年，利率的市场化需要逐步进行，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反应弹性不会出现显著提高，国有银行体系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化解系统内风险，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将更为依赖财政政策。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2005年，国际宏观经济趋势并不明朗，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而我国的宏观经济体系将更为开放，所以保持充足的财政储备是抗御可能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保证。

   把提高政府的财政实力与规范政府职能、统一政府财权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要规范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和行政事业收费，除特殊需要外，基本实现“费改税”。“费改税”从减轻负担出发，着重在于控制收费。 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相适应，适度充实地方财政。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状况，统一通过国税和地方税征收。统一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国民待遇。继续完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减小生产性企业的负担，逐步建立消费形的增值税体制。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划分，逐步减少税收返还，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加强税收对区域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提高对工业上游产品和资源利用的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税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比例共享制度。

   规范预算外资金收支和行政收费制度，逐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体系。切实减轻农民和各类企业的非税负担。强化征收体系，彻底扭转名义税率很高，但实际征收不足的状况。在保证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前提下，适度降低税率。用严格税收的办法消除企事业单位的实物分配和隐性福利，对单位的福利分配比照同等商品交换环节的所有税收加总进行征收。并且在此基础上减少工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所得税征收。

   优化财政支出，压缩和控制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逐步取消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亏损的补贴，退出财政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支出。建立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制度。削减对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粮食补贴等普遍性补贴，重点加强对城市低收入者的补贴。

   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完善和调整国债发行结构和持有结构。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发行可转换债券、地方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储蓄债券等新国债品种。增加商业银行的国债持有量，适度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债市场。

   （四）货币政策

   2001-2005年，采取积极稳妥的货币政策，将其首要目标定位在防止高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上。将人民币币值保持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合理水平。M1供应量年均增长12%左右，M2年均增长17%左右。

   依法保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灵活利用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实现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限额的控制。主要运用货币窗口指导手段，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流向和规模。中央银行对外汇率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法规。切实实现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业的分定经营和分业管理。建立银行保险体系。逐步减少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新增政策性贷款，明确贷款的风险和责任。

   从“九五”期间货币政策的作用和表现来看，货币政策影响实质经济走向的作用已经不能达到90年代初的显著程度。2001-2005年，货币政策的作用要逐渐转向改进信贷资产质量的方向上。一方面，要通步解决2001年以前在信贷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逐步完善货币政策引导机制和信贷机制，避免产生新的不良信贷资产。中央银行主要依靠再贷款利率对信贷系统实现控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逐渐过渡到由市场供求调节，与金融市场的建设相结合，推动和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四、经济体制改革

   2001-2005年是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仍然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提供体制上的保障。遵循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的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积极地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

   （一）户籍制度

   在90年代相继进行了城镇企业招工制度、城市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后，现有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就成为阻碍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的最后和最大的体制障碍。2001-200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成为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之一。

   户籍制度的改革，直接与人口和劳动力要素流动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影响到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以及对医疗产业、教育产业等服务业的消费需求。现行的户籍制度，一方面束缚了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居民向城市外围扩散，导致小城镇建设停滞不前和城市化过程滞后，抑制了住宅建设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降低了流动就业人口在城镇中进行住宅消费的信心，而且提高了流动就业人口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消费中的成本，使他们受到不公平的价格歧视。因此，为了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改革现有的不合理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户籍制度，2001-2005年要逐步实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取消准入障碍，除个别具有特殊的大城市，在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基本实现无障碍的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人口在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上不再受到歧视。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涉及到城乡居民多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对其改革宜于采取渐近方式，可以考虑首先取消对老年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其次再行放开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最后达到城乡之间的户籍开通。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主要大中城市周围工业城市建设，发展各种不同功能的小城镇，既有生活成本较低、环境良好舒适的小城镇，又有人口密集、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的工业化城市，并且大力建设城镇之间发达的交通体系，提高交通工具产业的供给能力，鼓励商业性医疗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传媒业的发展。

   （二）企业体制

   国有大型企业是我国整个经济的脊梁和起主导作用的关键部分，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最要害的环节，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改革中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相结合。实行股份制和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采用国有企业上市、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合作，以及多元投资主体的参股控股和其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将少数特殊垄断性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多数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规模较大、效益好、有发展、竞争能力强的可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对国有企业的行业重组和资产重组，克服国有企业产业分布过于分散的缺点。国有企业逐渐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进入社会公益性和自然垄断性产业，并提高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中的份额，国家和地方政府组建专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完成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在重组过程中，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规模经济，并且注意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国家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的政策。

   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者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向其注入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采用对旧帐停息、免息，冲销呆帐坏帐，长短期债务转换，贷改投，债权转股权，或实物抵债再出租经营等金融手段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与此同时，企业按照有关法规和市场规律，通过多种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国家停止对国有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建立国有资产投资的风险防范机制，减少和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

   充分放开国有小企业，主要采取兼并、控股、租赁、拍卖，以及破产等办法，本着优化资本、盘活资产存量、加强重点产业的原则，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产权重组，国有资本从小型国有企业中逐渐退出来。对国有中型企业，除少数企业国家必须控制以外，原则上可以按照小型企业的办法进行改革。

   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第一次超过50％。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不仅支撑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且在不断地改变着国有经济的外部环境，不断地创造出国有经济改革的新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小企业必然率先进入改革的过程，而且真正通过改制搞活几十万国有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改革二十年来，非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国有部门造成竞争压力，当然最先只是对国有小企业。国有大企业即使在其他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毕竟还有一个规模优势，加上大企业所在的产业往往对资本规模的要求也较大，非国有经济一时还难以与之竞争（大企业在最初阶段面临的更多的是外国产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加上大企业更受国家重视，资金供给等方面也更加优惠，面对市场竞争的“承受能力”也就更强些，因此最先面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压力，最先陷入亏损境地难以生存下去的，便是国有小企业。目前在所有亏损的国有企业中，80％左右是中小企业。

   国有小企业虽然数量多，总的来说就业人数也较大，但在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改革一个小企业所带来的社会阵痛，自然比改革一个大企业要小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有限得多。小企业改革逐步推开，先行改革的企业活了，地方上的经济又活了一块，消化后面企业改革所引起的问题就又容易一点，同时也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合理路径。

   中小企业分布广泛，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力，吸纳了众多就业人口，是支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2001-2005年间，要巩固和提高中小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使其能够吸纳大部分就业人口。

   国家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的政策和法律条件，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国家从财政支出中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并通过社会集资、发行债券、股票等形式扩充基金，为中小企业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提供贷款贴息和担保。银行采取设立担保基金、建立信贷保险制度，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开设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股票市场及其他直接融资渠道，对于新建立的中小企业，给予1年至2年的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中小企业协作互助、发展共同基金和上市筹资。采取灵活方式，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服务和投资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推动乡镇企业改革，抑制破坏环境和资源的乡镇企业。帮助乡镇企业实现资产重组，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技术改造。

   我国的企业家队伍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管理企业，以市场的方式驾驭企业的企业家属于“稀缺”资源。企业家与企业一同成长，与经济一同成长，由会在市场条件下驾驭小企业，逐步成长为能够驾驭中企业、大企业，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要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家们的作用，取消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实行“企业家非官员化”、“企业家职业化”，给企业家以相应的权力和动力。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重组，还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都需要实现企业财产所有权与治理权限的人格化，由一定的人来代表与行使，而经营者努力的程度和能力的发挥，是由激励机制的安排和执行决定的。

   如何充分激励企业家发挥其才能，即发展“激励性契约”，也因此将成为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中心问题。除了使企业家所得与短期效益挂钩，在已上市企业中逐步引进新的激励机制，如经营者持股、购股权计划，激发企业经营者努力改善企业的长远盈利能力。同时引导经营绩效良好的民营企业为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进行有益的探索。

   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过渡。国家设立专门基金，为企业的技术改造货款提供担保，鼓励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入。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融资体制和风险投资体制，鼓励“产－学－研”联合和“科技－经济”一体化。

   （三）金融市场

   随着国内居民收入的资本化比例提高，居民个人已经成为储蓄和投资的主体。因此要求发育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为储蓄转化为投资提供多种渠道，提供数量充足、品种丰富、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居民的投资需求，将形成下世纪初金融市场建设深化的直接动力。

   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相继实现了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二元结构的建立，政策性金融和经营性金融分离、信贷业务与信托等其他业务分业管理后，为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可以为消除2001年之前在扭曲的信用关系下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提供条件，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实现风险的分散和风险主体的转移，使体制性风险转化为非体制性的市场风险。

   2001-2005年，国家的经济活动将更为开放化，贸易与投资活动将更为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企业活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需要更为有效的融资体系作为支持。由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方式及其资金来源的性质和比例管理的要求，限制了融资的规模和有效性，而且国内的商业银行业务难以延伸到正在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因此，建立和完善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金融市场将成为2001-2005年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将有更多的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除了直接投资方式外，金融市场将成为他们进入的主要途径。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将有助于防范外来的金融风险，同时可以更为充分的吸收和利用外资。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一方面市场运行的规则和准则与高度市场化的要求脱节。如股票发行的额度管理，政府官员选股和行政审批，不合理的股票市场进入标准和规则；交易主体资格确认的程序和规则；违规、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志；监管约束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大量金融企业违规经营，资产负债损益严重不实，进行违规证券回购、违规发行债券、卖出代保管国债、挪用客户保证金等，非法获利。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和违规经营，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长期看，2001年到2005年，金融市场运作规则的完善，将是金融市场建设的核心任务。

   2001-2005年将继续完善已有的以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社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根据市场规律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在现有票据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区域性的票据市场，发展转贴现业务，使其成为信用拆借手段的一部分，成为银行流动性管理和头寸调剂的重要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巩固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逐步消除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票据市场的分割。

   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改善市场参与者结构，使市场能够更为真实的反映金融资产的供求情况。扩展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范围，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在具备了相应清偿能力后，都可进入同业拆借网络。提高国债在商业银行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从而提高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完成证券兼营机构的证券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分离，鼓励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允许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个人信托基金按规定比例进入证券市场。

   根据市场需要增加上市交易金融工具的种类，并建立相应的审查机制。满足多样化投资需求，加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发展规范经营管理的金融市场专业中介机构。建立公正、科学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依据“证券法”使证券发行逐渐过渡到市场化。完善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依法规范金融市场运作。建立经常性监督制度。同时大力发展投资咨询业务，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投资咨询引导投资。

   协调发展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改变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通过体制改革，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为负债过高的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改善经营状况，实现企业重组，改进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奖励机制；通过资本市场，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弥补国家财政投资的不足，满足人民群众的投资需求。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完善金融立法，规范各种金融市场的运作，建立对金融业的独立安全的保护体系。提高金融交易财务的透明度，实行财务披露制度。企业依法上市，在上市企业和交易者中逐步实行债务公开，债权登记制度。强化金融业的内控制度，严禁内部交易。根据“商业银行法”，使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商业性运作，保证新增贷款不再形成新的不良债权。居民银行存款实行实名制，增加金融活动的透明度。在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有效配置资金，化解通过利率双轨进行寻租活动造成的腐败和金融风险。

   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法规，建立金融创新机制。允许发展各种能够分散和降低金融风险的金融工具，改进金融服务。

   适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引进国际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建立对短期国际流动资本的税收体制。督促国内银行系统在进行国际资本流动操作中规范有序。积极参加全球性和地区的金融体系合作，共同控制金融风险。

   2001-2005年，国内金融风险最主要的潜在隐患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在“九五”后半期，由于通货紧缩，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而现有金融市场又没有足够合适的金融资产来满足居民的投资愿望，非国有金融机构在一系列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违规事件中信用下降，导致居民储蓄大量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居民储蓄在银行资金来源的构成中比例上升，虽然中央银行屡次下调利率，但效果并不明显，2001-2005年将是还本付息的主要时期。而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拖欠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及利息的企业，它们在2001-2005年经营效益的提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产权改革仍然处于继续推进时期，难以建立有效的债权约束机制，从而可能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难以冲销甚至继续增加，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将可能成为2001-2005年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

   面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难以化解甚至继续增加的前景，在下世纪初初期，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系统是重要的，以防止在商业银行发生支付困难或信用危机时出现挤兑现象。并且，为了避免居民过分将注意力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存款保险的范围可以扩大到非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以分散系统风险。

   （四）明确和规范政府职能

   确定政府行使公共政策的职能。政府的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中，以市场和法律为基础，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平等、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切实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主体。规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发展社会化的市场中介组织，实现市场的自我约束。建立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政府的公共政策，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民主和公开化。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政策协调。根据经济形势，实行合适的财政、货币、就业、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政策。使各项政策能够协调运作。建立宏观经济总量监测体系，加强和完善统计制度。与此同时，建立培养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机制。

   （五）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征税制度和法律法规，根据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企业经营业绩，政府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活动的有序进行。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公平参与收益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依法反对不平等竞争，保护合法收入，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和侵吞公有财产，以及偷税逃税收入。纠正由于行业垄断或其他某些特殊条件获得的额外收入。通过财政手段调节过高收放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加强税收监管，实行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理顺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经营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相适应，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义务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抚恤补偿机制，加大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鼓励通过社会集资或其他合法途径，建立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救助机构。

   建立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经营储蓄保险等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建立科学的基本保险测算体系，建立统一的基本保险体系，实现基本保险统一缴费比例和统一调剂资金。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基本养老保险扩展到除国有企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供养为辅，提高社会供养的比例。引导农民建立个人交费、自我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

   医疗保险，完善城镇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在保证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职工互助和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村，按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原则，推行合作医疗制度。

   五、产业和区域经济政策

   （一）产业发展

   以市场导向为基础，加强宏观调控，使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以加快技术进步为核心，提高各产业的经济效益。

   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通过技术进步努力提高粮食单产。优化农业产出结构，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由以粮食为主向以肉、蛋、菜为主的方向转变的需求。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抗灾能力，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小流域治理水平。建立稳定的国家储备粮棉生产基地。依法保护森林资源，在大江大河上游流域，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植被体系。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示范体系。

   在以住宅产业、城市交通设施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工具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以产业的技术升级为核心，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通过财政和信贷手段支持能源、原材料、重化工等基础产业，提高加工工业水平，提高专用成套设备、光电子元器件等高水平加工产品的国产化率。通过企业兼并、股份制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增长产业群。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等支柱产业，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支持产业获得良好的融资渠道，强化竞争机制，打破地区和部门分割，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建立重点产业快速折旧制度，实现技术开发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的转变。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加强其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继续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加强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社区服务业，重点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促进新兴第三产业发展，建立一定规模的现代化的信息、咨询、科技产业。改革管理体制，商业银行、保险、民航等服务部门实现企业化。

   进入2001年，教育消费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领域，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形成规模化的商业教育服务体系，不仅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而且提高社会商业办学在学历教育中的比例。不仅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健康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出现了多种层次的健康消费需求，现有的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社会健康保障制度难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2001-2005年，在完善社会基本健康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应该积极推动商业性医疗保健产业发展，建立有利于良性竞争的从业准入制度，鼓励发展多种层次的商业性医疗服务项目，促进对医疗保健的消费。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生活中，行政性垄断长期以来形成了绝对垄断，带来的是一种凌驾在市场交易之上的排他性力量。行政性禁入，产生的是一种权利性的绝对垄断，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潜在竞争者，造成部分产业长期的市场独占，高价低质、技术不进步、服务不改善。把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然后以自然垄断为由，“要求”政府来管制垄断，这显然不利于相关产业的开放和发展。

   在我国，部分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在统一的政府垄断经营之下并没有一个内生的竞争降价机制，但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全方位改革开放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些产业的改革已经日益迫切。为了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就要鼓励分立和竞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会产生一个社会成本，但是如果不支付竞争所必须的重复建设成本，社会可能要发生另一种成本，即因为不准重复建设（即不准进入）而导致的独家垄断给经济活动带来的成本。由于垄断的社会成本过高，实际上给予潜在进入者一个极大的补贴，潜在竞争者重复建设的“浪费”，实在源于垄断者给社会增加的成本。在开放竞争的体制下，重复建设的成本由各个投资主体分别作出，未来收益也由这些投资主体分别预期，这样分权投资体制通过产权的责任约束着投资冲动，加上学习机制，投资失误就可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只要重复建设的“成本”低于预期的竞争降价效果的“收益”，对社会而言就是合理的。要减少社会的总损失，只有开放市场，开放竞争。

   解决转型中的重复建设问题，第一是反行政性垄断，包括独家垄断和不准竞争；第二是强化产权约束和债信责任；第三是承认市场竞争性的、有产权约束的重复建设的合法地位。第四对于强制性“禁入”，要形成严格的审批机制，防止新的垄断产生。只要可竞争进入和退出的权利是合法的，市场的力量会使各竞争者更充分地利用既有的产业设施，从而降低服务成本，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因此，确定一个开放竞争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首先开展国内竞争，不仅给新进入者以机会，也是迎接国际竞争的第一步。

   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这些产业的改革也应当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以便为一旦到来的竞争和重复建设设置制衡机制，同时对主管部门行业性管理的内容和程序，作出清楚的界定，做到政企分开和企业化经营，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加快产业的发展步伐。

   （二）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多利用国际资金、资源和市场，发展国际型经济。沿海地区基本实现自立发展，自觉参与国际竞争，更有效地提升商业结构水平，增加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中西部地区要深化改革，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机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发项目，鼓励国内外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规范转移支付，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体系，加快中西部的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的改造。

   国家确立和建立重点发展区域、重点扶贫区域、重点国土与环境整治区域，加强重点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结构改善。继续稳定和完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特殊优惠区域政策。吸纳国际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专业知识、面向市场的科技管理人才。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横向全面经济合作。

   六、提高经济质量和经济安全度

   （一）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

   环境和生态保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2001-2005年，要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控制，大部分地区城市和乡村的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提出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指标。

   提高国家环境监督管理能力，初步建立国家级环境监测网络、环境信息网络、自然保护区网络、放射性环境管理监测网络、环境应急响应网格和环境宣传教育网格。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保护活动。

   建立自然灾害的防护和预警体系。做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不仅要建立现代化的气象预测预警体系，建设气象卫星综合业务、大气监测自动化、气象综合信息网络、气象卫星监测应用等系统骨干工程，提高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得时效和精度，而且要建立科学的灾害防护成本计算体系，逐步缩小灾害高发区的城镇规模，使居民从这些地区迁移出来，将这些地区相应转化成经济效益有限的生产用地，当灾害发生时可以放弃。

   国家修建水利工程，应该将各个环节的相应成本，如占用耕地、运水过程中的损耗等，充分地分摊到用水成本中去，使水价能够尽量准确地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除了工业用水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之外，农业用水也要相应调整水价，反映用水成本。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要充分考虑包增加的社会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对于在修建过程中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工程要坚决停止建设。

   推进环保产业化。国家通过税收、信贷和补贴等政策，支持专业化环境企业发展，鼓励环境产业的国际投资与合作。吸收国际环保经验，生产满足国内市场的环保设备，建立环保服务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从环保产品、环境评估咨询、工程设计、操作培训在内的市场体系。

   （二）教育

   坚持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发挥教育在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重点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定发展高等育，优化教育结构。

   加强义务教育。2001-2005年，在占总人口90%以上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5-6年的小学教育。加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通过国家财政、社会集资或其他方式，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把普及义务教育同消灭文盲和半文盲工作结合起来，适当加入职业教育内容，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及幼儿教育的投入。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尤其是中年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电视教育、函授教育、业余进修和自学辅导等多种教学形式。取消成人教育的年龄限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而且能够部分地缓解就业压力。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健全以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和私人办学，通过合并、联合办学等形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上学，自主择业，建立完善的奖学金、助学金和货款上学体制。

   （三）卫生

   从促进流动就业的需要出发，推动跨地区、跨行业的医疗保险统筹。到2005年末，基本实现省一级的社会医疗保险统筹。

   优化农村卫生布局，明确功能，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以社会公平为配置基础医疗资源的出发点。大力培养农村医务人员，完善县乡村各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改变大部分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的状况，医院经费大部分投入农村医院和城市中的小医院，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强化对传染病的监督控和免疫接种，防治职业病，地方病。

   健全多种形式的医疗保健制度，推进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和产业化，逐步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医疗服务管理，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卫生执法。

   七、积极参与国际协作与竞争

   （一）2001-2005年时期我国外贸面临的国际环境

   从整体上看，2001-2005年时期我国外经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会有很大改善。一方面世界政治形势继续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会继续，国际经济合作和交往会更加密切。2001-2005年，曾是世界增长中心的亚洲地区经济将进入一个调整时期。在世界和亚太地区进入低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外经贸工作也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对我国发展外贸出口提供了机会，但传统产业世界范围供大于求的状况，将使得我出口面临更严峻的竞争。

   以欧元为最终纽带的欧洲统一大市场，2001-2005年将在我国全面发挥作用，美洲自由贸易区也将在这一期间启动。这两个区域集团的贸易转移效应，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我国加入WTO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好处。

   从国际贸易形势的走向来看，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但主流仍然是贸易障碍在逐步下降。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而且经过长期加入WTO的谈判，大量的限制性贸易政策措施已经或正在逐步取消。

   （二）外贸工作的基本方针、主要任务

   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的外贸基本方针，在2001-2005年应有重大调整。在力争出口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发挥资源秉赋的优势，以进出口贸易带动国内人力资源开发，缓解就业压力，将是外贸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以国有专业外贸公司为进出口贸易主体的格局将进行重大调整。2001-2005年，外贸出口中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的比重仍应继续提高，与此相适应的销售和服务工作只能由制造部门承担，产业部门直接出口越来越重要。因此，专业外贸公司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产业部门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将上升，制定相关的贸易政策时，产业部门的要求应更受到重视。

   改革外经贸体制是2001年到2005年的重要任务。2001年前，计划体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进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部门与公司脱钩，为2001-2005年外贸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基础。下一步的改革将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控制功能、增加服务功能、通过法规改善竞争环境为重点。

   2001-2005年时期，市场多元化战略方针仍要继续坚持，在具体实施上则要求明确政府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是通过谈判进一步改善外部贸易政策环境。在我国进入WTO取得非歧视性的正常贸易待遇之后，还应争取以优惠条件进入大的区域贸易安排，要区分情况，分别与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互惠安排，根据我国产品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结构特点，还应争取与发展水平略差于我国，但又拥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能力的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并争取同受第三国配额限制较松的国家作出出口加工的优惠安排，以使我产品能绕过配额和反倾销限制，扩大出口。为促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应将我国对外援助与之挂钩。

   2001-2005年，以我国有专业外贸公司为主的大宗产品对大市场的出口，由于受到国内资源的限制和内部市场的竞争，很难持续高速增长；外贸出口新的增长部分，应该来自于小批量、多样化的产品和低价、低利的中小市场，这就要求我出口成本进一步降低。客观形势的变化，意味着我出口增长很难全部依靠大规模、高成本的外贸公司来实现。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给中小型私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是2001-2005年实施市场多元化、产品多元化，扩大外贸出口的重要环节。

   2001-2005年，为了配合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在适当的控制措施下，可以逐步下调交通工具的进口关税。这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且可以适当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相关产业提高效率和管理技术水平。

   （三）外资流动和管理

   从国内资金需求状况来看，我国人均资本占有量与世界相比很低，进一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受到资金缺乏的制约。另一方面，国内储蓄率很高，投资转化渠道不畅，而且金融资产也有泡沫存在，所以，利用外资的具体政策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努力化解矛盾以适应国内资金需求状况。

   从世界形势估计，新兴工业国家将继续处在调整时期，对外国资金的吸纳能力将处在较低水平，发达国家以金融债券组合形式吸收的外国投资过多。下世纪头两年，资本市场收益向下调整是必然的。因而，只要美欧市场的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可利用的资本将相对充裕。

   经过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市场开放程度大增。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绕过我壁垒进入我国相对封闭的市场，以取得关税保护下的高额利率已无必要。FDI进入中国更多地是考虑劳动生产率优势。我国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比2001年之前将相对下降。

   2001-2005年时期汇率政策的走向将极大地影响我吸引外资，汇率水平相对稳定在一个区间内，或其变化表现为一个明显的单向变动趋势，才能避免波动，使投资者保持信心。

   2001年以前，我国曾先是按地区（块块）开放以吸引外资，“九五”期间又以产业政策为导向按行业（条条）吸引外资，分别以不同的限制或优惠为手段加以引导。目前按“块块”和“条条”吸引外资的做法，随着我整体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产业布局的日趋合理和完善，作用变小。优惠措施也随加入WTO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实施而日趋淡化。这使得吸引外资工作必须考虑改变基本围绕吸引直接投资为主的思路。2001-2005年，还要实现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对外资企业的到期税收优惠不再延续，取消新的优惠。

   在总结20年吸引外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要对传统的以吸引制造业直接投资为主的政策思路进行调整。因为国外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战略与我产业政策是矛盾的。金融资本则不然。如何在制造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扩大吸引外资的方式，趋利避害地直接吸引外国金融资本，应是2001-2005年应予解决的重大课题。

   2001-2005年应调整现行吸引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突出吸引先进管理与技术，从引入物资资本逐渐转向以人力资本、金融管理、风险管理等形式引入外资，并且建立和完善资本保证金制度。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不完备，只能选择经济转轨较容易的地区对外开放，并指定一定的税收优惠以补偿市场不完备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这一政策执行到后来，甚至将保险业认为最有赢利潜力的上海这一发达地区列为开放保险的“试点”城市。长期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外资相对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投资资金缺口难以利用外资缓解，投资的地区差异扩大。随着全国范围内市场功能的逐步健全，按地区给予的优惠就变成了对其他地区的歧视。“九五”及以前若干年，通过逐步向内地扩大优惠待遇，已基本上纠正了歧视倾向。但是仍没有行之有效的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政策措施。2001-2005年，应考虑将我吸引外资产业目录中部分禁止和限制的行业对中西部地区开放，用地区差别政策引导外资投向。

   2001-2005年之前给外资的进口机械设备减免税待遇已经同样地给予了其他国内的技术改造项目，这方面的差异已取消。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也已经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进一步考虑降低外资地位的门槛要求。2001-2005年可修改法规，将外资占25%才可享受外资待遇的规定降为国际通行的10%。以扩大利用外资渠道，这样可以更好地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使国外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能够更大范围地与国内的资源（包括资金）结合。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这样，即使2001-2005年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利用外资的基本国策仍能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效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