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青年就业难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2008年2月19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促进就业任务十分繁重。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做好促进就业工作。国务院这一通知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奋斗目标的有力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不少社会矛盾也相应凸显，其中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日益严峻。当广袤的神州大地戏剧般地矗立起一幢幢高楼大厦，当城市化以狂飙突进的态势消弭田园牧歌，当产业结构调整湮没了机器轰鸣的多重进行曲，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失地农民就业难、城镇青年就业难等等困境。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是当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一大瓶颈，能不能解决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一个国家失业人口过多，势必危及社会的安定……有鉴于此，特邀对这一问题极为关注，并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发表高见。

　　——《探索与争鸣》主持人秦维宪李梅

　　解决青年就业要“两手抓”

　　邓伟志，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能不能就业至关重要。

　　青年就业，意味着把人的一生中能量最大时期的能量，向社会释放出来，奉献出来。而失业只能说明势能难以转化为动能，使得浑身是劲的年轻人有劲没处使。有劲不能往职业上使，必然向别处使。那后果可就难说了。

　　青年就业，意味着在人的可塑性最大的阶段，素质得到培养和提升。失业者不大可能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就业方有职业道德可言。道德的内涵就那么三、四种，少了职业道德这一角，道德素质免不了有所缺损。为什么近年来青年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就业率低。犯罪率与就业率成反比，犯罪率与失业率成正比。

　　青年就业，意味着未来的社会生产力有望提高。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ABC，而且连西方学者也认为人力资本占全部资本的3／4。不管自动化水平多高的设备也是由人先动的，尔后才是设备动的。第一要素不上马，第二要素是死的。今天不上马，不就业，以后再上马，就业，操作起来难免生疏。青年时有技能，壮年时更有用。

　　社会不可能零失业，社会更不可以高失业。今天的问题是：失业率太高了。从全球看，青年失业占失业人口的比例高于青年占人口的比例。青年失业率是成人失业率的两三倍。这是极不应该的。全球的事咱们管不了。中国的事不能不问。中国的登记失业率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接近实际失业率的调查失业率又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个数据，失业青年占城镇失业人口的53.2％。可见，讨论青年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题目。

　　从失业青年的构成看，主要是两路人。一路是农民进城。由于土地容纳不了原有的农业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以百万级的数量在增加。再一路是高校在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扩招，造成百分之二三十的大学生失业。这一路绝对数不多，可是，活动能力不小。有学者分析，他们正在从“准阶层”向“显阶层”转化。这一“显阶层”搞得好是动力，搞不好就是阻力，是不可低估的阻力。老人花巨大成本扶植的所谓“啃老族”，啃到最后会啃出个什么来，天知道！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论证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

　　按理说，GDP增长必然带来就业率增长，二者是有线性关系的。可是在我国恰恰相反，GDP惊人的高，就业率惊人的低。这就说明青年的就业问题值得深究，并且也一定能够研究清楚，从而找到解决的途径。

　　怎样提高青年的就业率？

　　第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继续在吸纳劳动力上作贡献。众所周知，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创新极少，拥有的知识产权极少，甚至至今还没把技术创新当作自己的第一选择，那怎么可能实现光彩夺目的产值？不言而喻，是靠加班加点，提高劳动强度。近年来，在一些著名企业家当中流传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叫做：“三个人干五人的活，拿四个人的工资。”看起来是“两利”，实则是剥削。请问：那第五份工的报酬呢？还有“按劳分配”没有？三个人如果没有技术革新，怎么可能干五个人的活。只有一种可能：加班加点。加班加点而不给报酬或少给报酬，那岂止是退到了1886年5月1日之前，而是倒退到了1866年提出“八小时工作制”以前。合适吗？是不是可以考虑：按前几年加班的工时累计，来决定增加招工的数量。比如一周加班的总和超过40小时（每天8小时乘5天），就应当扩招1人；加班的总和超过80小时，就应当扩招2人。你既然加班，就表明你需要人。如是，必将有大批青年上岗。这样，就业率不就上去了吗？当然，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减少了剩余价值，少赚了钱。因为不做“周扒皮”而少赚了钱，也许会反过来促进企业创新，从创新这一正道中来减低成本，提高利润。

　　第二，加快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城市化能使得经济加速度发展。因此，农民离土是大趋势。问题在于离土以后，人往哪里去？离土不离乡是一条路子，可是大量的是进城。如今城市生活一天也少不了这批离土青年的参与。农民进城而无市民待遇，不利于农民离土，到头来又会不利于城市化。这是二律背反。现在，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青年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90.2％。那就是说，累计有上亿离土青年不能在城市扎根。不扎根，就业难；能扎根，就业易。进城务工人员连“二等公民”也不如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再大也没有不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困难大。

　　第三，加强对在业和失业青年的培训。用人单位不用人，不完全是用人单位刁难，确有一个青年技能不对路、不适应的问题。这就要求各方面要重视对青年的培训。培训有多种，要强调就地培训，对口培训。一句话，用人单位要什么就让青年学什么。对在业的也要培训。否则，在业的也会变为失业。许多国家规定，用人单位不花费足够的费用和足够的资金培训就不能辞退雇员。严禁社会上的培训部门乱收费。教育者要先受教育。要重视职业教育，不能眼睛只盯住高学历、高职称。

　　第四，青年人要端正和更新就业观。据南京一所大学对522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选择沪、京、穗的就占71.9％，选择小城市和西部的只有1.8％，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怎能不掉到桥下去？老工业基地供过于求，新兴产业供不应求。有些人宁可失业也不到最需要人的贫困地方就业。这既是失业率增高的缘由之一，也是就业率与学历倒挂的原因之一。“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读书人的格言。读书不就是为了知道天下事吗？“知”天下不就是要“为”天下吗？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亟待缩小。何不以自己的就业来为缩小差距做贡献呢？大喊全球化，我们一国之内都没“化”起来，如何全球化？我们加入WTO，有一条规则是要让来华的人享受“国民待遇”。我们总不能给人家西部的“国民待遇”吧？到西部去，是知识分子对得起自己所学知识的壮举。

　　第五，完善就业市场。现在依然存在用人单位招不到满意的人才，许多青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的现象。这说明就业市场还不够畅通。产销不对路。人们还习惯于找领导，托关系。社会上也确实存在“先进不如亲近，水平不如酒瓶”的不正之风。这就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坚持择优、规范有序，同时又廉价、方便的就业市场，从而促进青年通过市场实现就业。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

　　青年就业涉及的面很广，一头是经济建设，一头是社会建设。就业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就业，又必须是有业可就。就业离不开创业。这就是说，要大力发展经济。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社会。经济中有社会，办社会要仰仗经济。经济与社会比翼双飞，青年的就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应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共政策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竞争后，发展大工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所导致的高投资、高增长、低劳动力使用的趋势，造成当前经济的就业弹性系数降低到0.1水平，比同等水平发展中国家低一半以上。加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当前和未来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伴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大学生供给也呈现高速增长，年增长率近几年来达到20％—40％，致使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对称，大学毕业生就业现象越来越严峻。出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罕见的高水平失业和就业不足之并存现象。具体表现为：社会需求变化加剧，供需结构性矛盾增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共存；“挤占效应”突出；就业成本增加等。当前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为此，我认为：

　　1.应逐步取消大学毕业生进入大城市就业的指标限制。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人口和经济主要是向大城市转移。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在这一阶段限制大城市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城市化的进程。根据预测，未来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还将有1亿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对此在就业政策上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主张大力发展大城市，一种是主张发展中小城市。但不管如何，大量高校毕业生进入大城市就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一种必然趋势。既然目前大城市可以吸纳大量农民工，那么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更应该消除政策屏障。当前，应切实取消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进入指标（资格）、户口指标等限制，逐步取消限制大学毕业生进入大城市的某些政策规定，应让市场来配置劳动力市场，让高校毕业生自由流动。

　　同时，针对当前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导致就业困难等城市病，应合理引导城市人口分布与就业结构，促进城市功能布局与人口结构分布相一致。可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充分发挥轨道引导作用，加快轨道沿线站点的综合开发，形成以轨道交通为轴线的节点城镇。加快郊区新城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加快郊区城镇化，推动中心城区人口、大学生向郊区疏导。

　　2.促进高校法人制度建立，完善毕业生就业制度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预计到2010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10万，“十一五”期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总量将达到2700万，未来几年高校毕业生压力主要来自就业增量。因此，从长远来看，未来高校改革，应促进高校法人制度的建立。即国家在制订高等教育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两方面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一是高校招生自主权。各高校自主安排招生计划，自主确定录取方式。二是学科、专业建设自主权。引导高校更新大学生培养方式，除一些基础性专业外，专业设置应突出市场导向，主动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增设社会需求的专业课和选修课，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应尽快改变高等学校设置学科专业完全由政府审批的办法，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和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作用，增强自律体制。政府则把工作重点转到完善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基础上来。加大就业状况在高校教学评估中的权重，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监管，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公共就业服务，推进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和队伍建设。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从三次产业发展潜力来分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调查显示，对第三产业投资1万元，可以解决7－8个人员就业。而同样的投入在第一产业只可解决1个人员就业，在第二产业可解决1.7个人员就业。根据对国民经济17个大行业就业弹性系数分析，当前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福利和居民服务、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行业具有就业偏向性特征。因此，应加强对国民经济紧缺行业短、中期需求预测与权威信息发布，以吸纳更多大学毕业生充分就业。

　　4.给予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更多政策支持。从我国目前的创业制度（政策）来看，目前实际存在着门槛过高的问题。自主创业是大学毕业生的一种出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为大学生提供的自主创业政策，二是学校开展的创业教育。首先，从我国目前的创业制度（政策）来看，存在着门槛过高的问题。在美国，用一美元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而在我国，注册一个公司最低也要十万元人民币。这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门槛是高了，会让一部分有创业欲望和能力的学生望而却步。其次，毕业生创业由于没有合适的担保，资金的缺乏也面临很大困难。再次，当前高校教育课程中也缺乏自主创业教育，大学学科课程设置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客观上制约了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形成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为此，建议成立相关基金专门用于对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担保。增加在校就读大学生创业课程及就业指导。另外，应进一步增加就业见习基地数量，增强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的适应力。可试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一个社区一名大学生计划”。对于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与自主创业，政府应予以政策倾斜和激励。

　　5.宽容对待“自愿不就业”毕业生，不要轻易贴上“啃老族”标签。据统计，约有7－8％高校毕业生会暂时选择不就业或“自愿不就业”，社会对他们应给予足够的宽容。某种意义上讲，在时下就业较困难的大背景下，小部分大学生毕业暂时或者自愿“不就业”，事实上也是对国家、社会在作贡献。社会和大众媒体不要轻易对他们贴上“啃老族”、“就业观念有问题”的标签。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就业统计率事实上已将“自愿不就业”大学毕业生算入已就业指标。其实，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学生就业率一般也只有50－60％，70％已经算很高了。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指标，而应该扎扎实实地为“大学生就业比较充分”提供较好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诸如做好对家庭经济困难且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加强离校后的就业服务等等。

　　总之，公共政策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很大影响。高质量的公共政策，能够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和完善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青年就业与职业伦理

　　沈关宝，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青年就业危机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尽管中国青年较之成年人而言，失业、待业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大体持平，但中国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却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人口基数特别庞大、乡村有亿万青年进城打工之外，我认为青年人职业伦理的严重缺失无疑使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职业伦理是一个道德范畴，故人们又称之为职业道德，它是指在日常生活的分工体系中，社会赋予每一项职业的使命、责任与义务。这种使命、责任和义务甚至可以细化到一类职业伦理内的各个岗位，以供所有从业人员遵循，从而奠定社会稳定、良性运行的秩序基础。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行有行规，其中的规就是业内人所遵循的规矩或规范，带有很强的职业伦理的原始意味。因此，职业伦理在我看来是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它与职业的技术属性一起构成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如果所有的职场人士都能达到这两个基本要求，那么就不仅有高效率的工作，也会赢得他人对你所从事职业的认同、赞誉和尊重，进而确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

　　对中国古代行有行规的情形，我没有研究而不敢言说，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亲历的两件小事却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事发生在乡村小学的教室，时值隆冬，年幼无知的我与几个小伙伴一起把北墙木窗上半透明的糊窗纸撕下来玩。老师上课时发现寒气逼人，于是我被罚站在长登上，用背挡住北风。一节课下来人已冻僵，但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那位陈老师把我抱下来，将我的双手塞进他的胸怀，然后又手把手地教我在描红薄上写字。此后随着年岁渐长，教师职业的形象就由这位启蒙老师以他自己的行为刻在了我的心上。第二件小事是在进学校读书的前一年，母亲领我进城扯布做新衣。那位布店伙计不仅手脚麻利地量身定尺寸，而且还对母亲选的布料提出异议，说我皮肤黑不宜穿黑色服装，并推荐了一块淡灰色的布料。从此淡色布便成了我一生的主色调。

　　与上述两件小事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我不久前碰到的一位青年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通知他参加假期培训，但培训班上始终未见其身影。考虑到或许有特殊原因，领导与其约会交流，但久等不见前来。学校不得已作出除名决定后，这位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为维权上了法庭。维护个人的权益固然不错，但必须以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前提，而且对学校而言，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涉及的面恐怕更广更重要。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类似的现象在时下的职场屡见不鲜。年前看到2007年度的上海青年发展报告，在这部以青年就业、创业为主旨的调研报告书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只关注于求职谋生，而无人提及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要尽社会义务。在就业指导方面，职业技能的培训似乎压倒一切，职业资格证书里关于职业伦理的教育则差不多是空白。于是，个人的职业规划只是自己的赚钱谋算，求职竞争演变为单纯的技术比拼。

　　职业伦理严重缺失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首先必须承认，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职业的分化和岗位的精细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职业伦理的确立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筛选和积累过程。其次是社会机体的不齐备，最主要的表现是很多行业协会尚未完全建立，而原有的一些行业协会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谋利的短期行为上，很少顾及行业规范建设。再次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偏颇，在升学率的导引下，学校造就的“产品”有不少是高分低能，甚至有才无德。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的浮燥心态，在“一切向钱看”的大潮中，职业伦理受到了不应有的洗刷。除此之外，作为对早先抹杀职业区别的社会运动的一种反冲，职业伦理也在人们的心中被淡化了。

　　职业伦理缺失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使社会处于混沌无序之中而得不到有效整合，而且也不可能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因而反过来又影响到就业面的有效扩大，最终形成就业问题的恶性循环。

　　因此，我认为职业伦理的缺失问题是当前青年就业过程中的一个盲点。有鉴于此，我希望教育界、企业界乃至全社会的有识之士共同正视这一问题，通过教育改革将隐藏在专业知识之中的社会理念挖掘出来，培养出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真正合格的毕业生；在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过程中，则必须强调技能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与此同时，行业协会应大力倡导职业伦理，从而使自身职业操守与规范具有全社会的知晓度。我相信当职业伦理蔚然成风之时，我们年青一代的求职就业就会顺畅得多。

　　当然，在提升职业伦理的过程中，作为就业主体的年轻一代的主动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现在的求职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长期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以及在家中地位的不可取代性往往养成过分追求权利、不思责任义务的习惯，要想在有限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中改变这一习惯，仅仅依靠施教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求职青年而言，与其在求职准备中热衷于包装自己，不如实实在在地作一番换位思考，即如果你是社会上需求该职业为你服务的对象，你将对该职业有怎样的期待？如果你是你求职单位的负责人，你又将会吸纳什么样的新成员？一旦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比较圆满的回答，那么你的求职行为将会有效得多。

　　防止无地青年“农民”游民化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成为无地农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无地青年“农民”群体。其实，严格说来，这一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称之为“农民”，因为他们自有劳动能力之后就基本无地可种，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只是在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话语体系下，他们仍然被称之为“农民”。

　　无地青年“农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数原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区和被征地的地区。在我国，农村土地大都是以被征用的方式转换用途的，征用部门给原有土地承包者一笔补偿金。这种征用方式可以使土地征用者迅速获得土地资源，与此同时也使原有的土地承包者迅速失去土地，从此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成长为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一代，影响更为深远。他们很容易成为失去人生方向而又无所适从的群体。首先，从历史传承和现实制度看，他们仍然属于“农民”，但与其长辈不同，他们已是无地可耕种的“农民”，田地只是幼时的记忆了。其次，从现实生活和发展走向看，他们已属于“市民”，但与长期居住于城市的市民又不同，他们难以获得正常稳定的非农职业或以非农职业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选择。

　　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地便无根，无业便无依。无地可种和无业可就，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化的特征。所谓游民，就是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稳定的职业而变动不定，游移不安的人。这种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使他们缺乏归属感，不仅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心理上也飘移不定。他们已无土地，也就失去建立在土地之上的组织和规范的约束。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来源，同时也是生活归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正是在世代定居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在这一“熟人社会”共同体中，人们根据世代传承下来的习俗习惯生活，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对于那些已无土地的青年“农民”来说，没有土地而不断的游动，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原有的乡土习惯不再适用且也迅速掉失，新的规则又不熟悉。因为，我国的城市居民长期以来都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不仅是职业来源，而且是生活和心理的归属，同时又成为市民基本行为规范的起点。没有“单位”，也就意味着不在“体制内”，没有体制的约束。无地的青年“农民”是在城市体制改革过程中生成的，他们一方面很难进入城市“单位”；另一方面，即使进入了城市工作“单位”，也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正是由于缺乏传统的乡土规则的约束，又未能建立起现代城市生活规则，使他们很容易在不断地飘移游动中行为失范失当。在当前的城乡现实生活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无地青年“农民”具有游民化的倾向。由于他们的行为往往失范失当，许多地方的人们以贬义的方式加以指称，如“游子哥”、“二流子”。

　　应该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游民化群体，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一群体的游动不定性对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法国工业化初期曾经产生了一个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流动群体。这批人既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也缺乏城市共同体的规范，既极具革命性，也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他们中产生的一些激进分子被称之为“无套裤党人”。上世纪初，毛泽东在其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也提到当时的中国“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并认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我国当前面临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高度重视青年“农民”的游民化问题，并进行有效处理。其基本走向是通过各种方式使这批人从无地可种尽快转换为有业可就。一是逐渐改变简单的以现金补偿的重地方式，尽可能实行“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社保”，将无地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就业指导范围，开拓就业渠道，提供促进就业的政策，逐步保证无地的青年“农民”能够在失地后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解决无地青年“农民”就业问题提供了政策导向。二是引导无地青年“农民”自主创业。“无地”农户通常都有一笔土地补偿金。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依赖这笔钱为生，而不是创业，久而久之难免坐吃山空。为此需要帮助无地青年“农民”用好这笔钱进行就业投资，如职业技能培训，掌握非农职业手段，以尽快获得无地后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通过住宅区和社区建设帮助已无土地的青年“农民”建构新的社会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支持，使他们尽快地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之中。

　　不容忽视农民工二代就业难点

　　田保传，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据日前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报告，近10年我国农民工年均工资增长不足1％，是城市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已占全国668个城市职工总数的50.2％，正在逐步实现由“半工半农转为全职职工，由亦城亦乡转为融入城市，从追求温饱转为追求平等”的三大转变。

　　相当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户籍所在的农村印象感情淡漠，其中为数不少的子女在城里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坚决放弃了回原籍升学的机会继续留在城市，由于学历和工作技能低下而难以找到工作。目前，大城市农民工家庭中失管、失学、失业闲散的青少年正逐步增多，如不及早予以重视，不仅是民生就业的难点，还将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隐患。

　　2005年7月，伦敦地铁的“五连环”爆炸案并不是基地组织所为，作案的就是不足20岁的阿富汗到英国移民的第二代。2006年初巴西里约热内卢骚乱，以及2007年初法国巴黎郊区骚乱的参与者主要也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农村进城的移民后代。联想到我国的农民工二代，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肯拿最低的报酬干最苦最累的活，不会省吃俭用积攒每一元钱寄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即使找到一份近千元月薪的工作也不一定够他们的花销，理想的工作找不到却声明“打死我也不回乡种田”，他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真正的社会边缘人。

　　然而，一些相关部门和机构却对这一严峻的局面不明，对城市户籍人口中失学、失业、失管的青少年人数无法准确到个位。奇怪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对城市户籍人口中的劳改劳教期满人员和涉毒人员的帮扶措施可细化到每一个人、每一周的全套个案。但对没有户籍却最有可能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影响的这三部分人员却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盲目乐观。胡锦涛同志多次告诫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要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的稳定局面。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在城市的社会生活和民生保障方面容易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利益要求得不到正常有效的表达。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农民工二代就业问题视作应重点克服的困难，加大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投入，逐步有梯度地向他们开放城市的公共服务。其中包括：在建立“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和流出地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将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全面落实义务教育的有关规定；引导完成义务教育后继续留在城市、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子女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逐步放开中专技校职校对农民工子女的招生；对农民工子女上岗前必须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以《劳动法》为重点的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安全生产意识、勤俭节约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对农民工子女上岗前必须的培训项目予以一定的政府补贴，分批分期地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并参与所在企业的民主管理；尊重农民工参与多层次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吸纳他们参与居住社区的文化、教育、卫生、安全等公共活动；试行符合“两个稳定”（稳定工作、稳定居所）条件、持一定年限居住证的农民工有权参与居委会的民主自治管理等。

　　可以说，“农二代”就业问题解决之日，也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消除之时；同时，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有序发展。

　　关注转型过程中的“新失业群体”

　　秘舒，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峻。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3年度世界青年报告》数据显示，青年失业者已经占据了全球失业人口总数的41％，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失业率甚至高达56％，青年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的失业问题也面临着一个拐点——以失业下岗为主体的“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新失业群体”开始凸现。

　　“新失业群体”是为与传统失业下岗人员相区别所提出的概念，指那些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就处于失业状态的城市年轻人。所谓“新”，既是从年龄角度，也是从就业经历角度做出的概括，以期展现当今城市青年失业者所承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变迁下的时代特征。

　　新失业群体何以形成

　　新失业群体一经提出便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诸多机构和学者纷纷对青年失业情况进行调查和预测。据有关数据显示，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在阐述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状况的前提下，将新失业群体的失业原因归咎于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太过被娇纵，缺乏基本的劳动技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在工作中挑挑拣拣、拈轻怕重。在我看来，做出这样的归因未免有些草率，因为这样的解释逻辑掩盖了在失业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转型、市场转型、家庭结构转型等诸多宏观因素，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操控他们的命运。

　　首先，新失业群体出生并成长在以市场为先导的社会情境中，因此，要想解释新失业群体的成因，就必须关注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形塑力量。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化，传统单位制下的劳动关系、工资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新失业群体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面市场化的境遇。“单位”无法再为个体提供庇护，而是变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厂商”，他们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安排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和供需关系，却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面前只能处于毫无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势地位。因此，当新失业群体向我们讲述他们短暂的就业经历的时候，我们所能听到的很多都是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人为延长的工作时间、不断加大的工作强度和老板的斥责羞辱的描述。他们逃离既有的工作，不断寻找，就是想找寻到一个充满“关爱”的工作环境。

　　其次，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转型给新失业群体的生活和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父辈时代赋予工人阶级的政治色彩早已褪色，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沉降：传统工业的衰落，带来工人纷纷下岗、失业；单位制的取消，将所有工人推向市场，导致工人的生活更加不堪重负；所有制和管理模式的转变，剥夺了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的感觉——这些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记忆。新失业群体虽然未曾经历，但他们却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父辈下岗失业的痛苦经历正在以一种“社会记忆”的方式向新失业群体传递。因此，当新失业群体面对进入工厂的选择时，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恐惧心理和逃避态度。

　　再次，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新失业群体成为要独自承担家庭重担的一代人。当新失业群体进入青年时期的同时，父辈也转入了需要照料的老年期。而独生子女的家庭构成注定了这种照料的责任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来互相分担，不容乐观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们雇佣专业护理人员。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新失业群体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出工作岗位，以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这种由于生命周期变化所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很少受到关注，但在做田野调查时我们却经常发现，新失业群体中的很多人正是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父亲或母亲而最终陷入了长期失业。工作技能的“原地踏步”或“退化”使新的就业机会永久地对他们闭锁。

　　最后，如果我们将市场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相结合，会发现导致新失业群体出现的另一结构性因素。经济学家皮奥雷将我们置身其中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用以说明这个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存在的就业环境、提升机会、就业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而我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城市与农村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称其生活世界的二元结构。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来，就会发现新失业群体恰恰处于这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他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赚取低廉收入的同时也承担着昂贵的城市生活，他们“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自己的城市生活。因此，一旦这种艰难的平衡被打破，工作所得不足以支撑生活必需的时候，新失业群体往往就会选择退出就业体系。

　　新失业群体路在何方

　　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欧美一些国家针对青年缺乏技能特征，纷纷采用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基本技能训练和介绍工作经验等方式帮助青年就业，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对于那些签订了“青年合同”的公司，政府为其提供经济补贴。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缓解青年就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我国解决新失业群体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带来这一问题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性因素。故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在宏观机制上发挥作用的“面向下一代”的发展战略。

　　首先，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具备战略高度，并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对于各地而言，应该认真分析本地区的资源和优势，形成对于自身定位的明确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出具有长远性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不能因为要解决新失业群体问题就盲目地增加就业岗位，为增加就业岗位而上马的项目应该是适合本地区未来长远发展的。

　　其次，改变新失业群体的就业环境。这里所提到的就业环境既包括工作的物质环境，也包括价值观方面的精神环境。我们国家虽然颁布并不断修改《劳动法》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是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而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恶劣的工作环境对他的不良影响可能会耽误其终身的就业。因此，我们需要在工作中切实可行地保护劳动者的休息、生育、生活等权利。与此同时，要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提升技术劳动的地位，使社会整体对技术劳动者持一种尊重的态度，使新失业群体在进入就业岗位中能实现世界劳动组织所提出的“体面的劳动”。

　　最后，全方位地完善与新失业群体相适应的技能要求。我们的社会在为新失业群体问题头痛的同时，也面临着技工荒的困扰。为什么在需要大量技工的同时却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这个悖论的解决既需要我们提升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也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解决职业技术培训中的漏洞。技术教育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学校所学不适应生产；传统“师徒制”的取消使得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无法传递；市场化的厂商希望技术工人招之能用，“速成班”剥夺了技术积累所必须的时间。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有赖于学校、就业者、厂商等社会多方面的改变的。总而言之，只有我们放弃对于眼前利益的追求，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做出调整，才有希望真正解决新失业群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