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后，为什么所有朝代都不在河南建都了？

因此，王朝定都在哪里，一直在军事和经济两种意见之中摇摆不定。

宋朝也摇摆过。

公元976年，北宋王朝围绕定都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宋太祖赵匡胤的意见是定都洛阳，但这还只是第一阶段，最终的目的地是长安。

赵匡胤的意见，就是军事重心决定论。历经五代乱世的这位雄主，已经在脑子里种下了风险的种子，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包括其弟晋王赵光义在内，北宋的一众臣僚，却集体反对。当时起居郎李符上书陈述了定都洛阳的八难，即：京邑凋敝、宫阙不备、郊庙未修、百司不具、畿内民困、军食不充、壁垒未设、千乘万骑盛暑扈行。

李符的意见，根本没有触及问题实质。因为其所谓的八难，全是战术问题而非战略问题。京邑、宫阙、郊庙、百司、壁垒，这些设施要么也可以建、要么可以修，都是花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至于没钱的窘境，如畿内民困、军食不充，这是短期可以克服的问题。而至于“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就更是扯淡了。平民百姓搬个家，还得锅碗瓢盆一堆、大车小车数趟。却没有谁会因为怕麻烦而不搬家了，因为生活就是麻烦。王朝迁都，肯定要更麻烦一些。但这些对于定都的百年大计，却完全可以忽略。

李符当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李符以及北宋官僚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立场。赵匡胤启用的文官士大夫们，主要是一批江淮经济官僚。这伙人关于治国的一贯立场，就是不折腾。见识远不及赵匡义的赵光义，居然说“在德不在险”。这种书生意气的说理辞章，完全应付不了真实世界的残酷。应付现实世界，你得讲硬逻辑，而不能讲道德。

所以，赵匡胤当然不信这群人的鬼话。同时，也从战略的维度，降维打击了赵光义这伙人的迂腐之见：

为何天下民力会被耗尽？原因就是幽云十六州没在自家手里。所以，定都开封，就要在华北平原上密布坚城、广撒重兵。但这笔钱可比迁都的花费大多了。

但是，天不遂人愿，赵匡胤死的早。而等他死了，也就没人再提迁都这件事了。后来的历史演变，几乎全被赵匡胤给想到了：

一个是北宋的冗兵问题，到仁宗朝已经养了上百万的军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也遭遇了冗兵问题，主要是节度使手里的兵，根本就裁不掉。但高峰时期也就八九十万军队。宋朝呢？直接干过百万。

另一个是首都的安全问题，两次汴梁之围，大宋基本就被女真一剑封喉了。北宋亡国，是历代王朝中，亡的最干净利索的。

这就是单纯考虑经济重心的恶果。宋朝以后，另一个汉人王朝是明朝。朱元璋时期，明朝定都在哪？定都南京。

宋朝定都开封，一个重要原因是路径依赖。那么，明朝的路径依赖是什么？明朝的路径依赖是江南财富。朱元璋依靠江南财富，不仅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而且消灭元朝、实现一统。这就是大明的开国基调。所以，大明和大宋一样，其本质都是经济重心胜过军事重心。大明可能还要更胜一筹，因为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更大。

但是，开国之君之所以大概率更雄才伟略一些，一个原因是幸存者偏差。这伙人就是从平民、军阀或权臣一路搞斗争、搞上来的。不雄才伟略的，早被丛林法则给淘汰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的经历。这些人看到过乱世、眼见过刀兵，也知道什么是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所以风险意识特别高。

刘邦就喜欢洛阳，梦想成为周天子第二。但是，娄敬和张良力谏之后，“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刘邦想也不想，当天就起驾奔赴长安定都了。而赵匡胤呢？任凭满朝文武再怎么反对，赵大官人也要定都洛阳。

朱元璋当然也有这种风险意识，也有这种战略眼光，自然也要考虑定都的问题。朱元璋和大臣们讨论出了西安、洛阳、开封、北平（今北京）等几个候选地。最后的结果呢？朱元璋还是选择在南京建都。原因是什么？

不折腾，因为大明朝折腾不起。元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与农民起义直接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元末经济危机。元朝出现了白银短缺和货币不足的问题，导致经济陷入通胀。这个货币紧缺而经济通胀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明朝建国。朱元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搞国家计划经济，几乎把商业经济给断了，于是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货币了，货币紧缺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所以，明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钱，而且是真没钱。关键是统治者也不想要钱了。而没钱就等于没血，当然也就不能随便折腾。

但是，到了朱棣时代，明朝就有钱了。同时，定都南京的问题也出现了。

这个问题还是老问题：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怎么平衡。你是定都南京了，一猛子扎到了经济中心。但是，身处南京的你，怎么控制北方边疆上的数十万军队。这伙人不满意，然后造反了，你怎么办？而靖难之役，完全就是军事中心的北平，干废了经济中心的南京。

五代十国有两个地理坐标，一个是军事中心山西、一个是经济中心河南。这两个地理坐标长期分离。结果就是：军事中心的山西一直充当改朝换代的狠角色，随时都能杀到河南、换一个皇帝。

大明朝也是这个问题，军事重心的长城一线，有几十万职业军人防着草原。但这伙人却是双刃剑，随时也能杀到南京换个皇帝。朱棣和靖难之变，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与其说天子守国门，不如说天子直接来到国门边上看着自己的几十万军队。

这是朱棣的考虑。但这个考虑不是小算盘，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趋势盘子。这个趋势盘子，也成为中国首都选择的重要线索或意见。

契丹的大辽、女真的大金以及蒙古的大元，它们定都在哪里？定都在北京。再往前看，南北朝的北魏定都在哪里？最初定都在山西大同。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征服型草原王朝，一般都会定都在长城一线。而最好的位置，就是北京。因为这些王朝都要统治草原和中原、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所以，处于交界地区的北京，就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古代中国关于定都的问题，总共三种解决意见：一个是经济重心决定论、一个是军事重心决定论，再有一个就是统治重心决定论。

这三种意见的集合点，就是北京。所以，宋以后不仅不会定都河南，而且也只能定都北京。

那朱棣定都北京大势原因是什么呢？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整合，成就元世祖忽必烈的功业。忽必烈这个草原雄主，能够一统中原和草原，建立强盛的大元帝国。那么，朱棣这个中原雄主，为什么不能一统草原和中原，建立强盛的大明帝国？明朝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原因不是骨头硬、脖子硬，而是雄心万丈。要统治草原，就要向草原输出秩序，而输出秩序的前提就是给草原进行定位。明朝人定位是：自己是天朝上国，草原是朝贡附属国。于是，这个逻辑也就决定了明朝就是打到亡国，也不会跟满清和解。灭不了你，也要打服你，打不服你，也要逼你臣服。

所以，宋以后的中央帝国，都是要把草原和中原整合到一起。大元和大清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是如此，大明也是如此。于是，统治重心决定论也就占了上风。而结合军事重心这个意见，定都北京也就成了大势所趋了。

为什么不能是河南？河南这时候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从来不是军事中心。而从统治重心考虑，也只能高效辐射中原地区，根本无力辐射草原。于是，首都当然就不会是河南了。

为什么不可是隋唐帝国的故都长安？长安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经济崩盘了。八百里关中平原，即便不荒废，也供应不起一个帝国都城的消费能力。隋唐大运河，其极限也就是把江淮与河北物资输送到洛阳。再往西输送到长安，已经困难重重。而元朝把大运河搞成了南北直线，这就更与长安没啥关系了。

所以，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路径依赖也罢、大势所趋也罢，北京成了多重意见权衡之后的最好结果。同时，北京也体现了中央帝国的雄心，华夏一统不再是中原一统，而是中原和草原一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