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者的逻辑：西蒙娜·薇依和阿尔贝·加缪

1943年夏秋时分，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临时政府“自由法国”收到了来自海峡对岸的一封信。三页信纸上打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写信人称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抵抗者”，并在信中描述了他在观察敌占区政治与道德环境时所感受到的“痛苦”。他说，我们在复兴与毁灭之间来回摇摆，为复兴而奋斗的人受到了两大理想的驱使，而这两种理想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对正义的明确渴望和对自由的深切需求。”不过，他还警示道，如果有一天我们创建了一种学说能够同时满足这两项要务，国家的宪政机构与财政机构都会被“彻底颠覆”。总之，无论如何，法国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

戴高乐可能从没读过这封信。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因罗斯福和丘吉尔而忙得心力交瘁，哪有时间去拆阅和思索国内抵抗运动发来的秘密信件。此外，戴高乐虽然把自己塑造成是自由法国的代表，但其实他背后有数百人在关注实现自由的具体细节。其中就有专门的分析人士会去读这些来自法国的信件，概括内容，然后向他们的顶头上司汇报。

这封特别的信一定会引起其中一位分析家的注意。这位分析家也像写信人一样，正在思考如何平衡自由与正义这两大相互冲突的原则。并且，她还想被派回法国，像写信人一样投身抵抗运动。她曾告诉好友，身在法国的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让我难以自拔、不知所措，我几乎成了一个废人，而我唯一能从困扰中恢复、解脱出来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承担大量的风险与艰苦”。她努力想要说服上级，却被多次拒绝了。确实，如果戴高乐自己读到这样的提议——带领一群像她一样训练不足的护士空降战场——他也会认为她是“疯了”。

但事实上，这位分析家没有看到这封信。信寄到时，她已不在岗位上，也不在人世间了。由于肺结核病情恶化——写信人也同样遭受着这种疾病的折磨，她在伦敦住院接受治疗，但是严格按照法国的食物配给量进食，拒绝比国内的同胞摄入更多食物。她认为这是在践行团结精神，而她的医生却把这当作是精神错乱的表现。她于8月底离世，验尸报告给出的结论是她“在精神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拒绝进食实施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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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位写信人和分析家的共同点不只有肺结核，前者是阿尔贝·加缪，后者是西蒙娜·薇依，二位后来成为了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加缪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声名大噪，他不仅创作出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还担任了抵抗运动刊物《战斗报》的编辑。法国解放时，这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已经成为了法国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颇有几分亨弗莱·鲍嘉的味道。他也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1960年1月，加缪死于一场车祸。

至于西蒙娜·薇依，她的名声还得再等一等。当然，她也不是什么追名逐利的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做了许多相互矛盾的事就能佐证这一点。薇依给中产阶级学生教过哲学，还给工厂工人教过希腊悲剧；她组织过法国的和平主义运动，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与共和派并肩作战；她精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和德语，还曾在多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她出生在法国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而离世时几乎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薇依也写了很多东西——大部分是她在伦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但她在世时几乎没有发表。她将个人笔记委托给了一位名为古斯塔夫·提本的葡萄园主保管，战争结束两年之后，提本出版了她的作品集，名为《重负与神恩》。（不需要打理葡萄园的时候，提本也关心神学和政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他支持反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法兰西运动，战争期间，他还支持同样反犹、同样威权的维希政权。）这本书让薇伊开始为人所知，三年后，《在期待之中》出版，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在期待之中》由另一位天主教知识分子、亲犹派抵抗者、多米尼加神父让-玛丽·佩兰编辑，这本书时根据薇依1942年离开法国后写给他的几封信件汇编而成，鞭辟入里地探讨了信仰与教会的主题。

这些作品使薇依成为了公认的宗教思想家。然而，作为政治和哲学思想家的薇依——她坚持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她“并没有研究上帝的问题”——却依然籍籍无名。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缪。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伽利玛出版社编辑的加缪推出了名为“希望（Espoir）”的新系列。这个系列一开始看起来就没什么希望：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窒息》（Asphyxia）。

不久之后，1948年，加缪发现了薇依的手稿。这给他带来的冲击是震撼性的，不是因为他在薇伊的作品中发现了新鲜而奇特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发现了古老而共通的东西。不仅是公众对薇依的理解被永久改变了，加缪对自己的理解也被改变了。这并不是说他变了，而是他更接近加缪了。

1949年，《扎根》出版，加缪由此开始编辑七本薇依的书。在这些作品中，加缪发现了一个和他一样深深着迷于古希腊的思想家。薇依对古希腊的思考加强了加缪对生活的悲剧意识——这在西西弗斯和《鼠疫》的叙述者里厄医生身上都有所体现，特别是薇依那篇著名的文章《〈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在面对力量无情的重创时，经历了罕见而“光辉的时刻”，这一幕到了加缪笔下，就是瘟疫在奥兰肆虐时，里厄和朋友塔鲁一起去海边游泳的时刻。

同样，加缪对苦难出自本能的理解——他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是聋哑人，靠打扫房间谋生——也被薇依的“灾厄（le malheur）”概念强化了。加缪出版的作品还包括薇依的《工厂日记》，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三家不同工厂工作长达一年的经历，其中一次差点要了她的命。她对这样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你即便丢了性命“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你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被羞辱到灵魂深处”。薇依在《人的个性》一文中探讨了苦难与灾厄的区别，加缪不仅出版了这篇文章，还在笔记本里抄下了大篇选段。

加缪在谈到薇依的另一篇手稿《工人的境况》时认为，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揭露了工厂工人噩梦般的生活：“工人所遭受的苦难让我们的文明蒙羞，这种情况必须立刻得到改善。”加缪的诺贝尔奖致辞也传达了薇依的恐惧——人类在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退化，逐渐变成物品。他还说，成为作家就要对他人负责，作家有责任为那些遭受“无尽苦难”的沉默的男男女女发声。

有一个很有说服力（但无确切记录）的说法是，加缪刚得知获奖消息，就赶去了薇依母亲家“收集想法”——他在编辑西蒙娜·薇依的手稿时，曾与其母塞尔玛·薇依密切合作过。还有一种同样很有说服力（且有充分记录）的说法，加缪在斯德哥尔摩提到了他与薇依的亲密连结。有记者问加缪，他觉得最亲近的作家是谁，加缪说是诗人勒内·夏尔和西蒙娜·薇依。记者提出薇依早已离世，加缪回答说，真正的朋友从来不会被死亡分隔开。

或许这段友谊留下最深刻的精神印记就是加缪所说的“反叛循环”，加缪正是在试图完成这一特殊循环时读到了薇依。如同早期的“荒谬循环”——由《局外人》《卡里古拉》《西西弗斯神话》组成，这个新循环也包含了一部小说、一部戏剧和一部哲学理论。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小说《鼠疫》，戏剧《正义者》也正要上演，可理论书籍却迟迟未能问世。加缪一直在苦苦挣扎，他的笔记和信件都充满了怀疑与绝望，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本书；等他真的完成了，他还在继续问自己这样的作品究竟是否有意义。

1951年，《反抗者》最终问世，有些批评家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萨特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些人认为它是部了不起的著作，包括勒内·夏尔，毫无疑问，加缪的另一位密友西蒙娜·薇依也会同意的。事实上，加缪有时仿佛是在向薇依说话，而不是向读者说话，当它谈及反叛与革命的区别时尤为如此。

加缪说，《反抗者》抵抗的是那些压迫和轻视他们的人：

奴隶起而反抗是为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认为，这种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仅属于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与压迫他的人在内。（摘自《反抗者》吕永真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清晰地呼应了薇依的主张，“当命令的方式需要摧毁底层人民的尊严时，服从者与命令者之间的斗争便是现存最合法、最积极、最真实的行动。”但反叛者与革命者不同，反叛者还会抵抗住诱惑，不要丧失人性，不要虐待压迫者。而矛盾的是，反叛必须温和。薇依在《压迫与自由》中称，对自己和他人的清醒洞察“可以消除贪得无厌的欲望和无谓的担忧；节制和勇气正来自于此，而不是其他东西，如果没有了这些美德，生活就只是一种可耻的狂乱”。在《伊利亚特》一文中，她再次强调了节制的必要性，用希腊诗人的话说就是“限度、尺度和均衡的理念”。同样，加缪也呼应了古希腊的这一信念，即尺度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他写道，古代悲剧的教训就是“不能逾越限度……在限度问题上犯错误，试图破坏平衡，就会招致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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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从薇依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关注：“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绝不去加强社会的非正义；要运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而不使谎言充斥世间；要在面对世人的痛苦时为争取幸福奋斗。”（摘自《反抗者》吕永真译本）如果幸福还太过遥远，我们至少可以试着留住体面。

本文作者Robert Zaretsky任教于休斯顿大学荣誉学院，发表过关于法国思想史的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新书《颠覆西蒙娜·薇依：五大思想下的生活》（The Subversive Simone Weil: A Life in Five Ideas）将于明年问世。

（翻译：都述文）

来源：洛杉矶书评

原标题：The Logic of the Rebel: On Simone Weil and Albert Ca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