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探源(之一)

　　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世界物质统一性唯物主义原理的历史再现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并且是多样性的统一,是运动发展中的统一。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的发展观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提出“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情况……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落实科学发展观……”[1]。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都应该尊重事实,从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的实际出发,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样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如果违背这一基本思想,必将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关于这一基本思想,恩格斯在他晚年的五封书信中早已有所阐述,他说:“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作用。”[2](P477-478)在这里,恩格斯既坚持了经济条件的最终决定作用,又实事求是地摆正了政治思想文化传统条件的地位。经济条件是人们在开始历史活动时所面临的既得的客观物质力量,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而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人们历史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必然不同,同时它也必将制约着人们的历史活动。因此,任何时代人们的历史性活动的愿望和理想,必须同具体历史条件的诸多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秉承了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1927年下半年到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再加上我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党的一些重大决策,不少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作出的,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我们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国际的盲从。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3](P54),对待上级的指示也不能搞本本主义。“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3](P50)在毛泽东看来,执行上级的指示,必须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搞齐步走,一刀切”、“强求一律”,还是结合实际,因地因时制宜,不仅经典作家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并且正努力用行动作出时代的回答。

　　二、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终极目标——历史唯物主义结论的时代呼唤

　　马克思说,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当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时,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时代便到来了。所以只有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紧密联系起来的,并且认为社会全面进步的终极目标正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曾深刻论述过两种生产的理论,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2](P2)。物质资料的生产无疑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但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劳动能力的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因此两种生产中的前一种生产仍然是为后一种生产的主体即人服务的。因此,人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是从人出发,归结点还是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更好地发展。“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

　　三、可持续发展——辩证法永恒发展原理的新的历史诠释

　　根据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事物间相互联系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引发事物之间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静止不变是不存在的,发展是必然的,永恒的。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社会的发展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程度在进一步提升。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却出现了大量的因发展而引发的严峻的、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诸如因工业发展而产生的大气、水的污染、全球气候的升温,因破坏性开发带来的资源匮乏,因求眼前的短期效益,乱砍滥伐、开荒种地引起的水土流失、气候干燥,滚滚而来的沙尘暴以及人口急剧递增等等。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50多年的建设经验,真正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出了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发展观,即要发展,但必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我国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1]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永恒发展思想的新的历史诠释,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未能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其内涵和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著作中都有所阐述。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共产党宣言》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虽然不能是无产阶级未来如何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但在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却明确在提出了“最近目的”和长远目标以及和当前斗争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最终目的的斗争中,不应忽视当前的斗争,而是要积极参加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参加当前的斗争,实现最终目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们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5](P264),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P274)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共产党人要清醒地明确,当前斗争只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梯,一个过程。如果忘记了最终的目的,就会失去了当前斗争的真正意义。他们指出:“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P284)。在今天看来,可以说上述观点正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关注焦点问题上的持续发展的观点。事实上除了关注的焦点问题之外,《共产党宣言》还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消灭私有制、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重视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发展教育以及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等一系列体现持续发展观点的思想。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时,又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切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所抱的有限目的,明确地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利益决定其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至少是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资料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针对“空论的社会主义”诸如想使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运动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幻想借助细小的改良和巨大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斗争、梦想用和平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5](P479-480)这些精辟论述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断革命的内容就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等一切领域不断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真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说,《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是“持续革命”,在此则是持续革命后“持续建设,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马克思不仅明确提出“不断革命”,持续发展的思想观点,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一章中,全面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首先徒讨了人类历史的前提,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P30)正是在此第一次提出“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并把它视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同时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时不能忽略“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历史和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以及人类发展会对自然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革出发。”[5](P24)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已明确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认识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5](P43)的事实。即前一代人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将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给下一代人带来某种影响;虽然下一代同样会以自己的发展改变继承下来的生产力和环境,但不可回避的是他们必须首先面对前一代传递或留给他们的生产力和自然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P43)。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能直白地告诉后人发展应如何进行,但伟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用理性而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概括提示后人,面对自己时代的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将给下一代传递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力和自然环境,是给后人留下发展的空间余地,还是只考虑自己一代人的发展和当前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世纪时代发展特点,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问答。“我们在推进发展中”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1]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辩证法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的生动体现

　　“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重要阐述,它是唯物辨证法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原理的生动的时代体现。根据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由诸多方面构成的复杂的矛盾体系,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矛盾。因此,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如何增强综合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思想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经济工作或工作重心等问题都作过阐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时曾指出:“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6](P378),即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不是最终目的,无产阶级还必须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担负镇压剥削者反抗,维护人民权力等政治改造的任务,而且还必须肩负起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造的任务,以实现劳动者在经济上的解放。在总结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马克思还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权首先应当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它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在谈到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原因时,马克思首先提到“还有更为深刻的经济原因”。显然,经典作家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解放,掌握经济命脉。在以革命作为主要任务的当时,这一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无产阶级革命一旦成功,主要任务是什么?列宁在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不久,于1918年春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就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明确指出:“从武力镇压剥削者过渡到管理俄国这一新的任务上来,这是一个最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去“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并进一步指出这也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间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7](P493-494)。可见,列宁在此提出了经济建设是俄国当时的主要和中心工作,并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显著特征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作基础。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虽然早在1918年已经提出,但当时由于国内革命战争很快暴发,未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到1923年无产阶级基本完成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基本稳固的条件下,列宁再次提出了必须坚决、迅速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发展文化以达到发展经济即提高和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放到首要地位。列宁明确指出:“以前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并进一步深入说明了“文化革命”的内在意义。“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8](P687-688)即文化工作、文化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至此,苏维埃的以“经济为重心”从理论认识真正发展到实践过程之中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明确地

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去“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他号召“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即学会从事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发展生产的本领。同时他深刻地告诫人们这一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意义:“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并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9]。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高瞻远瞩,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很快步入正轨,为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使新民主主义社会顺利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经济保证。

遗憾的是后来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特别是经历了“文革”这样一场灾难。但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那场动荡之后不久,就清醒地认识到“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正是基于这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认识,“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并决心“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10](P312-31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相继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是我们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为此,我们了解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渊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邓小平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