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一）

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

文/王仁强 章宜华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发表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摘要：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跟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是建立在经典范畴观之上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不少翻译研究者开始把原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通过理论演绎和/或实证研究表明：翻译是一个原型范畴，对源语语篇及译语语篇采取原型分析更为有效，翻译评价标准决不能理解为必要充分条件，而最好理解为原型范畴的各个属性特征。此外，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理论也从一定程度上为翻译研究的原型观提供了佐证。把翻译看成是原型范畴的原型翻译观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识，从而打破一些人为设定的藩篱，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解释性翻译研究，并最终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关键词：范畴化；原型理论；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

Prototyp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Traditional linguistically 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like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s based upon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thus having obvious deficiencies.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some translation scholars abroad have introduced Prototype Theory (PT)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resulted in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They include Neubert (1985), Snell-Hornby (1988/1995), Krzeszowski (1990), Neubert & Shreve (1992) and Halverson (1998; 1999; 2000; 2002). They demonstrate, 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or empirical studies,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totype category, that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make prototyp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texts as well as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and that translation criteria had better be understood as properties of a prototype rather than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Moreover, research on hybridity i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certain sense also support the prototypical view of translation. A prototyp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can broaden our horizo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of enquiry, guide our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the descriptive-explanatory study, and finally guide our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引 言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不断给邻近学科注入活力，也给翻译研究注入活力。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Fedorov, 1953; Jakobson, 1959）、对比语言学（Mounin, 1963）、转换生成语法（Nida, 1964）、系统语法（Catford, 1965）、语用学（House, 1981）、篇章语言学（Wilss, 1982）、关联理论（Gutt, 1991）等等。然而，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对翻译的影响有别于其他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的影响：原型理论主要影响的是翻译研究的元理论（metatheory）层面。在翻译研究采用了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的有Neubert（1985）、Snell-Hornby（1988/1995）、Krzeszowski（1990）、Nuebert & Shreve（1992）和Halverson（1998, 1999, 2000, 2002）等。此外，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理论也从一定程度上为翻译研究的原型观提供了佐证。然而国内有关原型理论对于翻译研究之意义尚缺乏充分的引介，本项研究力图弥补这个缺憾。

   一、翻译研究的客体：作为原型范畴的翻译

   美国著名翻译研究学者I. A. Richards（1953）指出，“翻译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事件。”何以见得呢？国际著名的翻译研究刊物Target（《目标》）在其2000年第1期上登载的Andrew Chesterman和Rosemary Arrojo所发起的译学辩论中，提出了三大类共30个辩题供译界讨论，其中第一大类就是围绕“What Is Translation?”展开的。人类从最早的文化接触开始就进行着翻译活动，迄今为止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难道说我们还不知道翻译是什么？事实上，翻译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翻译一方面是一种普遍开展的活动，另一方面却没有明确公认的理论。除了几条格言式或纲领性的陈述之外，直到现代才有人关注翻译的本质和方法。可是，为什么到了公元2000年还要展开“什么是翻译”之类的讨论呢？难道说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翻译界正在重新审视“翻译”范畴问题：翻译研究中的无数争论，包括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对“翻译”范畴本质的认识。翻译是经典范畴还是原型范畴涉及到翻译范畴的本体论问题，即翻译的研究对象的范围。换言之，这是一个把翻译本体范畴看成是均质的离散范畴还是异质的非离散范畴的问题。这种认识与描写性翻译研究及语料库翻译研究密切相关。

    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跟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是建立在经典范畴观之上的。这种翻译学理论为了实现所谓的合乎现代逻辑的科学研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所谓的普通语言的共核之上。但是，Snell-Hornby（1988/1995:1）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翻译科学”或称“翻译学”（translatology）一直致力于确立自己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其关注的焦点是普通语言中一个未加定义的理想化的共核，但其使用的理论概念实际上只适用于科技术语的翻译，文学语言因其偏离常规、无法进行科学分析而被排除在外。因而这种所谓的翻译科学对实际翻译的指导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具体的文本并非是离散的均质范畴。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1900）中称，“逻辑永远探讨理想的客体。”经典范畴观就是建立在这种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其优点是能够迅速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但是，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被认知语言学家Lakoff称作范畴化的“经典理论”的传统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形而上学的区分：它认为概念的类来源于客观世界里既定的范畴，与进行范畴化的主体无关；而范畴的归属是由概念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经典理论包含以下基本假设：（1）范畴是由一组充分必要特征合取定义的；（2）特征是二元的；（3）范畴有着明确的界线；（4）一个范畴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Taylor, 1995: 23-24）Lakoff指出，经典范畴理论并非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先验猜测（a priori speculation）的哲学观。（Lakoff, 1987: 6）这样定义出来的范畴自然是绝对的、离散的。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晚年的2000多年里，人们一直认为范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种经典范畴观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学科中不是被看作一种经验假设，而是作为一个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真理而被普遍接受。现代语言学主流不仅深受其影响，而且还进一步把它精细化，如分析出不可分割的抽象的特征元素，并用一组组这样的特征来定义各类语言范畴。尽管经典理论指导下的语言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近二三十年来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很多概念范畴和语言范畴不是传统的理论所能概括的，这显示更精细的认知和语言研究要求一种新的范畴化理论。对经典范畴理论的挑战来自语言哲学和认知心理学两个方面。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53）中通过“游戏”这个例子论证了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隶属度的差异，并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Rosch等认知心理学家（以及Labov、Lakoff等语言学家）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原型”（prototype），从而建立了现代范畴理论——原型理论。原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经典范畴理论的种种假设，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据认知语言学家Geeraerts的观点，共时的原型结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原型范畴呈现出典型程度差异；并非所有成员都具有同样的代表性。（二）原型范畴呈现出家族相似性结构。（三）原型范畴的边缘是模糊的。（四）原型范畴无法根据一组单纯的必要充分条件进行释义。他还指出，尽管这四个特征并不一定同时出现，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系统的联系：（一）和（三）是从外延的角度看待范畴成员，而（二）和（四）则是从内涵的角度考虑定义；（一）和（二）指的是典型效应和结构权重的差异，而（三）和（四）则集中在范畴的灵活性及分界问题。（Geeraerts, 1997: 11-23;1999: 92）实际上，Givón指出，基于原型的范畴表现出杂合性质（hybrid nature），即兼容了经典范畴观和家族相似性范畴观的优点。这种杂合性是一种折中，可以兼容快速处理（rapid processing）或自动处理（automated processing）和精细区分（fine discrimination）或精细处理（attended processing）这两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相互冲突的信息处理要求。（Givón, 2001: 33）概言之，经典范畴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幅简笔画，而原型理论所提供的图画则更加充实饱满。

    正是由于原型范畴观的这种优越性，国外不少翻译研究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自觉地把原型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德国学者Albrecht Neubert（1985）可说是最早把原型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的学者。而且在他的建议之下，国际应用语言学笔译与口译科学委员会（AILA Scientific Commission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于1987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了主题为“翻译原型”（Translation Prototypes）的研讨会。Neubert（1985）采用了原型分析的方法对源语语篇进行分类。而Snell-Hornby（1988/1995）则把原型分析的方法延伸到了对目标语语篇的分类。在Snell-Hornby看来，经典范畴观已经阻碍了语言学倾向的翻译理论研究，因为语篇类型并非能够清晰界定，等值类型也并非那样严格苛刻。因此，她建议采取一种以连续体（cline）[①]各点上动态变化的原型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理论原则来替代古老的二元划分（dichotomy）和经典范畴观。Snell-Hornby提出打破文学翻译、普通语言翻译和专门语言翻译的界限，因为它们并非相互排斥的范畴。基于原型理论的思想，她概述了翻译界对Reiss（1971）的翻译语篇类型划分（text-typology）提出的批评，其理由是现实中的大多数语篇通常是杂合形式（hybrid form）：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包含了当时的技术术语，而现代经济学语篇中充满了词汇化的隐喻。因而那种整齐划一的语篇类型划分作为翻译研究的出发点是可行的，但决不能作为翻译客观标准的参照系，因为现实中的翻译要远远复杂得多。她认为，“错就错在使用盒子般的范畴作为一种规定性的坐标方格，从而造成一种当时理论思维所要求的科学客观性的假象。”（ibid: 30）因此，Reiss的语篇类型划分表明了经典范畴理论的缺陷。有鉴于此，Snell-Hornby认为，取代这种刻板的类型划分的将是一个动态的、格式塔般的关系系统——语篇原型划分（prototypology）。也就是说，她把基本的语篇类型作为原型，它们构成一个连续体，这些基本语篇类型是逐步过渡的，其分界线是模糊的。这样，传统二元划分就被一个可变的连续体所取代。

    挪威学者Halverson博士（1998; 1999; 2000; 2002; 2003）不仅从科学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经典范畴理论范式下的翻译研究所存在的缺陷，而且还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翻译”确实是一个原型范畴，体现出原型效应，即范畴成员之间表现出隶属度的差异，范畴边界模糊等。她认为，好的翻译非常接近一个文化中在特定时期对翻译的理想化认知模式。她还认为，把翻译范畴视为一个原型范畴不仅有利于翻译语料库的建设，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描写翻译学研究。

    美国学者Tymoczko（1998）则认为，翻译是一个“集合概念”（cluster concept），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探讨过的“游戏”概念，不同类型的翻译体现出一种“家族相似性”。如同游戏概念难以界定每一种游戏活动的具体特点一样，没有一个翻译定义能够提供必要充分条件囊括一切翻译现象。她认为，正是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化才导致了翻译形式和游戏方式的多样化，正是这种多样化才导致人们无法采用经典的集合论从理论和实践方面给翻译范畴划定清晰的界线。Tymoczko认为，也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特点导致了以色列学者Toury比较务实地把翻译定义为“在译入语系统中，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作为或者是被人们视为是翻译的所有译语语篇。”（Toury, 1980: 14）而这个广义的翻译定义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当代翻译研究（马会娟, 2001: 63）。首先，人们逐渐认识到世上没有一个可以指导一切翻译的、放之四海皆为准的翻译原则，翻译活动总是要受到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社会规范的制约。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转向规范（norms）研究和规范与语境的关系研究无疑得益于人们对翻译概念的重新认识。其次，这个广义的翻译定义与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一样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翻译和其他改写形式一样，都是加工和再现语篇的方式。Tymoczko认为，上述看似简单的观点，却花费了西方翻译学者将近30年的时间才基本达成共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Tymoczko（1998）认为“翻译”不是一个原型范畴，而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集合概念。我们认为，根据原型理论的最新阐释（Geeraerts, 1997; 1999），原型范畴倾向于拥有家族相似性结构，那么翻译这个原型范畴自然也就拥有家族相似性的内部结构。因此，把翻译理解为原型范畴或者是家族相似性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诚然，把翻译理解为原型范畴更为合理。此外，我们从Tymoczko对Halverson的反驳中看出，Tymoczko对原型的理解有失偏颇，因为认知语言学倾向于把原型理解为心理表征、认知参照点，实例只是例示了原型，其本身并不是原型。（Taylor, 1989/1995；Ungerer & Schmid, 1996）

    此外，近年来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有关杂合现象（hybridity）的研究（参见韩子满, 2002; 孙会军、郑庆珠, 2003）进一步证实了原型范畴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杂合现象在翻译中是普遍存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翻译都是杂合。”Sch鋐fner& Adab（1997: 334）实际上，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必然存在杂合现象。在当前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之下，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杂合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异化和归化的杂合不仅存在于语言层面，而且存在于文化层面。换言之，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都是杂合的。只不过后殖民翻译研究学者关注的是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中那些比较极端的杂合现象及其现实意义。

    因此，翻译毫无疑问是一个原型范畴。把翻译看成是一个原型范畴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不仅林纾和庞德等所谓“边缘”的翻译也被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而且许多在过去不能登上翻译研究大雅之堂的应用翻译近年来也被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范畴。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研究重在探讨翻译范畴的外延，而对翻译范畴的内涵则着墨不多。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进一步说明翻译作为原型范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