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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2024-07-16 06:0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本文经授权转自公众号“青浦科普”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早于1909年9月)。

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高梦旦)、教务长是李登辉。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李登辉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沈颐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银元)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

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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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琴:我与哈利·波特二十年丨丨丨丨丨丨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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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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