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民：局外何人?

摘自《局外人》译本序

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总要超越应用者，也就是说，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艺术家只能再观其动态，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尤其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小说的作品”。

书名翻译有学问。譬如《局外人》，原文为l’Etranger，《法汉大词典》给出的词义是①外国人，②他人、外人、陌生人、局外人。最后一条显然是有了《局外人》的译法而后加的。最先译为《局外人》的人定是高手，因为只看原书名而不详读内容，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或者“外乡人”，当然离题太远了。“局外人”颇有置身局外的意思，与“局中人”“局内人”相反，倒也切合主人公默尔索的状态。其实，原书名在法语是个极普通的词，而汉语“局外人”则非同一般，译出作者在小说中赋予这个普通词的特殊内涵。不过，话又说回来，中法语言文化毕竟差异很大，尤其抽象的概念，很难找到完全对应、完全对等的。就拿“局外人”来说，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与某事无关的人”，这恐怕难以涵盖加缪在哲理小说中使用这个词的意义。

加缪第一部哲理小说，就用“局外人”来界定默尔索这个人物。尽管在此后的作品中，加缪并没有把具有他的哲理血统的人物统称为“局外人”，但是《局外人》这部小说影响太大了，后来的人物，不管叫什么名字，我们总不免认为，他们都同属于“局外人”这一族群。因此，如能确认这一族群是什么人，也就等于抓住了加缪哲学中最鲜活的成分。

加缪断言，“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他还列举出了几位，有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卡夫卡。他们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自诩为哲学家，却用充满哲理的小说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抽象的思想行为化为血肉之躯，而这种“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的安排，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闪耀着凝聚在内中无所限制的光芒”。这种作品，“既是一种终结，又是一场开端”，往往是一种“不作解释的哲学的成果，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圆成”。

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小说是观看和认识现实的工具，是哲学的成果，但是也“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作品才算完整”。哲理小说与哲学论著的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我们虽然知道，而由作者出面这样强调，我们就无须多虑了。不过，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我们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恰恰又是《局外人》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短短的中篇小说，足以引出数不胜数的分析评论文章和专著。因而，要弄清局外何人，还得透过小说中的这种模糊性，抓住加缪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进而了解他所创造的“局外人”出没的世界。 

现在，我们就从一处表层，切人《局外人》的情节：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一切都开始了”。分为两部的小说，就好像故事从此开始，默尔索这个小职员在第一部讲述的日常生活，从此全一笔勾销，顶多就充当一件命案的证明材料了。“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随后，他又对着那不动的躯体连开四枪，“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 

“我明白”，这只是默尔索的惯性思维，其实他并不明白，仅仅意识到惹上麻烦，而敲了四下厄运之门，是他最终才明白过来的。第二部的情节，就在不明不白中展开了。起初，似乎没人对他的案子感兴趣，可是不知何故，过了一周，情况完全变了。预审法官面带好奇的神色打量他。这“好奇”里面就大有文章，默尔索被盯上了，只是他还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有所警觉。因而，他回答预审法官说，是不是非得请律师，“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预审法官便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种看法……”第二次审讯，预审法官问他是不是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默尔索回答说：“事出有因，我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于是就保持沉默。”预审法官还像上次那样微微一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 

两次预审，看上去十分简单，波澜不惊。然而，这正是加缪文笔的高妙之处，于无声处听惊雷，简单中潜行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且不说预审法官话里有话，单看他两次“微微一笑”，象征什么，就足够耐人寻味的了。细品《局外人》中的这种暗笔，堪称奇绝，笔墨之细，隐义之妙，真是妙趣横生，令人遐想。我特别欣赏一句话：哭是常情，笑乃不可测。法官的笑就更加深不可测了。 

在不明不白的审案当中，还不乏滑稽可笑的场面。预审法官说不找律师，就会给他指派一位。默尔索表示这样太方便了，司法机关连这些具体问题都负责给解决，他便同法官一致得出结论：法律制定得很完善。而且对法官这个人，他也觉得“非常通情达理”“善气迎人”，要离开审讯室，甚至想同法官握手，幸好及时想起自己有命案在身。一次次审讯，法官和他的谈话变得“更加亲热”了，甚至让他产生了“亲如一家”的可笑印象；有时法官还把他送到门口，重又交到狱警手里之前，拍拍他的肩膀，亲热地对他说一句：“今天就这样把，反基督先生。” 

这种反衬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加突显了荒诞的效果。而且怪得很，话说得越明确，意思就越模糊。经过数月审理，按预审法官的说法，默尔索的案子“进展正常”。可是，确知他不信上帝之后，预审法官对他就没有兴趣，“事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已经把他的案子“以某种方式归类了”，还打趣地称他为“反基督先生”。案子进展怎么叫“正常”，“再也没有进展”又从何说起；而案子“归类”似乎很清楚，“以某种方式”又意味有多少令人猜不透的名堂。 

总之，这部《局外人》感觉有点怪异，翻译时觉得很明白，文字典雅，既简练又明晰，可是再读起来，似乎变得精神过敏了，仿佛随处都话中有话，并不像表面文字那么简单。而且主人公默尔索，也是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他本来就是局外人，还是脚踏局内局外的人，抑或是从局内走向局外的人呢？本来不成问题的故事，一读再读反成为问题了。 

“毫无意义”和“无所谓”，几乎成为默尔索的口头禅，用来对许多事情，乃至如工作前程、爱情婚姻这样人生重大问题的表态，显然不近情理，毫无诚意，没有讲出真实的想法，因而被人看成是个“怪人”。粗读这部小说，默尔索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觉得他说话办事不痛快，该讲的话不讲，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正是他这种寡言少语的性格，给养老院工作人员造成误解，也正是他这种不配合的态度，惹恼了办案人员，结果开庭审判时，不利的证词和道德审判气氛，导致了出乎意料的重判：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他将在广场上斩首示众。庭长宣判完，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要讲。他略一思索，随后便回答：“没有。”为什么无语，这种后果，似乎他自身也有几分责任。 

 “没有实际意义”，这是默尔索的真诚与一般人真诚的最大差异。一般人，真心想提拔他的老板，真心想跟他结婚的玛丽，真正想帮他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他们都有功利性、动机性。唯独局外人，想要表露真性情，则毫无动机，毫无功利性。他说“人类从来谈不上改变生活”，既不想巴结老板，欣然接受去巴黎生活的提议，也不愿明确拒绝，拂老板的意。他说可以结婚，但是并不想讨玛丽的欢心；而说不爱她，也同样无意伤害她。他渴望博得律师的同情，只是合乎人之常情，不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辩护。 

不过，应当特别指出，默尔索至少在两次关键时刻，断然说不，则别具深意。一次是初审法官对他这个人发生了兴趣，问他是否信仰上帝，听他回答说不信，就气呼呼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那些背弃上帝的人”，于是百般劝导，还将基督受难像举到他眼下。最终，默尔索还是说“不”。另一次，默尔索被判决之后，一再遭到他拒绝的神父还是坚持到牢房看他，说是“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引导他忏悔，还问默尔索是否允许自己拥抱他。默尔索答道：“不。”他是对上帝说“不”，也就是对永恒说“不”。这正是加缪给荒诞下的一种定义。 

下面这段话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毕竟发生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终结了创造，那可不是盲目的艺术家发出的虚幻的胜利呼声‘我全说到了’，而是创造之死，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1960年1月4日，加缪乘坐米歇尔·伽利玛的车回巴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