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研究

王艳 　　海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逐渐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地球村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开始频繁交流。跨国公司的增多、外国留学生的涌现、外国移民的加入、国际会议与大型国际活动的开展、国际都市的出现等等都使得跨文化交际学科越来越重要。而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应得到提高以适应新的发展。本文就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和实践做了综述，梳理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各类研究，以带动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 　　1. 国外研究 　　1956年，Chomsky在其文章《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首次提出了“语言能力”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an ideal user’s knowledge of his language”，强调了语言使用规则。然而，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文化。1967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首先采用了“交际能力”，对Chomsky进行了批判，他认为Chomsky关于“能力”的定义存在局限性。Hymes（1972）提出交际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可能性、可行性、得体性和表现性。其中，得体性强调了语言使用应符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1959年，Hall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言语交际行为作了深入分析，此书因此成为了跨文化交际的开山之作（戴晓东, 2011）。随后众多学者在该领域继续探索，跨文化交际历经半个世纪的旅程，理论框架也越来越清晰丰满，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Ruben（1989）提出了Behavior-skill Approach模型，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看作是一系列的交际行为。Gudykunst等人（1977）从心理角度来解释交际行为，提出了焦虑性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他指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者，不是用其文化准则而是以第三者的视角来解释其行为模式。Ting-Toomey（1988）提出了身份协商理论，该理论围绕跨文化交际中的身份冲突问题，分析了面子的行为与策略。 Bennett（1986, 1993）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度发展模型，来解释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反应。根据观察和别人对跨文化经历的叙述，该模型主要关注民族优越感（Bennett, 1993）（自身文化的世界观占据主要地位）和民族相对主义（坦然接受众多标准和习俗，并在跨文化场景中自觉调整行为和判断标准）的构建 （Bennett & Bennett, 2004）。然而，该理论的前提是：民族相对主义世界观更能有效培养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以及适应陌生环境所需要的态度、知识和行为（Kim, 2005）。 　　Deardorff （2006）创建了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主要用来评估学习结果，并进一步发展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根据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具体态度、知识和技能，来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在和外在结果。Spitzberg （2010）认为“能力”应该被认为是对各种行为的社会评价，并强调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社会评价的两个主要标准：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 & Cupach（1984）认为大多现存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模型（ICC）都不全面，主要包括了一些文献综述，并就此陈列出了相关的技能、能力和态度等。因此，他们建议发展出一套综合性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不仅包含理论和实践综述，还应该能预测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行为。Spitzberg & Cupach的Cross-Cultural Attitude Approach包含一系列成分，可划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个体系统、片段系统和关系系统。 　　2. 国内研究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显要的话题 (戴晓东, 2011)。何道宽（1983）正式把跨文化交际学引入中国外语学界。此后10年里。中国的跨文化研究也逐渐展开。 　　何道宽和阎庄（1986）提出文化差异往往造成两种类型的失误：第一是语言本身的失误，第二是社交语用的失误。 　　林大津（1996）根据D. Hymes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可以从行为、知识结构和道德伦理三个层面来解释跨文化交际能力。一个成功的交际者应该具有得体、有效的行为，相关的语言、文化与收集信息的知识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并应该具有尊重对方、乐于接受文化差异的道德观。高一虹（1998）以中国文化中的“道”与“器”来解读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并批评了以“功效”为中心进行研究的缺陷。她认为应该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以及“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她还指出，“器”得于“道”，“道”寓于“器”，两者相互依存。许力生（1997, 2000）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的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有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有跨文化性。 　　高永晨（2003, 2005）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原则。胡庚申（2004）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业；在国际交流者，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戴晓东（2009）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方向扩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文化共识，是构建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