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梁园：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

这个秋日的傍晚，在商丘市宋国古城考古发掘现场，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政委指着已挖掘到地下10米的深坑，让我分辨叠加在宋国古城遗留之上的唐代睢阳古城城址：“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宋国古城南城墙中段偏东，土壤发黑的部分，基本属于睢阳古城，唐代的睢阳城用了宋国古城南城墙东边的一部分，在它的东南角。”2023年初，考古工作者在这段城墙下发现了一座葬于天宝十二载（753）的颜大娘墓，表明至少到那时，睢阳城的这段城墙已经荒废为野地。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睢阳城发生了一场长达10个月的惨烈的围城之战，为整个唐王朝的反攻赢得至为关键的准备时间。

睢阳古城是唐代宋州治所所在，在今天商丘市所遗留的明代古城南面。这里也曾是汉初梁孝王封地所在。梁孝王在这里广筑园囿，招引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等一批文人谋士游乐其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梁园。因此在唐代，睢阳城也常被称为梁园或者梁苑。

战争对睢阳城造成巨大破坏，黄河的决堤泛滥，则将古城的昔日繁华埋于地下，这也是同处黄泛区的黄河中下游所有古城的共同命运。据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李可亭介绍，南宋初，1128年十一月，为阻击金兵南下，开封留守杜充在滑县南部掘开黄河河口，黄河东流夺淮入海，“李白、杜甫、高适在商丘的时候，梁园遗址还在，直到南宋初年，这里被黄河淹没”。

李白第一次漫游梁园时，这座皇家园林早已荒败。在《梁园吟》中，诗人面对荒园废墟、断壁残垣，感慨万千：“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在这首诗的开头，李白则写道“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可以据此推断，李白是在离开都城长安后，沿黄河顺流而下，抵达梁园的。可由于这首诗中写到的古迹所在地，不仅包括宋州（治所在今商丘市），也包括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由此引发学界长期争论：梁孝王所建的梁园究竟在哪儿？此外，李白究竟在何时首次来到梁园？

回答上述问题前，我们或许有必要了解在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构筑的交通网络中，汴州和宋州所处的位置。

历史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写道：“而其（汴州）位置又与长安、洛阳同在一条东西轴线上，故西东两都之驿道东延至汴州，称为大路驿，为唐代全国交通网之总轴枢。”如果将这条贯通两京的大路驿再向东南稍作延伸，便到了宋州。尤为重要的是，汴、宋两地同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的大城市。隋炀帝时开凿的这条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市西北广武山北）分河东南而行，经汴州、宋州诸州，逶迤至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入于淮水，是唐代南北沟通的中东西三大孔道中的东线，由于连接东南钱粮税赋之地，极为重要。据严耕望统计，唐中叶之前，东南每年达100万至200万石的漕粮，还有十倍于此的钱币、茶盐织品及其他贡品，由通济渠运往东西两都及其他北方重镇。

由于同处交通要道，相距不过300里，汴、宋唇齿互依，人们在谈及当地形势时，往往把两地并举，容易混淆。一些混乱的史籍记载，更易引起人们误解，正如安旗、薛天纬在《李白年谱》中所说：“《一统志》既将梁园列在开封古迹内，又将其地列在归德（即汉之睢阳，唐之宋城）古迹内。盖从《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志》，以汉文帝封孝王于大梁（唐时为开封与浚仪），孝王以其地卑湿，迁都睢阳。今人遂有两个梁园之说。”安旗随后考证得出的结论：无论梁孝王是否曾都大梁，梁园不在开封，而在商丘，如今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只是，如何理解李白在《梁园吟》一诗中兼及两地古迹，比如“平台”在商丘，“渌池”在开封，莫非李白所理解的梁园，是包含两地在内？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葛景春便持此种观点，在他看来，梁孝王的封地曾从开封迁往商丘，“且《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故在诗人看来，梁园之大，是包括梁宋二地的。因此将此二地统称为梁园，也是可以理解的。故我们也不必分得太清楚。”

无论如何，根据诗中描述，李白是沿着黄河而下，走水路而抵达梁园的。在当时，从长安出发，经广通渠或沿渭河而下，至潼关附近入黄河，一路经洛阳到开封，再沿通济渠到达商丘，全程走水路完全可行，但正如《通典》所载“东都至陕，河路艰险”，也就是说，从洛阳到陕西潼关的黄河河道非常难走，经常翻船。正因如此，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朝廷采用宰相裴耀卿提出的“节级搬运法”，南方船只将漕粮运送到通济渠上口，便返回南方，再由熟悉黄河水情的当地船工将漕粮运送至长安。

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李白当时是全程走水路到达梁园，还是先走函谷关陆路，到汴河（通济渠）河口后再沿黄河而下。所以如此细辨李白这趟行程的具体走法，是因为关涉《梁园吟》这首诗的系年问题。

目前为多数学者认可，李白曾两入长安：第一次是在他“酒隐安陆”期间的开元十八年（730）初夏，29岁的李白在安陆谒见裴长史被拒后，希望“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在长安遭遇一系列的失意之后，李白于次年初夏，离开长安；第二次是在天宝元年（742）秋天，两年前李白已从安陆移家东鲁（今济宁市兖州区）。接到玄宗诏书后，志得意满的李白，快马加鞭，鲁郡到长安约1000公里的路程，通常要走一个多月，这次他只用15天便赶到了。一年半后，天宝三载（744）春天，在朝中遭遇谗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李白究竟何时初入梁园并写作《梁园吟》？一些学者将其系于天宝三载李白与杜甫、高适等人的梁宋漫游途中。安旗对此并不认同，她的重要判断依据是，“诗云‘我浮黄河去京阙’，是出长安后由黄河水程东去，而天宝间出长安系由商洛陆路东去”。这条从商洛东去的路，由关中东南行，经蓝田武关道，或由河洛西南行，经洛阳至南阳、襄阳，均可到达湖北湖南岭南的广大南方地区，为唐代南北沟通三大孔道的中线。

开元十九年（731）初夏，李白带着失望离开长安。刚入长安时，他带着许氏家人的介绍信，原本希望谒见左丞相张说，可当时张说已经生病，张说的儿子张垍，这个日后对他多有陷害的驸马，安排他到无人居住的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落脚，让他饱受冷遇。拜谒其他王公大臣也均无结果后，李白又出游长安附近的邠州、坊州，浪游无成，不得不返回安陆。

返回安陆途中，李白为何决定泛黄河而游梁园呢？或许，轻舟慢行，更便于漫无目的的归途，也有助排遣心中的落寞失意。此外，对唐代士子来说，梁园并不陌生。收录于《文选》中的枚乘的《七发》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正写于梁园时期；而南朝文人谢惠连在《雪赋》中所写的，梁孝王带着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人，在一个下雪天饮酒写赋的场景，更是令人神往。

有唐一代，自高宗年间进士科举在原来的策论和帖经之外，加试杂文，后又逐渐变为专试诗赋。正如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分析，“应试的诗赋看重词藻、事对，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水平，根据唐初以来形成的风气，就要精通《文选》。《文选》为习举业的士子提供了丰富的词藻、典故，也提供了极佳的范文”。李白虽然后来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希望得到皇帝征聘，从此步入仕途，但他早年似乎也有过应进士举的打算。据《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足见他对《文选》的熟悉程度。

只是，想象中的梁园早已破败。“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平台在商丘梁国古城的东面。《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冶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以此观之，梁园大致是在今天以商丘市商丘古城至平台为中心，纵横30余里，方圆300余里的广大区域。李白的时代，平台还是一个可以登临的高台。20多年前，李可亭到古城东北角寻找平台遗址时，发现高台早已夷平，除了一块写着“平台遗址”的石碑外，就剩下不远处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棵树龄据称达2000年的银杏树，为唯一不曾变迁的梁园遗物。一个阳光炙热的午后，我们找到了那棵银杏树，巨大的铺开的树冠上，一些枝丫已经干枯，而那块标示遗址位置的石碑再也找不到了。

面对梁园遗迹，李白想到了在蓬池咏怀的阮籍，门客三千的信陵君。阮籍与信陵君，当年都在开封活动。葛景春告诉我，据今人考证，信陵君的故居就在开封相国寺周围，只是已杳无踪迹。当年阮籍歌咏的蓬池，则在开封市下面的尉氏县。开封自古民风强悍，从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门客朱亥和侯嬴起，便以侠客闻名。李白的《侠客行》与高适的《古大梁行》，所描述的都是这段史实。李白曾在长安街头目睹斗鸡走狗之辈权势熏天的场景，不禁忧虑盛唐的太平繁荣，将来也会像当年的大梁和宋城的梁园一样，化为春梦。尽管充满忧思，泪沾襟，李白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这种心情几乎贯穿于李白两次出入长安之间，正如安旗在《李白年谱》中所总结的：“诗末虽悲不遇，犹寄希望于将来，曰：‘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此亦李白第一次出长安后心情，迥不似天宝间出长安后几于绝望矣。”

离开梁园，李白仍不想回安陆，他掉头西行，爬遍嵩山三十六峰，寻找一位被称为焦炼师的女道士。在葛景春的指点下，我们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在登封永泰禅寺荒凉幽深的院落中，找到了那棵树龄据说同样在2000年左右的娑罗树。据说，李白在《赠嵩山焦炼师》一诗开头所写“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一年开三次花的树正是永泰禅寺中的娑罗树。

巧的是，这年秋天，李白在嵩山山脚遇到20多岁便在蜀中认识的道友元丹丘。李白还受邀到元丹丘位于嵩山主峰西南的颍阳山居，住了一段时间，留下《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元丹丘歌》等诗歌。五年之后，开元二十四年（736）秋天，李白与元丹丘的表兄元演一起北游太原返回后，再次到颍阳山居与元丹丘相会，在这里写下名篇《将进酒》。

在郑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常松木的带领下，根据李白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序中的描写“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我们在登封市颍阳镇马岭山山脚的大道旁，推测距山神庙不远一处郁郁葱葱、视野开阔的山坡上，最有可能是元丹丘山居所在。诗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见在山居能够看到黄河，不过考虑到李白喜欢在游历中移花接木、连类而及的写法，黄河景象未必见于山居，很可能见于嵩山的某座山峰。

天宝三载（744）春天，43岁的李白，在离开长安后，沿着蓝田武关道，路过商州东去，并在这年初夏，与杜甫初会于洛阳。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伟大的相会，闻一多在《杜甫》一文中语带夸张地描写道：“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们再紧逼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黄天的祥瑞。”

这个场景出现在许多传记描写中。人们对李杜初会于洛阳的判断依据，主要来自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的描写：“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那一年，杜甫33岁，经历了9年前的科举不第，他像李白一样到处干谒，毫无收获。与当时刚刚“赐金放还”、诗名满天下的李白相比，杜甫在诗坛几乎默默无名。新婚不久的杜甫本来和妻子住在洛阳东边30公里处的偃师，由于从小抚养他的二姑母生病，他便搬到洛阳仁风里姑母家中，照顾后者。

洛阳短暂相聚后，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不过这年五月，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开封（陈留郡），八月归葬偃师，两人的梁宋漫游，当成行于八月卢氏丧事结束之后。其间，李白前往开封，投奔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商请前往北海郡接受道箓的事情。

这年夏秋之间，李、杜与高适结伴同游于梁宋，三人一起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猎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在不少传记中，李杜与高适在开封相遇，一起游历相传为师旷奏乐的古吹台，这次游历见于杜甫晚年所作《遣怀》中的追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古吹台，也叫禹王台，位于开封东南的禹王台公园中。与寻常公园不同，这里由于远离市中心，园内古木苍翠，人迹稀少，穿过两株巨大的凌霄花树，拾级而上，从禹王庙旁的侧门进去，便是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三贤祠，房里所塑三位诗人雕像，正是为了纪念此次梁宋之游。在河南大学古籍修复中心工作的佟燕华，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这里几十年没有变化，草木很深，人也不多，一种落魄公园的感觉”。然而，那种荒凉的感觉，却一下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当年怀古所见：“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三人结伴同游梁宋，是在宋州，而非汴州。已退休的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原院长王增文考证唐代诗文典籍，发现唐人称“梁宋”“梁城”时，一般单指宋州，也即今天的商丘，对今天的开封，唐人则一般称为“汴州”“陈留”或“古大梁”。《新唐书·杜甫传》中据杜诗“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有关杜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的记载并不可信。理由在于，杜诗中后两句“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所写芒砀山属宋州所辖，雁鹜即梁园中雁池一景，为当年梁孝王与枚乘、司马相如等文士的游乐之所，考虑到全诗“昔我游宋中”的内容，杜诗中的“吹台”更可能如《全唐诗》在“吹”字后夹注所说“一作文”，也即梁孝王当年为了纪念孔子路过商丘而修建的文雅台。

无论如何，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李白已谢世四年时，年迈的杜甫在夔州写下《遣怀》，依然激动不已，对壮年时期的这次梁宋漫游念念不忘。在这首诗中，当年的商丘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在杜甫的描写中，当时的商丘，是极为繁华的通都大邑，这座梁孝王的故都，虽然名气稍逊于通济渠旁的另外一座著名都会开封，繁华程度则不亚于贝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市清河县）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古城人口稠密，人口多达9万户，建筑宏伟，生活奢华，游侠之风盛行。

三人骑马穿行于梁园，饮酒作诗。那些古老的宫阙虽已不存，但见诸诗赋的梁园遗迹，仍然不少。三人之中，高适流寓梁园的时间最久，据周勋初《高适年谱》考证，高适从22岁到46岁的20多年间，除几次出游，几乎都在商丘过着半耕半读的艰苦生活。这次梁园之游，高适是李白与杜甫最好的向导。

在《宋中十首》中，高适谈及梁园时写道：“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在三人游历的这些高台遗迹中，除了平台和文雅台，如今商丘还有三陵台、清泠台与赭霞台可考。清泠台本为当年梁园清泠池上的钓台，北宋之后钓台所在的清凉寺，因赵匡胤任归德节度使时曾经到此，成为一座皇家寺院。清凉寺虽已不复当年辉煌，看起来却古朴清简，别有一番风味。从山门到正殿缓缓升起的坡地，仍让人遐想当年钓台所在。赭霞台，当地人又称为朱台，由于正在扩建过程中，寻找殊为不易。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商丘古城西北九公里处的三陵台。这里本为宋国三位国君的陵墓所在地，梁孝王在此增筑许多亭台楼榭，使之成为梁园胜景之一。由于是古墓所在，整个园区更显幽深，在爬满藤萝的牌楼与森森古树中，珠颈斑鸠“哥哥姑”的叫声不绝于耳。草木深处，还能看到一块刻着“诗仙醉酒处”的石碑。尽管石碑看起来比较新，还是令人不禁怀想三位诗人当年诗酒漫游的时光。

离开梁园，三人前往商丘东北方的孟诸泽狩猎。李白在《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中详尽地描写了一次狩猎过程：几人一大早骑马出发，孟诸泽郊野的禽兽为之一空；日暮归来，又在单父东楼各献所获，炮炙佐酒，观看歌妓表演歌舞，通宵达旦而豪兴不减。单父东楼还有单父台位于今山东单县，唐时同属宋州。

尽管几人一起，慷慨怀古，把酒论文的时光十分快活，但忧思依然萦绕不去。用王增文的话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牢骚满腹；高适本来就在梁园耕读；杜甫30多岁了，进士没考上，大龄青年没工作，三个失意文人在商丘梁园相会，怀古就是怀念梁园，我怎么不像枚乘、司马相如那样遇到赏识自己的明君呢？”

虽然失意，三人的用世之心并未熄灭。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分析，天宝初年，李林甫任相后，朝廷日益重边，“诸道节度使尽用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倾覆天下”。此前，李白在翰林院担任翰林待诏，朝中大事多有耳闻，早在《战城南》中便流露出对征伐无度的讥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高适在宋州写作的《燕歌行》中，更直斥军中问题：“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多年之后，在《遣怀》一诗的后半段，杜甫同样长叹“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可见，三人在宋中漫游时，除了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还时常为时政、边事忧虑。

这一年的九、十月间，高适离开宋州，南游入楚。据陈贻焮分析，李白很可能与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同年秋冬之际，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市）紫极宫接受道箓，成为一名真正的道士。不久，杜甫也来到齐州，天宝四载（745）秋天，李白与杜甫在济南逗留了一段时间，又一起回到他在鲁郡的家，游历了东蒙山、石门山等地。两人在兖州东鲁门的石门水闸前相别，从此“飞蓬各自远”，不复相见。

天宝十二载（753），李白计划南下宣城。南游之前，他在梁园与蔡雄告别而作的《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中写道：“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尽管与酒隐安陆的十年一样，李白这段时间依然经常外出漫游，不过与安陆时期有个固定的家相比，这一时期，李白家在鲁郡，所谓“十载客梁园”，更像是一段以梁园为精神家园的漫游时光。如果说起初的梁园漫游，更多出于访古感怀，那么李白何以用“梁园”来概括自己的十年时光，梁园何以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回到李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更早便流寓梁园的高适的选择。据周勋初《高适年谱》，开元九年（721），高适在长安求仕无望后，回到宋州。他在《酬庞十兵曹》一诗中写道：“忆昔游京华，自言生羽翼。怀书访知己，末路空相识。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托身从畎亩，浪迹初自得。”这首诗的结尾两句“梁城多古意，携手共凄恻”，颇可玩味——“梁城多古意”，显然是指梁孝王时曾修筑的梁园古迹，“携手共凄恻”，则多少有点“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抱团取暖的意思。古意何以引来凄恻之情？

汉景帝四年（前153）前后，由于梁孝王刘武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汉景帝对这位备受母亲窦太后宠爱的胞弟喜爱有加，赏赐无数。梁国成为当时最大的诸侯国，梁孝王始筑梁苑，招贤纳士，除了之前从吴国投奔来的枚乘、邹阳、庄忌等人，汉景帝的郎官司马相如也在一次聚会后被梁园的文风所吸引，称病辞职后来到梁园。遥想当年梁园之盛，正如后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然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六月梁孝王去世之后，枚乘东归故乡淮阴，司马相如归蜀，盛极一时的梁园赋坛不过繁荣10年左右，就此风云流散，由此留下司马相如的名句：“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唐代凡是怀才不遇的士子，都有一个思想，就是寻找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精神家园诉苦，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正是怀念当年千金求士的燕昭王。南朝文人谢惠连的《雪赋》，对唐代士子影响很大，觉得梁园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被重用的地方，非常向往。”王增文说。梁园怀古，无疑会让高适、李白这样始终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子，在感慨之余，得到一丝精神上的慰藉。

此外，不论是李白还是高适，长期流寓梁园，始终抱有现实的考量。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郑慧霞分析这一时期李白的创作心态：“他在商丘的创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开封、商丘距离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比较近，李白为什么‘十载客梁园’？就是为了在这里寻找机会。李白最崇拜的是像鲁仲连、谢安这样的人，谈笑间就解决国家纠纷，然后华丽转身而去。就像他后来追随永王李璘时写的《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多大的期许，结果却老是碰壁，所以他不甘心，‘做客’正是为了寻找机会。”

那个时期，李白的家仍在鲁郡，不管是返回家中，还是南下北上到其他地方漫游，通济渠边的商丘梁园都是绕不过去的地方。南宋时期，通济渠已逐渐淤平。商丘至今还保留南关码头和夏邑县两个通济渠的遗址发掘点。在夏邑县通济渠遗址巨大的展厅里，仍能看到唐宋时期通济渠的河道遗存：顶宽25～30米的南北大堤，宽度达到100～120米的河道，以及堤内坡上分布密集的行人脚印、木桩遗迹，还有沿着南边河堤修建的16米宽的大道，一起见证着这条南北大动脉曾经的繁忙与兴盛。

天宝九载（750），49岁的李白重访梁园时，在那里结识了家住附近的宗氏。尽管此前在东鲁的时候，李白先后与一位刘姓女子和一位鲁女同居，并与后者生了一个名叫颇黎的男孩，不过李白并没有与这两位女性正式结婚，就像哈金在《通天之路：李白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他们的关系更像伙伴，而非情人”，她们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似乎是在李白长期在外漫游时，为他照顾已亡故的许氏所生的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李白和宗氏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入赘。这位宗氏的祖父同样曾经担任宰相。

李白两次入赘相门，虽有攀龙附凤之嫌，但他和妻子之间有真正的吸引与爱情，宗氏不但读书，而且个性独立，还与李白有着道教的共同信仰。在安史之乱前漫游南方的日子里，李白给宗氏写过多首诗作，其中一首《秋浦寄内》写道：“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后来，当永王李璘兵败，李白被投入浔阳狱中，正是这位宗氏为他四处奔走求情。

然而正如哈金分析，由于是入赘宗氏，“尽管他自己在山东有两栋房子和不少田产，在宗家，李白显然处于劣势……李白必须按宗家的规矩行事，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李白尽管非常想念孩子们，却无法接他们来河南”。那种难以融入妻子家庭的感觉，加深了他的客游之感。在梁园，李白始终是一个客人。或者说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客。

（本文写作参考安旗、薛天纬著《李白年谱》，周勋初著《李白评传》《高适年谱》，哈金著《通天之路：李白传》，葛景春著《李白传》，陈贻焮著《杜甫评传》，王增文著《文史探微》等书。感谢薛天玮、葛景春、郑慧霞、佟燕华、李可亭、丁玉琳、王增文、常松木、郜国营等师友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