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出于情怀——书写人物，继承《春秋》大业

其实对司马迁而言，书写《史记》并非仅源自父亲遗愿，还源于他对继承孔子事业的自觉行动。同时他还有着传扬英明君主、肱骨之臣、非凡布衣的人文使命。这种人文情怀或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生于龙门，自幼耕种畜牧。弱冠之年便在全国各地漫游，南至江、淮，登山探穴；北渡汶、泗二水；东达齐、鲁，考察孔子遗风；而后又出任郎中、西征巴蜀。这些经历使他深知大人物的传奇与悲哀、小人物的朴素与不平凡。所以在后来的《史记》里我们能看到他将五帝那样的大人物从神坛上缓缓拉下；又不同于其他史料，他将目光从伟人移到小人物，从成功者挪到失败者。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阐述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并给予其极高的历史地位，他本人更是对孔子既尊敬又崇拜。他立志效仿孔子精神作历史大典，然而他所处时代君主圣明、臣子敬业，百姓安居乐业，这时若同《春秋》那样论述道义实为不可。所以当壶遂问他所撰述之作想要阐明什么时，他回复说：“余闻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整段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春秋》不仅针砭时弊，还宣扬明德，所以司马迁要将圣明君主、功臣、世家、贤大夫等人物的家事传记传扬古今。

三、出于横祸——抒愤寄情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由于替李陵求情被处以宫刑并囚禁狱中。秉笔直言却遭到如此酷刑，他心中自是悲愤不已，然而他一想到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河南汤阴一带），才推演出《周易》；孔子遭遇陈蔡困厄，方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尚成就《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蜀郡，《吕览》广为流传；韩非囚禁于秦国，尚写下《说难》与《孤愤》。况且三百余篇诗经基本都是圣人遇坎坷愤慨而作。想到这些司马迁书写史传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而且他的修史动机有了一定调整。

他不再一味褒扬明圣盛德，而是化悲愤为动力，将内心郁结诉诸于文字之中。他采用明扬暗抑的笔法并引用民谣来揭露当朝统治阶级的丑陋。当然司马迁并非愤青，他从未忘记父亲遗愿，更未忘记内心使命，他寄希望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