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东波｜五柳先生的西游：西方汉学界近年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

西方对陶渊明的研究最早的形式是对陶诗的翻译，较早翻译陶诗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其中收入其所译的12首陶诗。虽然韦利是学问很好的汉学家，但在翻译陶诗时，也有捉襟见肘之处，如翻译陶渊明《责子》“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为“A hsüan does his best, but really loathes Fine Arts”，这里“行”是“行将”的意思，而“志学”则用了《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吾十五有志于学”之典，暗指阿宣快十五岁了。“Fine Arts”是美术的意思，似乎与“文术”之意相差甚远。美国较早的陶诗译本是张葆瑚（Lily Pao-Hu Chang）和Marjorie Sinclair所译的《陶潜的诗》（Poems of T‘ao Ch’ien，1953），此书以《四部丛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翻译了所有的陶诗，这可能是最早的陶诗全译本。而阿格（William Acker)的译本《陶征士：陶潜的60首诗》（T’ao the Hermit: Sixty Poems by Tao Ch’ien[ 365-427]，1952）最具有诗味，可能因为阿格是诗人，所以其所译的陶诗在形式上采用了现代诗的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J.R. Hightower)教授所译的《陶潜的诗》（The Poetry of Tao Ch’ien, 1970）是西方陶诗译本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此书前有海陶玮所撰的《导言》，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陶渊明诗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本译本除了译诗之外，还有不少注释，对诗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释，对西方读者理解陶诗有较大的帮助。戴维斯（A. R. Davis)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Tao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1983）是西方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学术性的一部译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对陶诗的译注，而下册则是陶诗的补注和生平的介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版了数部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专著，使得陶渊明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邝龑子（Charles Yim-tze Kwong）的《陶渊明与中国诗学传统：文化身份之追寻》（Tao Qian and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he Quest for Cultural Identity，1994），主要从魏晋的时代氛围与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两个维度，研究了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以及陶诗与六朝文学传统，特别是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所著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Yuanming and Manu Culture: The Records of a Dusty Table，2005）是近年来西方汉学界陶渊明研究的一部标志性的著作。田晓菲教授认为：“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所以《陶渊明集》中的每一个异文都折射出一个陶渊明的形象。手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我们没有一个权威性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从而解构了传统的陶渊明形象。她说她写作“《尘几录》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总之，此书从手抄本文化的视角，揭示了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而被重构与改造的一面。

罗格斯大学东亚系田菱（Wendy Swartz）教授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 - 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专著。本书不但探索了陶渊明如何在历代被阅读的，而且努力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特别是对关注比较少的明清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做了探究。

美国汉学界最新一部陶渊明研究专著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系的罗秉恕（Robert Ashmore）教授所著的《阅读之转输：陶渊明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The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 [365 –427]，2010）。本书认为陶渊明是六朝最有“读者性”的诗人，故从六朝的阅读传统，来探讨陶渊明的阅读与其思想以及诗歌的关系，本书重点主要讨论了《论语》一书对陶渊明的影响。

除了这专著外，西方汉学界还有大量研究陶渊明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如宇文所安教授的《自我的完整映象：自传诗》（载《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孙康宜教授的《揭开陶潜的面具——经典化与读者反应》（载孙康宜教授《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耶鲁大学东亚系林葆玲（Pauline Lin）教授的博士论文《独立的空间与新的自我》（A Separate Space, A New Self，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论文，1999）。她在《哈佛亚洲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的《重审应璩与陶潜之间的诗学联系》（Rediscovering Ying Qu and His Poetic Relationship to Tao Qian，见笔者中译本，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的一文，从应璩的散文（特别是尺牍）和诗歌中可以发现应璩与陶潜共享了很多文化语汇，包括非常相似的脱离尘务而选择归隐的主题，以及隐士的形象与诗学姿态，而且陶渊明诗中的贫士书写也可以追溯到应璩。林葆玲教授该文进一步证实了锺嵘《诗品》关于陶渊明诗风出自应璩的论断。

美国汉学界对陶渊明研究别有特色的学者还有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系的倪肃珊（Susan E. Nelson）教授，她数篇陶学论文都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切入陶渊明的，这个课题国内的学人关注比较少。她所撰的论文，如《觉今是而昨非：绘画中表现的陶渊明的归隐》（What I Do Today Is Right: Picturing TaoYuanming's Retur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8，1998），《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庐山与隐逸的图景》（Catching Sight of South Mountain: Tao Yuanming, Mount Lu, and the Iconographies of Escape，Archives of Asian Art 52 ，2000-2001），《重访东篱：陶潜之菊》（Revisiting the Eastern Fence:Tao Qian's Chrysanthemums, The Art Bulletin, Vol. 83, No. 3，2001），《虎溪之桥：陶渊明与中国艺术中的儒释道》（The Bridge at Tiger Brook：Tao Qian and the Three Teachings in Chinese Art，Monumenta Serica 50，2002）。倪肃珊教授的这些研究拓宽了陶渊明研究的空间，将陶渊明研究引向了文学与艺术交融的领域。

近年来，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计划。从西方汉学界近百年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为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术要在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界发生更多的声音，必须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批判地吸收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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