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卫星”新闻如何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写出一篇消息。为快点见报，她直接将电话打到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找熟悉的女编辑李克林。方徨口述文稿，把稿件传到了北京。

只隔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方徨采写的消息。

自从1958年6月遂平县高产“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蔚为奇观。方徨报道的“卫星”纪录仅仅保持了4天，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消息，湖北谷城县《王明进创小麦亩产4353斤》。过了7天，《人民日报》于6月23日又报道谷城县有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此后新“卫星”层出不穷，到这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纪录《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算是为20世纪的小麦高产“纪录”画上了句号。

对“卫星”往事的反思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最初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正在冷静下来。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嵖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不仅如此，当时与她合作推出“卫星稿”的编辑李克林，也很快从思想狂热中摆脱出来，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大跃进”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的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她们推出了“卫星”消息？影响方徨的有多重原因。1958年2月下旬刚到河南，方徨就赶往古城登封的唐庄镇，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采访发稿在路上耽搁，她迟到了一天，结果受到会议主持者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把方徨吓得不轻。

另一个原因，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领头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扣在潘复生头上的罪名主要就有潘复生是“保守派”，因为他认为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几个月下来，方徨意识到，创造生产奇迹是省委新任主要领导的意图，而且迎合了领袖的意愿。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还有女社员那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照着眼前景象写出了消息。（摘编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