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是几品官

　　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秦国等诸侯国已经逐渐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而此时的县级最高长官就已经被称为“令”了，这是“县令”的起源。

　　到了秦汉时期，常规情况下，一般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称为“县令”，不满万户的则称为“县长”。

　　到了南北朝时期，每个国家的疆域都很不稳定，人口也大量流失，每朝每国一般将县的最高长官统统称为“县令”。

　　当然，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偶尔有县里的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职权的情况，这时候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是是“知县”一词的起源。

　　总体来说，秦汉至隋唐，主流的称呼还是县令。

　　而此时，由于中原王朝作为千年东亚文明圈的宗主，县令一次也被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称为这些地区各国的一县之长的称谓。

　　到了宋代，“县令”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变化。

　　由于唐朝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极其严重，也导致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们的兵权，而对于如何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是苦思冥想。

　　终于，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职位里受到启发，他索性不再正式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中央派遣官员下去，代理地方的事务，称为“知事”，“知”谐音为“执”，也就是执掌、主持的意思，相应的，以前朝代的县令、太守、刺史等称谓也统统被相应的“知州”、“知府”、“知县”等“知”字头的名称代替。

　　赵匡胤通过这个办法，逐渐废除了前朝的前朝的刺史、太守、县令等职位，从此，宋代以后在名义上就没有正式的地方官了，地方事务都是由中央派遣官员署理，“县令”和“知县”一字之差，其背后是中央集权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明清时代的电视剧里，府县的最高长官都是“知”字头的称呼。

　　不过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还是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知县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在明清时期，要当上一名知县，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读书人辛苦一辈子，等了一辈子，也没当上县太爷。

　　在清代，一个人要坐上知县的位置，要么通过正常的科举之路，要么就走买官、举荐的他途。

　　在清代，一个读书人，要一路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三大关口，先后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这才拥有成为知县的资格。这每一关都很不容易，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竞争激烈。

　　而如果要买官，在清末，捐个知县的价格需要4600两银子，这相当于130个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除非富贵人家，一般人家根本捐不起。

　　但是，不管你通过科举，还是通过买官，你都是只获得了做知县的资格而已，接下来，你就得排队候选，等待“出缺”。

　　清朝时期，全国有1500个知县的职位，但是每3年一次的会试会产生200多个进士，再加上6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以及不定期的恩科考试，即使在清朝前期，竞争者已经非常激烈，而到了清朝后期，买官之风流行，就把更为庞大的买官者放进了这个等待的池子里。而只有出现在职知县死亡或者去职了，才能补上一个候选官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郑板桥44岁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但他在京城等了一年，也没等到朝廷的分配，不得不回到家乡，5年后，他再次入京等待，刚好受到慎郡王允禧的重视，在允禧的推荐下，郑板桥才有机会去范县做知县。

　　郑板桥运气还算不错，有一个叫刘黎阁的人，候补了26年，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上任的圣旨，有个叫王竹的人，候补了2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上任荆溪知县的圣旨，却在4天后就去世了。

　　还有很多人，等了小半辈子，终于等来了官位，但却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家财，而他们任职的地方往往相隔千山万水，为了赴任，他们不得不举债上任，上任后，为了还本付息，他们也只能从地方上搜刮民脂民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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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无论是正史野史，亦或是传闻逸事，都记载了不少“位卑不忘国，忠臣不畏死”的故事，忠臣义士从来都是国人所推崇的对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中，也记载了这样一则小小县令直言不畏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曾做过槐里(治所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县令的朱云上书求见皇帝，汉成帝刘骜在朝堂上接见了他。在朝堂上，当着众公卿大臣的面，朱云对汉成帝说：“当今的朝廷大臣，上不能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急难的大事，对皇上的过错也不能指出来;下不能做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他们不说真话，不办实事，都是一些占着位子，领取俸禄，而不干实事的人(尸位素餐)。正如孔子所说：‘卑鄙的人不可以在君王身边做事，因为他害怕失去官位，因此会无所不为的。’正因为如此，臣请求皇上赐予臣尚方斩马宝剑，以立斩一个佞臣的人头来警告其他人。”汉成帝问：“这个人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汉成帝闻言大怒，道：“你一个居于下面的小小县令，懂得什么?竟敢讥讪诽谤朝廷大臣，当廷折辱朕的老师，你犯了不可饶恕的死罪。”说完，遂令御史将朱云拿下，当卫士前来押解时，朱云抱住大殿的槛栏不松手，以至连槛栏都弄断了。朱云大呼：“臣能够追随龙逢、比干(夏、商时，因直谏而死的大忠臣)而游历于九泉之下，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但这样下去，不知道我们汉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御史终于将朱云押了下去。这个小小的县令也真够胆大的，在朝堂上，不但公然打击了尸位素餐的公卿大臣，竟然还提出要斩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的头。安昌侯张禹，何许人也?

　　安昌侯张禹是汉成帝最信任的人。他虽然年老多病，但仍以特进的身份做汉成帝的老师。他整天待在家里，既不用上朝，也不用干活，可当国家有大事时，皇帝一定要与他商量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举两个例子就能看出汉成帝对张禹的信任和尊敬程度了。

　　第一例：张禹请求汉成帝把平陵肥牛亭的土地赏赐给自己，准备在这里建造坟墓。在朝中掌握大权的曲阳侯王根坚决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这块地位于汉昭帝陵(即平陵)寝庙的前面，是祭祀昭帝和王公贵族出游时的必经之路，不宜赐人，请皇帝另外赐一块地给张禹。但汉成帝没有听从王根的意见，照样把肥牛亭这块地赐给了张禹。由是，王根对张禹的格外受宠十分忌恨，经常在汉成帝面前贬毁张禹，而汉成帝却越加敬重、厚待张禹。张禹每次生病，汉成帝都要询问他的病情和饮食起居，并乘车到张府问候，甚至亲自到张禹的病榻前恭拜，张禹则在榻上叩头谢恩。张禹的小儿子没有官职，他利用皇帝来探视他的时候，数次以目注视其小儿子，汉成帝看出了他的意思，就在他的病榻前，任命他的小儿子为黄门郎、给事中。由此看来，托情要官，自古早己有之，传至今时，也就早己见怪不怪了。

　　第二例：当时，不少朝中大臣以及民间士人上书皇帝，讥讽说天灾变异都是由于王根家族专权所致，这是上天的警示。王氏家族也确实擅权(从王凤起，到王音、王商、王根直至后来的王莽，王家几代人都一直执掌着朝廷权柄)，而且己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汉成帝也认为如此，只是还不能完全确定下来。于是，他乘车来到张禹府中，屏退左右，亲自向张禹询问天灾变异之事，并把大臣和士人对王氏的抱怨告诉了张禹，要张禹帮他拿主意。其实，张禹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知道自己年老有病，来日无多，子孙又多不成器，加上平日就与曲阳侯王根不和，怕到时扳不倒王根，反而使其更加怨恨，自己死后，子孙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不如借机送个人情，让王根感激自己，为子孙留条后路。由是，他对汉成帝说：“在《春秋》一书中出现的日食、地震等现象，或者恰好碰上诸侯相互攻杀，或者恰好碰上外族侵扰中国，这些天灾变异的出现，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孔圣人很少谈论天命，也不说神怪，关于性命与天道的联系，孔子更是没有说过;性命与天道有关系这些话，都是子贡这些见识肤浅的腐儒所说的。陛下应该励精图治，用善行治理国家，与天下人福乐与共，这才是治国的要义所在。那些新学小生的话，都是胡言乱语，很容易误导人，请陛下不要相信。”汉成帝因为极其信任和尊重张禹，所以此后不再怀疑王氏专权了。王根和王氏子弟听说这件事后，都非常高兴，王根也因此十分感激张禹，并和他亲近了许多。张禹这一番话，听上去冠冕堂皇、貌似公允，可他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念说了假话，致使汉成帝从此解除了对王氏家族专权的警惕，从而导致了西汉江山不久后便被王莽所篡夺。

　　在汉成帝如此信赖张禹的情势下，朱云却提出来要砍掉张禹的脑袋，这不是自己来找死吗?可这个小小的县令偏偏不怕死，而且还在朝堂上大呼小叫地指责皇帝，这个朱云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了。就在朱云被押下去的时候，又上来了一个不怕死的，只见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冠冕，解下印绶，跪伏在殿前求情：“朱云一向以耿直敢言闻名于世，他如果说得对，就不能杀他;他既使说得不对，也应该对这种敢于直言的行为进行宽容。臣愿意以死相争。”说完，叩头于地，为朱云请免，直至叩得血流满面。幸亏汉成帝还是一个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气消后就放了朱云。此后，朱云再也没有做官了，而是一直在家乡当教书先生。

　　事后，工匠来修理大殿上被折断的槛栏时，汉成帝却说：“不要修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以此来旌表直谏之臣!”从此以后，在汉语词汇中又多了一个成语-“朱云折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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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一县的最高长官的有个戏称叫“百里侯”，也就是说管理着近百里的区域，也算是比较形象的称呼了。官方的称呼有县令、县长、知县等，虽然他们都代表这个职位，但也有严格讲究的，尤其“县令”和“县长”这两个称呼，是有根本区别的。另外“知县”的称呼要晚于前面两个。

　　县衙图片

　　县令，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秦国“商鞅变法”，改变固有氏族聚集模式，整合小乡为县，最高行政长官就被称为“令”，这时候的县令是直接隶属于国军的。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的郡县两级制形成，被很多诸侯国采用。等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再一次完善了郡县制，就引出了“县长”这个称呼。

　　毛驴县令剧照

　　秦、汉时期有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县令;万户以下的称长”，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及三国时期。从这个规定来看，县令和县长的区别，在于管辖人口的数量;超过一万户的县才可以称“县令”，少于一万户的就只能称为“县长”了。除了管辖人数的不同，县令和县长的俸禄也是不同的，县令俸禄(六百石至千石)是县长俸禄(三百石至五百石)的两倍。

　　罗城知县于成龙·影视图片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等客观原因，一县所辖的户数大概是汉朝时的十分之一，如《晋令》载 “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到了南北朝，县的户数一般很少，但所有县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称为“县令”了。隋、唐、两代，也都称县令，但会因为所辖户数不同，给予县令分级。

　　《让子弹飞》县长剧照

　　知县的称呼，应该是从宋朝开始的。虽然宋朝也有县令之称，但是一县长官是以在朝的官员担任，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 “知某府事”，就是知府了。蒙古人建立元朝，又多了一个称呼叫“县尹”，同样的还有“府尹”。县尹的称呼在明朝也有使用，但明清两朝基本上还是以“知县”为正式官名。国民时期又回到了“县长”的称呼，当作一县的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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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这个称呼好像在我们现在叫的比较多，而古代时候对这个职位的称呼应该是叫县令或者是知县。但是其实县长这个称呼要比知县叫的早，而且这几个称呼之间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首先说，一个县在古代的范围就是大概方圆百里，而县令就是管制这百里区域的最高官衔。从战国时期，秦朝就率先将之前氏族聚集在一起的那种划地模式改成了将好几个小乡合并为一个县的集中管理模式，而这个县区的掌权人就被叫做“令”，也就是说县令是最早的称呼。随后，其他各诸侯国也开始效仿，等到秦始皇出征，将六国统一了之后，郡县制得到了进一步升级，然后就出现了县长的叫法。

　　不过，这两个称呼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在秦朝时候，县长管理的地区是万户以下的，而万户以上的管理者才被叫做县令，同时县令的俸禄要比县长的高出一倍，这样也就是说，县长的官是没有县令大，因此县长如果得到提升的话，就被提拔为县令，但是县令提拔就可以直接到郡级甚至是中央为官了。在汉朝时候，有一段时间皇帝也被称之为县官，在《史记》当中有相关的记载。只是后来，这个词的意思就从皇帝拓展到了官府。

　　可惜到了魏晋，整个国家的人数就急剧下降，一个县已经达不到万级单位了，只能是千户左右，所以县令和县长的管辖户数也就跟着降低了一个等级，到后来，因为户数可能连县长的级别都达不到，所有干脆全部都统称为县令了，只是可能会因为户数的不同，县令之间会有些等级。

　　而知县这个称呼，相对来说就出现的比较晚了，它是从唐朝时候才开始叫的，那个时候，要管理一个县的官是已经在朝堂上有职务的人才行，叫知县事，简称为知县，再往上一个级别就叫知府了。

　　再到宋朝时候，知县和县令也是同时存在的，被朝廷直接委任的叫知县，通过其他方式上来的官就叫做县令。元朝时候这种同等级别的官叫县尹，往上叫府尹。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只是在后来的明清时候，最为官方的叫法还是知县。

　　一直到大清灭亡，建立起民国的时候，这个称谓才恢复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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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官职，那就是县令，那么这个县令究竟是多大的官职，他平时又是做些什么?在今天相当于什么职位呢?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解决一下。

　　首先县令在古代则是名叫县丞，可以说是官职最低的一个职位，在历朝历代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职位，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让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免于那些烦事，前提是一个好的县令。这样的一个官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了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国就被划分出了县级城市，作为县官，肯定要管理的就是自己区域大大小小的事情，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则是因为中央集权，从而让县官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收取赋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朝廷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当时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但是一个好的县官则是可以让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让百姓知道社会的冷暖，县令通过向上级汇报，拨款赈灾，这似乎在古代就存在了，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贪官污吏，不为百姓办实事，总想着可以贪取一点钱财，这样就会有了层层腐败的现象出现。

　　除了这样的任务，县令所管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大小民情琐事，以及社会治安问题，都会落到县官的头上，户口的调查登记，以及什么民事纠纷案，基本上都是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在这个时候，百姓就盼着可以遇到一个铁面无私，公平公正的包青天，正是包拯的大公无私，才让很多百姓，只要是遇到冤枉的案情，都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青天大老爷，望您明察啊!

　　只要是县级官员可以将这些琐事处理好，远在朝廷之上的皇上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样的一个官职实则没什么大权，但是作为基层的一个领导者，自然就是有权利有义务带领百姓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这样的一个职位在今天也就类似于县长级别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焦裕禄则是基层领导人当中最为公平公正的一位，因此只有这样的好官才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会受到中央的认可，如今虽然没有古代那样昏庸腐败，但还是有着一些贪官污吏的存在，这也是让中央极度重视这样的事情，希望带领百姓走上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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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看电视剧的一定知道“县令”“县长”“知县”这三个官职。很多历史剧都是将这三个官职来回切换。在我们看来好像没有多大区别。不都是一个县的最高长官吗?其实这样说也是不错的。但是总要弄清楚什么时候称呼县令，什么时候称呼县长。

　　“县”作为行政区划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了，秦朝统一天下的时候施行“郡县制”才普及到全国。在秦汉时期只存在“县令”和“县长”。当时县令和县长的区分也很简单。如果这个县的人口达到上万人，那么这个县的最高长官就叫做“县长”。

　　如果不到一万人，那么这个县的最高长官就叫做“县令”。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县长”要比“县令”厉害一些。当然“县令”的工资也是要比“县长”高很多。这在史书上面有明确的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令”和“县长”并存的现象开始消失。开始统称为“县令”，到了唐朝时期由中央往地方派遣的“县令”叫做“知县”。由此可知“知县”比“县令”的级别要高一些。毕竟“知县”是来自京城。

　　到了元朝的时候，没有“知县”和“县令”，元朝时期叫做“达鲁花赤”，在“达鲁花赤”下面有县尹和县丞。到了明清时期无论是京城派的官还是地方的官。都叫做“知县”。总得来说官职大小应该是“知县”“县令”“县长”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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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代县长(令)一月多少俸禄?

　　古代的县令职务是如何由来，这个职务你要如何才有资格担任，平日里又要干些什么工作呢?

　　秦朝，商鞅变法，并诸小乡为县，设立县令。战国末年，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秦朝法令，人口万人以上的县，县官称为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称为长，也就是县丞或者县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

　　(榆次县衙)

　　这一百石可以养活多少人呢?我们来算一下，汉代的九卿，相当于今天的中央部长，每月可领取4万钱，也就可养活56人，按照这个标准，一个人生活费大约700钱以上，那么百石(600钱)的官员尚连一个人都养不活，六百石的官员相当于3600钱，可养活5人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县令大约可以养活5个人。

　　也难怪会出现当初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情了。按照这个俸禄，要养活一家人，这可不易，上要疏通关系，下有亲戚三朋，难啊。而且自诩清高之人众多，不屑经商者乃古代为官节气，因此，官者，难，县官，更难。

　　古代为官者，想要常年屹立不倒，你须在夹缝中求生。没有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道，也要看你的造化。人有气运，气运好，可入翰林，气运差，远离京城，未得一方诸侯，只得偏安一隅职务，扶摇直上很难，也许一辈子就在这个职务上惶惶终老。

　　可悲，可叹者，比比皆是。

　　(内乡县衙)

　　(二)县令的要求到底有多高?

　　在古代，有秀才出身的人也有可能当县令，大户人家的幕僚也有可能当县令，有军攻在身的人也有可能当县令，还有的从胥吏提拔的也有。还有从庙堂上被贬之人也有，从宰相到县令，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三)一个县令手底下到底有几个人呢?

　　县丞，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县长，协助县令工作，但是在古代县丞几乎说不起什么话，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审案断案都是需县令亲自出面，因此县丞的权利和今天副县长的权利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也要看你背后的人，如果你有大树，县令也要给你几分薄面，那你迟早也可替代之。

　　(榆次县衙)

　　教谕，管教育，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局长，古代人是非常重视教育的，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因此得来。在公堂上，有功名之人还可不下跪，足可见读书有多重要了。

　　县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局局长，管理整个县的治安，收下有捕快，县尉的权利较大，很多时候县尉可以决定一些人的生死，糊涂案在古代很多，一个县尉的权利不过和今天的公安局局长比起来，还是弱了不少。

　　当然，最后还有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物，那就是典吏，财政局局长，管钱的，这个一般都是县令的心腹，一个县的财政虽然不大，但大大小小也是有钱之人。大笔一挥，就可出钱。

　　(榆次县衙的牢房)

　　其实古代的一个县令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两者职务兼于一身。他们不仅要管理整个县的治安，还要负责整个县的财政税收，另外还要负责安抚百姓。一个好的县令，也可以让整个县繁荣昌盛。

　　(四) 古代的县令，还是比较悠闲的职务

　　他们有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朝九晚五呢双休?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榆次县衙的刑具)

　　古代的县令，还是比较悠闲的职务，如果有人击鼓鸣冤，那么县令就需开庭审理此案，这是他的额外工作，这个工作不定时会有，但次数不多，不过古代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有可能击鼓鸣冤，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去处。另外，他们还要负责治安问题，治安问题是小事情，也可以说不用管，征兵和税收这些他也可以安排下去，也就是说，古代的县令如果你要偷懒，你可以恣意的玩，没人管你，如果你要勤政，事情也多如牛毛，数也数不完。

　　他们不用下乡走访，也不用实地考察，还不用精准扶贫，这多好啊，难怪古代人人都想为官，不仅受人爱戴，还可以没事喝酒吟诗作对，比那些大官清闲多了。那些朝堂之上的人，还要上朝不说，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弹劾，难啊。

　　(榆次县衙的刑具)

　　(五)古代有哪些好县令呢?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位历史名人——海瑞。

　　海瑞在淳安当县令时，不仅两袖清风，更是推行了很多改革制度。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为官清廉，但是海瑞还是一位人才。他推崇“度天定税”，使得“赋役均平，民得安生”。

　　海瑞后来调往兴国任知县，原兵部尚书张鳌退休在南昌颐养天年。其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以买材为名，到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气焰嚣张到“白日越货”的地步。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张鳌上下活动，二人竟被宣判无罪。海瑞非常生气，将二人罪行具状上报州府，并附信揭露张鳌“持贵”到处写信游说，为子侄开脱，“书谏无一衙门不重迭投递，过往赣州的士大夫无一不请脱求情”。还算州府开明，按《大明律》行事，使二犯伏法。

　　海青天的形象便由此得来。足可见海瑞的气节和气度。不得不服。我读过一本关于海瑞的书，心中对海瑞更是佩服，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了解。

　　(北京十三陵明皇蜡像宫：海瑞罢官)

　　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非王安石莫属。

　　我对王安石一直都带有点钦佩。他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在古代交通如此不便的情况下，王安石也经常亲自下乡访问，了解民间疾苦，取民之所需，急民之所急，所力之事，亲力亲为，此举，为他日后变法打下了夯实基础。

　　王安石比海瑞更牛的一个地方在于兴修水利，水利乃千百利民之行，功在秋千，兴水利，百姓兴，朝代兴。大浚治川渠，你可以想象王安石有多高瞻远瞩。

　　不仅如此，他还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在《慈溪县学记》提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建议大兴儒学。但是，当地没有师资，他就遍访山野硕老，找到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导下，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从那以后，鄞县文教之风大兴，开始出进士，大批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

　　(王安石)

　　在古代为官，一个县令往往代表着这个朝代的衰替，地方决定了中央，他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地方兴，朝廷兴。

　　因此，不可忽视一位县令的作为，也正是他们，在影响着未来，也影响着我们的今天。

　　(内乡县衙的这副对联，堪称为官之道第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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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令是一个县的行政长官，在周朝的时候称为县正;春秋时代主要称为县宰、县尹;秦、汉朝的时候，管辖万户的称为县令，不足万户的称为县长;唐时统一称为县令;宋朝的时候，由于是由在京朝官出任地方县令一职，所以称知某县事;明清时代统一称为知县。

　　县令官阶一般为七品，又被称为七品芝麻官。在民间又被尊称为县太爷。

　　别看县太爷在一县的民众之前十分显赫，但从个体感受的角度而言，其实是里里外外不好当。

　　一、写错字县令难赴任

　　唐朝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书中，记载了“侯敏妻”的故事：

　　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担任上林令(负责采购皇宫所需林果蔬菜等食物)的侯敏，因为听了妻子的话，就和武则天的权臣来俊臣开始有意保持距离。

　　来俊臣为此大为不满，就通过武则天之手，将侯敏贬到涪州下面一个叫武隆县的地方去当县令。

　　侯敏在向主管长官涪州刺史报到时，就将自己的手本，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这个顶头上司。

　　涪州刺史接过来一看，这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原来侯敏竟然在手本中，将上下位置的名字写颠倒了。于是就很生气，心想这个人上下颠倒尊卑不分，真是好个糊涂。一个连手本都写不好的人，怎么可以当好一个县令呢?原文是这样描述的：“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

　　涪州刺史在一气之下，就扣住了侯敏的县令委任状，导致侯敏不能去武隆县赴任。

　　二、会巧语县令释误会

　　县令在外面不好当，在家里面也不好当。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一则“失误”故事：

　　阳伯博在山南县当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他的妻子姓陆，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当时山南县刚刚到任的县令姓朱，他的夫人姓伍。

　　有一天，这个朱县令的夫人伍氏，为了帮助丈夫联络同僚的感情，就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同僚的夫人们。

　　当这些同僚夫人结伴而来的时候，正在房门口迎接她们的县令夫人，就客气地询问她们的姓氏。

　　她首先问的是走在最前面的县丞阳伯博的妻子，阳妻回答说：“伍夫人，我姓陆，你叫我小陆好了。”

　　当她再问到跟在后面的主簿妻子时，这个主簿妻子回答说：“伍夫人，我姓漆，你也叫我小漆好了。”

　　这时候县令妇人听了这两个人的回答后，突然鼻孔里发出了哼的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一脸气鼓鼓的转身往卧室里走去。

　　所有在场的夫人们，很是感到莫名其妙，左想想右想想，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失礼、或者得罪的地方，觉得这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在房间里正在看书的朱县令，看见妻子脚步蹬蹬一脸怒气地走进来，就很是不解地向她询问原因：“你怎么了?”

　　他妻子一边拍着胸口，一边张口就道：“气死我了，真的气死我了。”

　　朱县令继续问道：“你为什么生气啊?”

　　他妻子恨恨地回答说：“我好心好意的问她们姓，第一个回答的是县丞妻子，她说自己姓陆。紧跟着的是主簿妻子，她接着回答说自己姓漆。她们明明知道我姓伍，所以就故意这样戏弄我。幸亏我沒有再问其余官员的妻子姓什么了，如果我问了她们，她们一定会回答说姓八、姓九的什么了。”

　　朱县令听到这里，忍不住的哈哈大笑：“她们姓陆也好，姓漆也好，这本来就是她们自己的姓。她们怎么可能会联起手来，在姓上合伙欺负你呢?”

　　说到这里，朱县令“复令其妇出”，就是让他的夫人重新出去，设宴款待这些同僚夫人。

　　三、丞位高县令遭逼迫

　　县令一职，在一些准备升官人的眼睛里，并不认为是一个很好很优的去处。

　　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韩琬的监察御史，在他写的一本《御史台记》的书中，就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说：“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意思是升任县令属于比较差的了，这不是一个当官的最好出路。

　　看过唐代文学家韩愈写的《蓝田县丞厅壁记》，就可以知道县令的心理负担是有多么的重。

　　韩愈虽然是为蓝田县县丞崔斯立鸣不平，但文中一句“丞位高而逼”的说法，特别是其中的一个“逼”字，非常形象的说明了县令对他的副手县丞，在感觉上是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的。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县丞用逼的手段迫使县令告假的事件，这件事件还被详详细细地写进了正史《新唐书》和《旧唐书》。

　　这个和县令发生争议的人名字叫唐临，是万泉县的县丞。当时万泉县的大牢里，关押着十几个没有交纳赋税的囚犯。

　　由于正是春播时节，正好天上又下着绵绵的春雨，唐临就对县令说：“大人啊，这些关押的犯人们，也有家庭也有妻子儿女也要生活。现在正是春耕季节，为了不误农时，不如暂时把他们都放了吧。”

　　县令当场表示：“不行，这些人如果跑了怎么办?”

　　唐临说：“大人请放心，如果这些人跑了，就是我判断错误，这个错误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

　　在唐临这句话的紧逼之下，这个县令只得随便找个理由请假走了。史书上的原话是：“令因请假”。

　　唐临于是代为行使县令职能，把这些囚犯全部召集起来，告诉他们现在就可以回家去参加春耕了，并要求他们在春耕结束后，马上都通通的再回到监牢里来报到。

　　由于这些犯人在春耕后，果然都一个个的回到了万泉县的监牢里，唐临由于这件事出名了。并由此起步，最后将刑部、兵部、吏部三个部的尚书，都轮流的当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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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令：官名，读音xiàn lìng。指的是一县之长。县令之名，起于战国。代表人物有陶渊明、程凤金、狄仁杰、秦锡琈等。

　　释义

　　《职官典·郡县》：“县令者，政令之长也，正五品;县丞者，文教职官也，从五品;县尉者，军事长官也，次五品”。

　　组词

　　破家县令

　　pò jiā xiàn lìng 　谓地方长官手中的权力，足以使人破家灭门。

　　王县令

　　wáng xiàn lìng

　　东汉明帝时王乔，任叶县令，有神术，故称。见《后汉书·方术传上·王乔》。诗文中每以"王县令"称之。

　　长安县令

　　Cháng ān xiàn lìng

　　汉朝开始在首都长安设立的六品官职，下辖长安及京畿附近区县。薄卫桥以长安县令为印及字号，行走江湖。

　　历史

　　官名。战国时三晋(魏、赵、韩)和秦已称县的行政长官为令。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为县，置令及职责。县令本直隶于国君，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秦、汉法令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称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汉以后放宽尺宽，《晋令》云：“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见《北堂书钞》七十八)所辖户数不及汉制十分之一。南朝县，户数一般很少，而《宋书·州郡志》所载，大多为令。后遂一律称令。《隋书·百官志》只说陈五千户以上县令与五千户以下县令，不提县长。北齐县分九等，县官一律称令。

　　隋、唐因之，只以县的等第，分定县官品秩，唐县令，京县、畿县正五品上有与正六品上，余自从六品上至从七品下，宋县令只存虚名，以京朝官任其职，称知某县事，因而有知县的名称。元为县尹。明、清以知县为正式官名。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县知事;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县长, 中共执政后，县长低于市长(地级市)而高于乡长。县长是一个县的第二把手(仅次于中共县委书记)，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彭泽县令

　　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一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县)人。东晋著名诗人，开创了田园诗。

　　陶渊明二十九岁初踏仕途，任江州祭酒，以后又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义熙元年(405年)秋出为彭泽县令，时年四十一岁。这年冬，上级派督邮【注】来县视察县政。陶的侍从请他冠带出迎，小心伺候。他心鄙督邮之为人，说：“我怎能为每月吃饱五斗米，向一个毫无知识的乡里小儿打躬作揖呢?”遂挂冠封印而去，赋《归去来辞并序》以示其志。做了八十余天的县令，便归隐柴桑老家，从此永远地脱了官场。

　　【注】

　　【督邮】官名，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唐以后废。

　　程凤金

　　明嘉靖年间，彭泽有位县令名叫程凤金，字廷重，湖北黄冈人。他风骨铮铮，清廉自守，同治版县志称其“狱无冤滞，庭无私谒”。是承陶令之遗风，为后世所传颂的好县令。 某次御史大夫来彭泽巡视，程拜谒稍后，御史大为不满，当面对程加以讽刺说：“你是这样当官的吗?”程受不了这种侮辱，告诉自己的幕僚说：“御史之所以有权有威，就是因为他能撤人的官职。现在我自己撤自己的官，御史的权威在我头上就施展不开。”马上奋笔写下一首诗，挂在县衙门上，弃官而去。诗云：平生性拙天知我，三载无能我愧官。今日铨衡公论定，好归旧隐理鱼竿! 当这位御史大夫派人追上他时，他说：“再去岂值一文。”竟未返。

　　【注】

　　【铨衡】考核、选拔。诗中指质问程凤金的御史大夫。

　　狄仁杰

　　唐代名臣狄仁杰，字怀英，山西太原人。

　　狄仁杰原为唐朝大臣，以明经(唐制六科取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举(推荐、选拔)，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宁州刺史等职。转文昌右丞，出为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贬为复州刺史，入为洛州司马。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入为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同平章事(即宰相)。其时，遭酷吏来俊臣诬害下狱，几乎丧命。后密使其子上诉武则天，得免死，贬为彭泽县令。

　　长寿元年(692年)的秋天，他被贬来彭泽任县令。正值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他为民请命，奏请减免彭泽一切租税。武后认为他关心人民疾苦，特予嘉奖。并下命江州，免除彭泽等九县全年租税。狄仁杰一面开仓放粮，一面组织生产自救，使得大批百姓免于饿死。

　　年底，他将前任拘捕的全县包括死囚在内的囚徒三百人，逐一审问，辨析冤情，全部放还家中过年，约期犯狱。到期，仅二死囚迟到。一为大风所阻，舟楫不通;一为母死治丧，稍稽时日。狄公以朝廷恩德及人，均奏准免死开释。众囚预先约定，返狱之日每人怀土一把，堆放狱侧，遂巍然成一小丘，后人称为“纵囚墩”。

　　狄仁杰任彭泽县令四年，他革新吏治，勤政爱民，深受当地百姓拥戴。彭泽百姓十分感谢狄仁杰，自发于“纵囚墩”旁建狄公生祠，名为“狄梁国公祠”,用以纪念狄公盛德。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则天征仁杰为魏州刺史。不久升任幽州都督。神功元年(697年)十月，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

　　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病逝，朝野凄恸。则天为他举哀，哭泣着说“朝堂空也”，并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中宗返正，追赠仁杰为司空;睿宗追封为梁国公。

　　“狄公祠”于民国29年(1940年)毁于日军之手。“纵囚墩”亦于文革期间铲削为田。“纵囚墩”“狄公祠”均在黄岭乡东南里许，遗迹犹可辨认。

　　秦锡琈

　　秦锡琈(fú)，山西曲沃人。由进士选兴安令，清乾隆十六年(1731年)调彭泽令。那时的彭泽县令接连调换了好几个。因为新旧交替的繁忙，县里许多重要案件都积压下来。秦令精勤检阅，认真处理，午夜不休。五更鸡鸣，即教课子弟，书声琅琅。自己入厅治事，每天处理四五起积案，合情合理，妥帖周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积案全部清理完毕。剔除弊端，惩办奸宄(guǐ)，杜绝了官吏衙役贪污渎职现象。同治版县志称颂他“莅彭者，清廉以公为最”。

　　平时因公下乡，绝不扰民。自带饭筒，佐以盐菜。绅士们邀请，坚决拒绝。自奉清苦，有类寒士，以劳瘁致疾，到任才半年就死于彭泽任所。死后一文不存，由本县士民乐助银两，家人才得扶棺返籍。起棺之日，白衣冠送至江边的有几千人。可见本县人民对这样的父母官是深为爱戴和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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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官典·郡县》：“县令者，政令之长也，正五品；县丞者，文教职官也，从五品；县尉者，军事长官也，次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