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研究

基本信息：

作者：齐东方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2年12月

印次：1

ISBN：9787573205339

作者简介：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从事汉唐考古的教学与科研，研究涉及墓葬制度、丝绸之路、吐谷浑余部历史以及金银器、马具、玻璃器、陶俑等领域。著作有《走进死亡之海》《唤醒沉睡的王国》《我在考古现场》《碰撞与交融：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行走在汉唐之间》等。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直到唐代才令人改观。在中国，金银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造技艺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到唐代才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在国泰民安、财富聚集、相对自由的大唐帝国，奢靡享乐之风盛行，金银器物便成了人们的追求。正是此刻，“丝绸之路”兴盛畅通，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物的大量传入，犹如“万事俱备”之后的“东风”一样，为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于是，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唐代金银器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本书研究了唐代及唐以前金银器近500件器物，对每件器物都进行了详细鉴定、深入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唐代金银器资料最全、研究最深的著作。本书费时20年写成。

目录

序言 1

第一编　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 1

壹　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3

一、 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 3

二、 唐代金银器研究评述 7

贰　标准器物及标准器物群 11

一、 标准器物 11

二、 标准器物群 23

叁　器物形制分析 27

一、 杯 28

高足杯（28）　带把杯（36）　长杯（40）

二、 盘 44

圆形盘（44）　菱花形盘（46）　葵花形盘（48）　海棠形盘（52）

不规则形盘（53）

三、 碗 55

折腹碗（55）　弧腹碗（57）　带盖碗（61）　圜底及平底碗（62）

多曲碗（65）

四、 盒 69

圆形盒（69）　花瓣形盒（74）　方形盒（77）　不规则形盒（80）

蛤形盒（83）

五、 壶 87

提梁壶（87）　罐形壶（89）　带足壶（90）　注壶（92）　唾壶（94）

六、 瓶、炉、香囊、铛 95

七、 锅、豆、匜、盆 106

八、 茶托、茶碾子、茶罗子、盐台、笼子 108

九、 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 111

一〇、 蒲篮、温器、筹筒、龟形盒、支架、器盖 113

一一、 棺、椁、塔及其他 116

肆　器物纹样分析 121

一、 主题纹样 122

忍冬纹（122）　葡萄纹（123）　缠枝纹（124）　宝相花纹（130）

团花纹（135）　折枝纹（137）　荷叶纹（145）　绶带纹（146）

人物纹（147）

二、 附属纹样 149

联珠纹（149）　三角纹（150）　缠枝纹（151）　绳索纹（151）

卷云纹（152）　云曲纹（153）　小花纹（154）　半花纹（154）

叶瓣纹（155）　其他（156）

伍　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 159

一、 飞速发展时期 161

二、 成熟时期 163

三、 普及和多样化时期 165

陆　唐代金银工艺 171

一、 打作与捶揲 171

二、 鎏金与镀金 174

三、 掐丝与金银珠焊缀 176

四、 钑镂、錾刻和镂空 178

五、 铸造、铆接、镶嵌和平脱 179

柒　唐代南方地区的金银器 183

一、 南方地区金银器的发现 184

二、 南方地区金银器的特征 184

三、 南方金银器制造业发展的原因 190

第二编　金银制造业的发展 193

壹　金银器的出现及其利用 195

一、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金器 196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 198

三、 秦汉时期的金银器 206

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 214

贰　中国北方、西北地区的早期金银器 223

一、 匈奴系统的金银器 223

二、 鲜卑系统的金银器 234

叁　唐代以前外国输入的金银器 243

肆　唐代金银器的社会作用 257

一、 金银崇拜和进奉之风 257

二、 金银器的赏赐 261

伍　唐代金银采矿、冶炼及征收 265

一、 金银的开采 265

二、 金银的冶炼 267

三、 金银的征收 269

陆　唐代金银器制作作坊 275

一、 皇室和中央官府金银作坊 276

二、 皇室和中央官府金银作坊的工匠及管理 280

三、 地方官府的金银作坊 282

四、 私营金银作坊和民间个体金银工匠 287

柒　唐代外来金银及其器物 291

一、 白银之路 291

二、 文献中的外来金银及器物 293

三、 考古发现的外来金银器 295

四、 外来金银器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296

第三编　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 299

壹　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301

一、 粟特系统 302

二、 萨珊系统 306

三、 罗马—拜占庭系统 311

四、 其他文化因素 313

贰　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317

一、 遗迹的性质 317

二、 银器的产地及年代 318

三、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325

四、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327

叁　中国发现的粟特银碗 329

一、 沙坡村鹿纹银碗 329

二、 西安西郊缠枝纹银碗 335

三、 粟特银碗出现的历史背景 338

肆　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 341

一、 粟特银带把杯与唐代金银带把杯 342

二、 唐代金银带把杯分组 347

三、 各组器物的产地和制造者 351

四、 粟特带把杯与第二组器物 352

五、 粟特人在中国 354

伍　唐代金银器对粟特银器的影响 359

一、 粟特银器的研究状况及主要器类的变化趋势 359

二、 粟特银器形制所见的唐代风格 361

三、 粟特银器纹样所见的唐代风格 370

四、 中亚发现的中国风格的遗物及历史背景 372

陆　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 379

一、 萨珊式多曲长杯的发现与研究 379

二、 萨珊式多曲长杯的类型与年代 383

三、 萨珊式多曲长杯在唐代的演变 388

四、 萨珊式多曲长杯的影响 389

柒　唐代高足杯研究 393

一、 银高足杯的形制与纹样 393

二、 银高足杯的渊源 401

三、 铜、锡、石、陶瓷和玻璃高足杯 406

四、 银高足杯及其狩猎图像 409

捌　唐代墓葬壁画中所见的金银器皿 415

后记 423

再版后记 425

参考文献 427

索引 435

英文提要 451

序 言

　　黄金、白银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使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它们发生浓厚的兴趣：商人把它们当成财富，经济学家把它们视为价值尺度，艺术家将它们作为精美的艺术作品材料，而每个普通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与黄金、白银发生联系。

　　那么对考古学家来说，黄金和白银意味着什么？

　　183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 1788 ～ 1865年） 分析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划分方法对历史、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黄金、白银时代的说法，是因为它们没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但是，黄金、白银大约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金属，而且与铜、铁等其他金属不同，它们一被认识和利用，便始终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伴随，从未衰落。在中国考古学以器物质料分类的研究中，人们对商周以后的铜器没有兴趣，对汉代以后的铁器也缺乏热情，显然是因为那些遗物已不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不代表物质文化的主流。黄金和白银遗物从未成为某一时代具有重要标志性的器类，却也不曾有衰落的过程，如同它们自身的价值一样，是历代研究中“永恒”的题材。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黄金、白银及其器物体现出生活实用、观赏陈列、财富保存等多重价值，它们以货币、赋税、赏赐、贡奉、赠送、施舍、悬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功能，直接参与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在汉语词汇中都成了比喻事物的典范。如形容不可改变的原则时叫“金科玉律”，比喻时间宝贵称“一刻千金”，表示坚不可摧叫“固若金汤”，而写文章精炼和改文章精彩则叫“惜墨如金”“点石成金”，至于奢华而腐朽的生活被说成是“纸醉金迷”，一个人由坏向好的转变称作“浪子回头金不换”等等，金银的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金、银强烈的占有欲望和疯狂追求产生了无数历史传奇。8世纪的突厥人借口唐皇室赠送的黄金是假货，悍然发动了狼烟四起的战争；19世纪的“淘金热”，使数以万计的炎黄子孙东渡浩瀚的太平洋，到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去实现发财的梦想。1851年澳大利亚的一块土地上发现了黄金，采金人的涌入使这里变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个首都墨尔本。金银驱动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也诱发出人类灵魂的丑陋和罪恶。

　　黄金、白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才是考古学者研究金银及其器物的深层次的目的和意义。

　　然而，对黄金、白银的研究，从未像青铜、铁、陶瓷、丝绸等质料那样出现一部部的专著，寥若晨星的文章散见在各种书刊中。原因并不令人费解，除了黄金、白银没有像青铜、铁一样成为人类进步划时代的象征外，它们的出土发现远不如其他质料的遗物多，而且几乎每件器物都是珍贵文物，亲眼看见的机会不多，而对视觉观察实物极为重要的考古学来说，看不到实物的研究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与金银器自身的灿烂辉煌相比，对它们的研究显得格外苍白。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直到唐代才令人改观。在中国，金银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造技艺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到唐代才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在国泰民安、财富聚集、相对自由的大唐帝国，奢靡享乐之风盛行，金银器物便成了人们的追求。正是此刻，“丝绸之路”兴盛畅通，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金银器物的大量传入，犹如“万事俱备”之后的“东风”一样，为唐代金银器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于是，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唐代金银器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唐代没有哪类物品像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古人在金银器物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丰富多彩的金银器，微妙地与唐代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继往开来的唐代金银器又在中国金银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整个中国古代金银器而言，相比溯源和追流，首先把唐代金银器清理一番更是当务之急。因此，从考古、历史和中外关系的角度为唐代金银器写本书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仅仅把金银器当成青铜、铁、陶瓷、丝绸等不同质料的考古学类别对待，将失去金银器研究的特别意义。仔细观察这些器物的造型、纹样和制法，不仅会惊叹唐朝艺匠卓越的创造才能和人们的艺术品位，也不难发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巧妙的融合。金银器在历史中扮演的奇特角色是通常的考古遗物中未曾见到的。

　　收集有关古代金银器的资料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十分繁琐的工作，但材料占有多少对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以往学者的著作主要有陆九皋、韩伟的《唐代金银器》、韩伟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瑞典俞博（Bo Gyllensvord）的《唐代金银器》《卡尔 · 凯波收藏的中国金银和陶瓷器》，美国威廉（Clarence W. Kelley）的《美国收藏的中国金银器》。这些著作总共涉及唐代金银器皿300多件，是我主要依靠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截止到1998年，我共收集到唐代金银器皿1 000多件，还收集了大量唐以前的金银器资料。当然，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资料大全。作为学术研究必须对材料加以选择：被我剔出不用的器物，一是那些重复的器物，即在同样的器物中往往仅选一件。二是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却没有图片的器物。三是由于印刷质量等问题，报告提供的图片模糊不清、无法利用的器物（a 湖南麻阳县发现唐代金银器28件（参见怀化地区博物馆等： 《湖南麻阳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文博》1993年1期），但图片模糊不清，而且同类器物在其他遗址中亦有出土，故本书未采用。）四是有的器物的真伪引起我的怀疑，故不采纳。遗憾的是，收藏在外国的唐代金银器，个人藏品、博物馆藏品有关报道发表零散，收藏地点时有改变，我无条件一一核对，可能会有错误，更可能遗漏。最后我选择的器物有近500件。在材料收集和选择中，我尤其重视的是地下发掘品，因为经过科学发掘的物品不需要进行真伪鉴定，而准确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遗迹的环境、伴出的器物等等无疑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研究唐代金银器，光凭金银器自身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利用了以下三方面的资料： （1） 与唐代金银器关系密切的壁画、铜器、陶瓷器等。一个时代的遗物，尽管质料不同，但在造型、纹样、工艺等方面常常具有共同性，是唐代金银器研究的重要参考。（2） 相当于唐代及稍早的外国金银器也是重要参考，特别是粟特、萨珊银器与唐代关系密切，这些资料主要得益于马尔萨克（Б. И. Маршак）的《粟特银器》和波普（A. U. Pope） 的《波斯艺术综述》。（3）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唐朝那样留下丰富的文献史料，在浩如烟海、记录零散的古代文献中寻找与金银器有关的史料，我虽然竭尽全力，但仍不能保证没有遗漏。

　　在资料准备基础上，我的研究最后解决了如下问题：

　　1. 考古学的分期研究

　　唐朝的300年间，最初是中国的征服、移民时代，并引发出中亚地区一系列民族的迁徙，唐朝对外扩张的同时，也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入侵。紧接着的“盛唐时期”，富裕、奢侈和文化的复兴，把唐朝带到辉煌的顶峰。而“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形势急转直下，战乱与藩镇割据，使辉煌的唐朝在10世纪消失于历史舞台。历史发展与金银器的演变有关，这就必须有一个分期的框架。分期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我所作的是纠正了以往对某些器物断代的错误，并试图把金银器的分期与唐代历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把唐代金银器分为“飞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普及和多样化时期”。

　　7世纪至8世纪初是“飞速发展时期”。唐夺取政权后，便立即经营西部，太宗和高宗时期，唐朝对西域的五次重大军事行动及其胜利，打通了中国王朝与西方交往的商路，并在西域设置了许多行政机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内稳定，中西交通繁荣，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物品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中国金银矿的普遍开采，中央政府又专门设立了金银作坊，使金银器生产迅速发展。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的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东罗马等地的金银器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影响。7世纪至8世纪中叶，唐代金银器中流行的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纹样盛行的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等，这些非中国传统的器物形制和纹样，十分明显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的，西方盛行的捶揲技术也被唐代工匠全面掌握，不仅器物形态捶揲制成，器表又捶出凹凸变化的纹样轮廓，再錾刻细部纹样。将另外制成的凹凸起伏的花纹片，嵌或贴在器胎上，焊接后整体为半浮雕式，更是直接学习了西方金银器皿的做法。由于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艺术等传统上的差异，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上的不同，唐朝在接受西方器物影响的同时，也开始了创新，使器物的造型、纹样变得更适合中国人的使用和观赏。

　　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是“成熟时期”。8世纪前半叶，唐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学术、文化出现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这一社会背景对金银器创作产生了影响。唐朝工匠经历了从7世纪到8世纪初约100年的生产实践后，完全摆脱了西方模式，按自身民族化的方向发展。新一代工匠所受的盛唐文化熏陶，与早期工匠受“胡化之风”的影响不同，因此，金银器制作便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了。高足杯、带把杯、长杯和忍冬纹、葡萄纹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种壶、盘、盒，器皿的外形多作成四五曲花形。宝相花纹、折枝纹、团花纹兴起。纹样布局疏朗，内容写实。少数器物上与西方金银器相似之处不再是直接来自西方金银器的影响，而是继承了前期器物的特点，器物的形制和纹样大多是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此前中国传统器物的创新作品。9世纪是“普及和多样化时期”。9世纪，唐代方镇割据势力强大，中央集权衰落，与西方等周边地区的往来也进入低潮。两税法实施后，社会经济也出现改变，商品市场得到发展，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唐代前期，金银器生产主要由中央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地方官府及私营的金银器作坊出现。金银器是高级贵族用品，9世纪的所谓普及和多样化只是相对前两期而言的。金银器的商品化，使器物更具实用性，一些富裕的百姓也开始使用金银器物，尤其是在南方地区较盛。金银器的商品化，也使许多器物形制趋向单薄、简洁，而器物种类却大增。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的茶具类、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蒲篮、温器、筹筒、龟盒、支架等器类均属这一时期的产品。碗、盒、盘的形制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流行花口、浅腹斜壁碗和四五曲花形带足的盒、葵花形的盘等。折枝纹种类繁多，并以阔叶大花为特点。鸳鸯、鹦鹉、鸿雁、双鱼等纹样成为人们喜爱的动物题材，新出现荷叶纹、绶带纹、叶瓣纹。纹样风格自由随意，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带有刻铭的器物增多。

　　2. 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的研究

　　唐代金银器出现的繁荣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用了三个章节对唐代以前的中国金银器进行了全面论述，虽然这不是本书的重点，也显得简略，但对于正确地理解和阐述唐代金银器是绝对必要的。

　　唐代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对金银所有的神秘观念，同时又把金银器皿的使用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之中。皇室和权贵们对金银器物的喜好，使一些人通过进奉金银器取得了帝王的宠幸。在宫廷斗争、外交活动、军事战争等方面，金银器成为收买、赏赐的主要物品。所有这些都为唐代金银器物的制造发展提供了契机，促使金银器越做越精美，越做越多。如文献中记录9世纪前半叶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有三次进奉金银器，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皿达5 900多件。而帝王用于赏赐的金银器在文献记载中更比比皆是。

　　金银采矿、冶炼、征收、作坊等整套完备组织和制度，是唐代金银器得以蓬勃发展的保证。《新唐书 · 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金的府州73处，产、贡银的府州68处。采矿经营有官府和私人两大系统，允许私人采矿是唐朝的基本政策。政府对民间金银开采的鼓励，促进了金银矿业的开发，政府也从税收中获益，如唐朝的伊阳县中的一个银矿每年交税银就达千两之多。不少州府被指定要交纳金银，也可以用银来代替其他税收。唐代金银产量之高前所未有。唐代银器经过测定的纯度都很高，一般在98%以上，可见唐代银的冶炼技术也十分高超。

　　8世纪中叶以前，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十分明确的机构是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9世纪唐皇室作坊文思院兴盛。技艺高超的巧匠，几乎是强制性被征调为官府服役，各地有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集中于官府作坊，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官府作坊中原材料充足，生产条件优越，产品不计成本，可全心全意地进行创作。官府作坊的每件产品制成后，参与者的人名按其不同身份由低向高排列刻在器物上，严格的监督、检验程序，使产品质量极大提高。唐代还制定了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金银器制作要学习四年，通过严格考核后方能成为正式工匠，官府工匠的后代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

　　从考古发现带刻铭的金银器看，有越州（今浙江绍兴）、宣州（今安徽宣州）、桂州（今广西桂林）、洪州（今江西南昌）等，表明南方地区一些州设金银制造作坊。丁卯桥和下莘桥两处银器窖藏，许多器物造型一样，尺寸相同，显然是定做或出卖的商品；而银器上出现许多工匠的名字，文献记载的私人作坊、行会等，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是地方官府作坊和私营作坊发展成熟的标志。

　　3. 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研究

　　我不得不花费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外来文化对唐代金银器发展的影响极其重要。唐代的前半期是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中国长安、洛阳居住着来自突厥、回鹘、波斯、吐火罗和粟特等地的外国人，他们享受着与唐朝人一样的待遇，开设自己的宗教寺院，与内地人通婚，甚至当上唐朝的官吏。商人们还乐意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个城镇，以便利地获取商贸利益。都城长安的市场和河西走廊成为推销外国货的主要地点，也是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外来物品给唐朝人带来了新奇和丰富的想象，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行为。

　　以往的学者如美国的薛爱华（E. H. Shafer）、 中国的向达等对文献记载的中外关系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尽管他们深深地感到并极力推崇考古发现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没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如今我们可以主要依据地下出土的文物，而不是主要依据文献，系统而详细地阐述唐代的外来文明问题。考古发现的陶俑、壁画、金银器、玻璃器等，完全可领略出唐代长安国际都市的风采。而不易腐朽、容易在地下保存的金银器，也成为发掘出土较多的文物。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金银器的造型、纹样丰富，包含的信息量更多，而它们质地的珍贵，又首先影响着社会上层贵族的生活和思想，也引起广大普通市民的效仿。

　　关于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问题，我提出了对唐代产生重要影响的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庭三个系统。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金银器皿自身内涵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们本身常常是多种文化的集合。因此并不意味着三个系统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截然分开。但是西方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向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三个系统的划分或许对历史研究更有意义。

　　粟特银器与唐代银器的关系最密切。我考证出十几件过去被认为是唐代银器的银带把壶、银带把杯、银长杯、银盘、银碗是粟特输入品，并通过个别器物、一类器物、一批器物分别论述了粟特与唐代银器的关系。还进一步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对粟特的影响问题。

　　中国与萨珊往来最密切的是在北魏至唐初，目前中国仅出土萨珊银币已达3 000多枚，中国在4世纪至6世纪的墓葬中发现许多萨珊银器、玻璃器。唐代萨珊与中国通使29次，萨珊商人和后来的皇室遗族来到中国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两地关系的密切。萨珊式的金银长杯是唐代流行的器物。银器的纹样如绳索纹圆框内饰带翼的狮、鹿等“徽章式纹样”，显然接受了萨珊艺术的内容。

　　唐代前期流行的高足杯类，可能源于罗马 — 拜占庭的影响。对海上交通并不陌生的罗马 — 拜占庭人，很早就通过南海与中国交往。因此，罗马人常用的高足杯在中国南方有较多的铜、锡、陶瓷仿造品，唐代前期流行一时的银高足杯是受罗马 — 拜占庭器物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当然，由于萨珊、粟特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庭的陆路要道，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考古学、美术史研究面对的是实物，在上述研究中我尽可能地随文配有插图和照片。虽然用了约2 000幅图片，仍嫌不足，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大致面貌。

再版后记

　　这是一本20多年前写的书，如今重版，总要说上几句话。其实十几年前，人民美术出版社就想重版，签了合同，不知啥原因迟迟没出。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要出，所以改变了出版社。要再版，主要是市面上买不到，甚至炒高价，再版也许是对市场的回应。这书还有再版必要，说明还有存在的价值，有读者想看，对作者无疑是高兴的事。记得读书时，本科时的老师张忠培先生、硕博研究生时的导师宿白先生都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一篇文章5年后还被提起，就很不错了。一本书能存世20年也算不错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术著作被淘汰是常事，能够重版，至少不算是羞愧之作。

　　如今看来，这本书的问题肯定是有的。再版没有修订。要修订，可是不小的工程。因为本书出版在1999年，如今又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修订不是补充、丰富材料的问题，有些地方要改写，那就成另外一本书了。所以这本书只做了这几处内容上的修改：1. 本书刚刚出版时，参加了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的研究生周卫星的答辩，两人指出258页李希墓银碗的平面图是另一件辽代器物，谢二位赐教。此次再版替换为照片。2. 原书159页图1 — 528和1 — 529、图1 — 564和1 — 565互相错位，此次予以纠正。3. 关于甲骨文中“金”的写法，以前用得似不准确，这次以刘钊先生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一书收录的字为准。4. 原书第6页第5行“私人收藏以美国卡尔 · 凯波收藏最多”，改“美国”为“瑞典”。卡尔 · 凯波的收藏品，在美国做过两次展览并出版了图录，所以我当时以为卡尔 · 凯波是美国人，还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图录。后来我有机会见到同样研究唐代金银器（在20世纪50年代）的瑞典学者俞博，他与卡尔 · 凯波是多年好朋友，才得知卡尔 · 凯波是瑞典人。卡尔 · 凯波虽是收藏家，但对学术研究贡献很大，不能把他的国籍搞错a。5. 纠正了个别错别字。

　　还有一项比较大的改动，就是更换了不少图。这本1999年出版的书，记得是考古图书出版中第一次用电脑排版，第一次用电脑处理图像，一切都是探索。当时的扫描仪比现在落后得多，很多扫描图实在不清楚。这次重版尽可能进行了替换，还有不少图像又进行了电脑处理，变得更清晰了。这要重谢贺逸云、缪丹二位。

　　还有一个遗憾是，书中的资料，有些是在外国看到的书，当时只记了书名，翻拍的图质量很差，如今国内实在查不到原书，也找不到更好的图片，只好作罢。（可参见《瑞典卡尔 · 凯波收藏品的下落》，《文物天地》2000年6期。）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书重版，令我想起大学期间开始这项研究，读博士期间选择了这个题目为学位论文，博士毕业之后又用了10年进行修改补充。如今恍惚过去了40多年，写这本书时无论多么辛苦，现在回忆都变成了美好！

　　齐东方

　　2022年11月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