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灭亡的原因何在，真是因为纣王暴虐无道吗？

周在灭商的策略上采取了“剪其枝叶，再灭其主干”的方针。在进攻商之前消灭了支持商的周边诸侯。帝纣二十一年“周西伯伐密须”帝纣二十三年“周西伯伐邘”帝纣二十四年“周西伯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而作丰邑，自岐山下而徙都” 帝纣二十六年“周武王伐耆，灭之。” 周在数年之内灭了间隔于周商之间或者支持商朝的犬戎、密须、阮、共、崇虎候以及离商朝国都仅两百里的黎国，最终在关中站稳了脚跟，确保了在战争开始后有稳固后方，以及一步步蚕食商朝支持者，在发起对商朝总攻之前使商朝变得孤立无援。

《论语· 泰伯》谓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 《逸周书· 太子晋》、《程典》、《荀子· 大略》等书篇也有同样说法。可知周武王克商之前即文王时代已为夺得天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周克商时间成为了灭商关键。因为克商事件正好选在周人大饥荒之年。《左传》禧公十九年: “ 秋, 卫人伐邢⋯⋯于是卫大旱, 卜有事于山川, 不吉。宁庄子曰: ‘昔周饥, 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 诸侯无伯, 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 ’ 从之, 师兴而雨。” 由此可见 周武王克商时周人正处于饥荒之年, 克商后情况才出现好转, 这与《国语· 周语上》记载“ 河竭而商亡”情况相互印证。可知牧野大战发生在大旱之年, 其发生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因旱灾发生饥荒的生存危机, 是周人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举动。可见气候经济原因也是周武王征商的重要背景和原因之一。③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先进的国度往往被比自己落后国家所征服。然后落后国家在征服先进文明后又被先进文明所同化，继而又被落后文明所征服。譬如周灭商、金灭北宋、金灭辽、蒙古灭金，蒙古灭南宋。历史上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征服，必然有一个特点，即先进文明必定处于动荡或者衰弱时期，这些时期，尽管本身拥有高度文明，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发展暂 时被遏制，制度文化腐败而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优越性。商朝在武丁复兴后再次衰落。继祖甲后又有禀辛、庚丁、武乙、太丁、乙、这些君王一代代遗留下的社会矛盾在纣王时期相继爆发，最终使商王朝不堪重负。然而落后国家他们由于身处环境相对较差，落后生产力使他们生活水平不高，而周边发达文明国家灿烂繁荣生活则激起了他们强烈掠夺欲望，这是这些民族强悍军事战斗力重要来源，先进羊群在遭遇饥饿狼群时结果不言而喻。史书记载周文王用仁义感化众生从而获得了天下这样的说法是荒诞的。周国当时仅有土地百余平方千米，要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养活一支足以打败拥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天下共主，绝不是仅仅靠施行仁义就可以实现的，唯有不断向外扩张就像希特勒叫嚣我们需要土地需要生存空间一样，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周国的“纳粹”份子不断向外扩张最终推翻了商朝。

三、商朝灭亡非帝纣昏暴所导致

帝纣名子辛天下人曰纣，世人谓之纣王，其形象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暴虐无道昏君和暴君，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后世为帝王者引以为亡国教训的典范之一。司马迁《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帝纣：“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赋税一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妈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夺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7]

司马迁将讨伐帝纣罪名归结为：纣王恃才傲物不听贤良劝谏，喜好喝酒和圈养奇珍异兽，专宠妲己使妇人干政，重刑罚不施仁政，广征徭役，大兴土木以及铺张浪费。此类作为对于后世儒家所提倡仁爱道义相较确是相悖。但司马迁以及后世学者仅以以上罪名就给帝纣冠以夏桀之后中国有史以来第二个暴虐昏庸的无道之君确有不恰。把商朝灭亡归责到因为帝纣的天资聪慧才力过人而堵塞了群臣进谏之路，然则资质平庸无见解数群臣摆布平庸之人来统治风雨中的商王朝则会更加无能为力。于帝纣喜好喝酒和圈养奇珍异兽，后世各种佐证证明在商朝酒已成为社会时尚，整个社会都尚酒，作为一国之君嗜酒并不能算违背治国之道。商朝生产力极为有限对社会生态破坏微乎其微，奇珍异兽不乏其间。帝纣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国君是有欠缺，况乎民间山野之人圈养动物逗乐，国之君主出于人性则也不足为奇，因此帝纣嗜酒和圈养奇珍异兽也不能说明帝纣昏庸和残暴。

宠妲己致使妇人干政此罪看似成立且影响颇大，但即使妲己真的干政，在商时也非奇闻怪事，因为早在商朝武丁时妇好便是一位女政治家，带领和指挥了商朝历史上用兵最多讨伐方国的战争。这便证明妲己干政并不一定就是违反人伦之事，且当时虽然已经是父系作主导，但依旧有一些母系氏族残余。历史往后看，在滚滚历史长河里，妇女干政的典范数不胜数，如武则天、慈禧太后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却没有把唐太宗或者唐中宗和咸丰皇帝当作帝纣一样的暴虐之君看待，也没有人因为慈禧、武则天的干政把责任追究到实时皇帝身上。帝纣独宠妲己使之干政，固然是不对，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帝纣昏庸，布衣尚可善待“贱妇”，何况乎帝王。重刑罚不施仁政，广征徭役，大兴土木以及铺张浪费，这些行为离传统士大夫眼中仁君形象相差甚远。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记载：“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候、鄂候为三公。九候有好女，如之纣。九候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候。鄂候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候。”[8]司马迁记载了纣用严酷刑罚来对待九候和鄂候，记载如若是事实在商朝也非算上奇事，商一直尚“刑”，商代酷刑有墨、劓、剕、宫,大辟等等，商朝祖先用了几百年，纣王只是按照传统准则做事。并且炮烙之刑是姒履发明的，而非帝纣。然而对九候、鄂候行为都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很正常的行为。有数据表明：武丁在位59年，使用人牲共5418人；武丁至帝乙90年共用人牲1950人；而纣王和欺负在位四十年共用人牲75人[9]。由此可见帝纣对百姓并没有后世史学家说的如此残暴。帝纣修建鹿台和沙丘一方面体现了帝纣不恤民力，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商朝数百年来财富的殷实。

古之学者对帝纣受到的待遇也表示了不满如子贡疑问：“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10]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他指出对纣王评价也失当，认为纣王过错并没有后世说的那么严重。《韩非子》记载了一段足以证明帝纣非失去人性的暴君的记录。“费仲说纣曰：‘西昌伯贤，百姓悦之，诸侯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纣曰：‘子言，义主，何可诛？’费仲曰：‘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彩，必践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卒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且主而诛臣，焉有过？’纣曰：‘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11]韩非子这段话旗帜鲜明的表明帝纣是一位任人唯贤的君主，帝纣不因西伯候广施仁德而导致诸侯、人民依附于周国从而减弱自己威信和力量而诛杀周文王，而能认识到仁义是君主用来勉励臣民的，不可以因嫉妒而胡乱挥舞屠刀。奸臣费仲怂恿纣王杀西伯侯，纣王能够清醒并且合理分析出如此大道理实属不易之举，试问有多少帝王能够做到如此。

四、内部斗争与东夷之乱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之牧野”[12]司马迁这句话本意是表达纣王无道贤臣皆被杀或无奈叛他而去周，但同时这句话也反映出商朝统治阶级上层离心离德，不能在危机时刻集中力量对付外敌，进一步削弱了统治力量，加速了商朝灭亡。一个国家内部是否团结对这个国家稳定和抗击外敌侵略有重要影响。

“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13]“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太甲潜出桐，杀伊尹”[14]伊尹是商初重臣，权重于君。达到可以废立天子地步，把天子关在桐宫反省三年里，替天子朝见诸侯，虽不称天子但胜似天子。后太甲逃出桐宫杀了伊才得以重新掌握政权，反映了商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利纷争不断，无法形成一个稳固统治核心。古代社会里大臣权重则势必导致王权不稳，国家则必陷于纷乱。“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负衰”[15]司马迁记载自从祖庚去世，祖甲继位以后，祖甲不理政事，荒淫无道，使商朝在武丁复兴后再次衰落。继祖甲后禀辛、庚丁、武乙、太丁、乙、其中武乙无道，引起众怒，其他天子皆无建树，数代帝王累积的矛盾使商朝几重难返，到了帝纣时各种矛盾爆发，周乘虚而入灭亡了商。

东夷是商朝东边一个部落群，据史料分析历史上东夷族群活动范围北起幽燕南至淮水东抵黄、渤海西止豫东、豫东几乎与华夏族相同②。在商朝强盛时期东夷一直臣服于商，但是到了商朝后期国力衰退东夷出现了叛乱。“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16]“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7]《左传》中记载，在周人在攻打离商都只有两百里的黎国时，东夷再次发生叛乱，纣王派兵平定了叛乱但是使自身力量受到了很大牵制和削弱。纣王在位时期东夷共发生了三次叛乱，时间长达十五年，纣王三次亲征，虽然最终战胜了东夷，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长达十五年的战争足以动摇国之根本。纣王在平定叛乱后留下主将飞廉率军驻守，防止东夷再次叛乱，由于大批商军主力留在东边防范东夷，导致西边边防实力空虚，为周的进攻给予了可乘之机。因此商朝灭亡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东夷作乱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后才使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