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纯臣还是沽名钓誉，详解司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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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更迭和禅代，在魏晋时期特别频繁，司马家族在十六年间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虽然他们的权势炙手可热，但他们却迟迟没有下手，或许是舆论压力导致。

在司马家族中，有着这么一位看似矛盾的人物——司马孚。在遗嘱中，他称自己为“魏之纯臣”，表明他忠于曹魏政权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参加了消灭曹爽的高平陵政变，成为了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

或许他在儒家忠君观念的影响下，不停的在内心世界挣扎，无法接受成为同时做两个王朝的忠臣，但同时作为司马家族的一员，特别是在魏晋更迭之际，司马孚作为辈分较高的叔辈，对于家族里侄辈成员有保护提携之责，担负着家族兴衰荣辱的崇高使命。

作为活跃在魏晋政治舞台上的司马家族重要人物，司马孚在魏末时期到晋初时期，一直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

本文将聚焦司马孚漫长一生的仕途，探讨处于魏晋更迭特殊时期时，司马孚面临的内心纠葛与道德困境。

一、细说司马孚

魏晋时期的司马孚相较于其二哥司马懿和其侄司马昭而言，其名字绝不是如雷贯耳的，但其在史籍《晋书》中的形象确是一位心怀前朝、不问政事的以政治隐逸者形象自居的曹魏忠臣。

但实际上，司马孚作为晋朝的开国勋臣，对于晋朝的情感绝非史书描写的那么简单。

魏末年代的士人群体，经历着汉末清议的官僚士大夫品评之风与士族社会注重家族利益的家族情怀双重情感纠葛，从“魏臣”到“晋臣”的转变，既考量着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线，也考量着家族利益的权衡。

出生于司马家族这样的权势大族，这样复杂交织的历史背景转化在司马孚的一生中得以充分展现。

1、司马孚初入仕途

司马孚（180-272），是魏晋时期司马家族的第三个儿子，相较于二哥司马懿的多疑聪慧，司马孚性格元素中更多的是儒家精神的温良忠厚、谦让隐忍。

《晋书·安平献王孚传》曾提到

由此可见，司马孚虽然没有大哥司马朗的聪慧担当以及二哥司马懿的狡黠，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十分刻苦，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兄弟，深厚的经学儒家理论和其温良的性格结合，使得其在官场中常常能够审时度势、避免锋芒毕露。

司马孚一生异常长寿，终年93岁，因此司马孚能够经历曹魏及西晋两朝的整个政治变局。

同时作为曹魏的开国事业奠基人之一和西晋的开国勋臣，深受儒学浸润的司马孚不仅要在士人道德和君臣伦理中决断，司马孚还不得不面临家族利益的权衡，在纷繁动荡的政治格局中做出抉择是贯穿司马孚一生的政治课题。

2、建安黄初时期的司马孚

司马孚的入仕之初担任曹植的文学掾，是曹魏的属官，并且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能力。

当时曹植备受其父曹操宠爱，且年轻气盛，有股子恃才傲物的气性，与辅佐属官常常不和，作为文学家的司马孚明知劝说曹植会惹来不快，依然时常劝谏曹植妥善处理和属官之间的关系。

面对司马孚的“切谏”，曹植最初不乐意接受，但在司马孚的悉心劝谏下，曹植最终慢慢接受了，并对司马孚的劝谏表示感激。

由此可见，司马孚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有其过人之处，这对于他在官场沉浮有着极大的益处。

曹操在洛阳逝世后，群臣悲痛至极，群龙无首，朝堂大乱，曹丕也悲痛欲绝，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紧要关头，司马孚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果敢与政治清醒。

他劝谏曹丕说:

接着，对于群臣的六神无主，司马孚厉声呵斥，希望群臣能及时从悲痛中振作，紧要之事为早立嗣君，以作打算。

政治动荡时期，具有政治才干之人便能涌现，司马孚面临动荡的政治格局，处事泰然，井井有条，可见其并非不关心政事的“隐逸者”，而是关键时刻可以倚重的担当者。

3、司马孚劝谏曹丕

曹丕即位后，政权未稳，政治格局动荡。对于人才的任用是摆在曹丕面前的重要关卡，曹丕的仕官、常侍建议其多使用信任的旧部，可以看出劝谏者多夹杂私心，身为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也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便劝谏，认为如今曹丕刚登上帝位，应当多多选用海内的有才之士，不应只考虑顾忌旧部、联络人心。

对于司马孚的劝谏，曹丕认为是切中时弊的，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当务之急是广纳英才，而非拘泥于抚人心。

曹丕即位后，对司马孚更为倚重，任司马孚担任中书郎一职，事无巨细常征询司马孚意见。

二、魏晋更迭之际的司马孚之择

1、正史年间的韬光养晦

不久后，曹魏的政权开始动荡，魏明帝在临终之际托孤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希望二人辅佐年幼的曹芳即位。

可曹爽为了擅政，排挤司马懿，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面是自己忠诚辅佐的曹魏政权，一面是自己的兄长司马懿，牵扯到家族利益，司马孚决定韬光养晦、不问政事。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趁曹爽和齐王曹芳出洛阳之际迅速占领控制洛阳，并将曹爽一行诛杀，史称“高平陵之变”。

政变后不久，司马懿离世，其子司马师接任大将军一职，在司马师的威逼下，曹芳被废， “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 悲不自胜，余多垂涕”。

且不论司马孚是否参与机密的政变，参与程度多深，但凭借着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对二哥司马懿的了解，对于政变不可谓毫不知情。

而面对家族兴衰和君臣伦理的取舍，司马孚选择“避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默许司马懿的政变，作为司马家族的一员，司马孚仅表面上以“悲不自胜”的心情送别魏主，称之“魏之纯臣”，恐怕有待商榷。

2、晋臣司马孚

司马师去世后，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 ，控制着朝纲大权。

曹髦不甘傀儡之辱，常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欲谋划征讨司马昭，但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曹髦被司马昭手下杀害，百官莫敢吊唁，只有司马孚“枕尸于股，哭之恸”。

但在这场动乱里，司马孚没有展现亲曹之臣该有的作为，虽然作为一名老臣，在动乱中的作为十分有限，但中立的态度在当时看来就是一种默许。

何况在这场冲突中，最大利益既得者还是司马家族。

司马昭去世后，其子司马炎袭爵位，司马炎迫使曹奂退位为陈留王，自称帝，建立晋朝。

陈留王迁走之时，司马孚前去拜辞，此时司马孚已经是晋朝老臣，他拉着陈留王的手痛哭流涕，“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晋朝建立后，司马孚辈高权重，尽享荣华恩宠，但他“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司马孚在忧思中结束了漫长的一生，临终遗令里，司马孚写道：“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

司马孚的临终遗言用了两个典故来概括自己一生的政事，“不伊不周”是指王莽没有周公和伊尹的忠臣导致汉家失了天下，司马孚意为用此指责自己没有尽到魏朝忠臣的义务，使得魏室灭亡。

而“不夷不惠”则大有为自己辩护之意味，不仿效伯夷和柳下惠的古代圣人的刚烈之举，而仅仅站在一个折衷中立的立场行事，认为自己达到了“立身行事，终始若一”的行为期许，没有为外物所影响。

究其本源，在从魏臣过渡到晋臣的时期，司马孚面临的是君臣伦理道德规范和担负家族兴衰责任的两难抉择，而魏晋更迭时期，曹魏势力的没落和司马家族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不表态也即在心中做出了背叛曹魏政权的抉择。

总结

总之，司马孚作为一位历经魏晋两代的功勋之臣，他的复杂经历不可用简单化道德化的眼光来审判，将人物的行为放到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融入到现实的时代变局中，方能深刻理解其两难之境。

司马孚作为魏晋交替时期的主要人物受到大家关注，不仅因为他身经两朝，也因为他是司马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君臣伦理和家族兴衰中艰难抉择，让这么一位“温厚廉让，博涉经史”的儒学经学浸润者，不得不陷入矛盾和痛苦中。

司马孚自述一生向魏，若将其归于见风使舵、钻营投机之人，则无法解释其成为晋臣后忧思之态；若将其归为“魏之纯臣”，也无法解释其在魏晋政权交替之时韬光养晦、坐视不管的政治态度，“家”“国”之择，“公”“私”之断，集于司马孚一身，其间奥秘值得后人探索。

参考文献

1、《晋书》

2、《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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