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易宁、王羽飞：J.B.伯里的历史偶然性观念（进步的观念）书评

易宁 王羽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摘 要：伯里在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探讨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伯里认为，神学和思辨哲学逻辑演绎的路数，无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他采用“历史综合”的路数，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假说1（历史思想具有独立性），然后归纳大量的史事来验证。由于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存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所以伯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其假说的证明。伯里的历史偶然性研究，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路数及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伯里；历史偶然性；观念；

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及其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希腊古典时代，史学家所表述的命运观念，就蕴含了对此问题的认识。之后，历代史家不断地对此问题进行诠释，其中20世纪初英国著名史学家伯里的观点，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具有代表性，而且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伯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1861年10月出生于莫纳亨郡（今爱尔兰），其父爱德华·伯里是当地的教区长。伯里四岁起跟随父亲学习拉丁语，十岁在福伊尔学院学习希腊语，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天赋。1878年，伯里进入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学习古典学。他协助马哈菲编辑了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1881），自己校编了品达的《尼米亚颂》（1890）、《地峡颂》（1892）等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的地位。伯里的名世之作《晚期罗马帝国：从阿卡狄乌斯到爱里尼》（1891）等出版后，被公认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伯里的学术领域相当宽广，在宗教史、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皆有名作问世。伯里有很高的哲学素养。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称赞他“突出地与其他的人都不同而配有十分不平凡的哲学训练”。1903年，伯里在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这个论断蕴含了他对历史学性质的深刻认识，在英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关于“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涵义，伯里的就职演讲从两个方面作了解释。他指出，历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基础，它只是为政治学、伦理学和文学提供资料的仓库，只有到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兰克等人把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历史学才迈进一个新的时代。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了严格的批判方法。伯里盛赞兰克等人的史料研究方法，是公认的和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伯里指出，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现象均有其原因，而且所有的原因均存在于因果关系的序列之中。

伯里在就职演说之后，又发表了《达尔文主义与历史学》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表述了对历史认识性质的看法。他指出，自19世纪以来“遗传”观念运用于历史学领域，引起了历史学界的革命。历史学家认识到，“人类这一物种形成的条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系列因果序列的结果——一种延续的演变。其中每一种状态的出现都是由前因引起的”。作为历史学家，就要从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之中，认识人类历史变化的延续性，从而把握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伯里比较了历史编纂与自然科学史编纂的思想，指出科学家把遗传观念运用于自然科学，建构了太阳系发展史、地球发展史以及各类有机体的谱系。“（这种）建构与人类历史是连续的、遗传的和因果过程的建构属于同一种思想”。可见，伯里对历史学性质的看法，有两个核心点：一是历史学必须有严格的批判方法，从而使史料具有真实性；二是必须把因果规律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认识之中，从而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在伯里看来，只有把此两个核心点贯穿于历史研究之中，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说，“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

伯里对历史学性质的研究，强调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从而得出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性规律。不过，伯里也意识到，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早在1891年发表的《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一文中，他就谈到，人们的思想“受到生存环境和他们祖先思想影响的制约”，难以表现出强大的想象力。即使他们“能从思想的枷锁中彻底释放他们的想象力（这是一种历史已置于他们孩子身上的枷锁），他们也没有命令的手段施加在别人的想象力之上”。伯里认为，历史学家通过整理史料，可以撰写历史。然而在历史撰写过程中，史家的思想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史家也不可能使读者完全领悟自己的思想。换言之，历史的再现是无法实现的。1903年，伯里发表了《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一文，再次强调了历史思想的独特性。他说：“如果思想并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前提，那么就可以推论说，历史——思想就是它的特有的指导力量——是属于与自然的王国不同的另一个思想的层次，因此就要求有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在伯里看来，如果思想作为自然过程的前提只是一种假说，那么这种假说也可以作为历史过程的前提，从而推论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

根据伯里对历史学性质的认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深处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历史学的独立性，认为运用普遍性规律认识历史，无法再现真实的历史。关于这点，柯林武德已经注意到了。他说，伯里的就职演讲“显示出一颗心灵在两种概念之间被撕裂了：一种是历史学和科学之间不同的概念，它是模糊的而有力的；另一种是两者之间不可分辨的同一性概念，它是清晰的然而无力的”。柯林武德的观点，对于理解伯里的思想有重要启发意义。伯里意识到历史学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没有能力推论出两个概念各自的定义；另一方面，他也没能力推论出历史学和科学是具有同一性的概念。柯林武德对伯里演讲文字后面所蕴含矛盾思想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伯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实际上在《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一文中，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以上笔者用较大篇幅讨论伯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主要想指出，伯里晚年极为重视历史偶然性问题，就是要从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的关系中，探寻历史思想的独立性，从而对历史学性质提出新的定义。

1916年，伯里发表了专门讨论历史偶然性的文章——《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伯里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寻求历史思想独立性的努力。

在《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一文中，伯里对前人的历史观念作了简略的概述。他指出，神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外在的力量支配人类社会，并且以一种缜密的计划安排人类事务”。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上帝实现其意志的工具。某些哲学家（如黑格尔）以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和逻辑上相一致地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以范畴形式在时间中以逻辑推演方式自我展现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伯里把此两种见解归为一类，谓之“把人类历史的变化和事件视为逻辑的发展”。还有一类见解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伯里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述：“世界历史取决于像克里奥巴特拉鼻子那样的偶然事件。”

伯里对前人历史观念的概括，并非无可商榷之处，此处暂不作讨论。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伯里要用很少的文字来概括前人的历史观念?笔者以为，伯里不是要评述前人观念的内容，而是要指出历史观念研究的两条路数：一是重视逻辑演绎的路数，从一般性的前提进行推论，立论的基础是前提与结论之间逻辑演绎的过程。伯里谓之“逻辑的发展”路数；二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路数，从史事和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或从某些史事和经验中归纳出一个普遍性假设，然后试图在更多的史事或经验中做出验证。上述以偶然性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就是出于此路数。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伯里更为倾向于经验归纳的路数。他说，对于历史学性质的研究，不需要“在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假设上多作纠缠”。不过，对于那种把偶然性视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观念，伯里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历史学的“初始前提是所有的历史现象——其中所谓偶然的东西等同于人类目的的结果——都服从因果规律。”伯里此话的意思与《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所表述的意思一致的。历史思想（人类的目的）是历史认识的初始前提。人类历史中的偶然性东西与有规律性的东西，均来源于人类的目的（思想）。不过，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出于人类目的的结果均要服从因果规律?换言之，出于人类目的的无规律偶然性东西如何服从因果规律?这个问题就是伯里研究的突破口，即寻求具有个体性的偶然事件与具有普遍性的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论出历史思想乃至历史学的独立性。伯里归纳了比较多的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

伯里举例说，一天，他在巴黎和平大道散步，偶遇一位美国故友，两人相见甚欢，并约定日后的互访。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是偶然的，然而他们相遇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则可以从因果关系上得出解释，他们为什么来巴黎?他们为什么去散步?等等。伯里说：“偶然性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或更多独立的因果链条的有效碰撞——‘有效’意味着它的出现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重要结果。”这里，伯里提出了历史偶然性内涵的三个要素：一是历史事件的形成均有其因果关系链条；二是两个或更多因果链条发生的碰撞，无法从因果关系上作出解释；三是这种碰撞是有效的，对历史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重要结果。伯里把历史偶然性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偶然性。纯粹偶然性指的是，有因果链条的自然现象与有因果链条的人类活动发生碰撞。伯里举例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大的瘟疫降临了雅典。“瘟疫的出现，有其自身明确的因果链条。这条因果链条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因果链条没有任何关系。瘟疫细菌对战争毫无兴趣。”然而，这场瘟疫却给雅典人带来了巨大灾难，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他还举了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即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对罗马政局的影响。克利奥巴特拉美貌出众，她的鼻子尤有惊世之美。罗马将军安东尼贪恋于克利奥巴特拉的美貌，采取了一系列偏袒埃及的政策，从而影响了罗马政局的走向。伯里认为，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之美源于自然遗传方面的因果链条，与罗马政局的因果链条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当这两条因果链条碰撞后，罗马共和国晚期政局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使在思想史领域，纯粹偶然性也是很多的。伯里说，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关系是很清楚的。然而，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形成，与柏拉图大脑的特质有关系。“如果柏拉图早夭，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柏拉图的理念会以他所建构的那种形式出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哲学的关系，斯宾诺莎与笛卡尔哲学的关系，圣保罗与希腊哲学及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关系等，均可以类推。可见，伯里所谓纯粹偶然性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发生碰撞的事件，至少有一件形成于自然方面的因果链条。

第二类是混合偶然性。混合偶然性比较复杂，发生碰撞的事件或有人类意志方面的因果链条，或其中也混杂了自然方面的因果链条。伯里指出，公元4世纪初，一位智者根据罗马帝国内部腐败加剧的趋势，以及盘踞在欧洲中部蛮族人贪婪的特点及其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预言蛮族将入侵罗马帝国。然而，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与匈奴人进入欧洲有联系。“匈奴人进入欧洲是一系列中亚地区政治事件的结果。从严格意义来讲，是完全独立于欧洲这片土地而发生的事件。他们的入侵，导致了日耳曼世界的混乱，继而改变了欧洲许多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例子中，有三个源于人类意识的因果链条，然而它们之间发生的碰撞，则无法从因果关系上得出解释。匈奴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均没有意识到，匈奴人进入欧洲，会促使罗马帝国衰亡这一历史趋势得以实现。

伯里还举了公元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征服西里西亚之例。伯里认为，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事件所决定的”，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1740年初逝世；继位者腓特烈二世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于1740年10月逝世后，国内发生了皇位之争，使普鲁士有机可乘。这三个事件有其独立的因果链条，原本毫无关系。然而当它们偶然相撞之后，导致了西西里之役的发生。此例与上引匈奴人进入欧洲之例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在三个因果链条中，有一个出于自然遗传方面的链条（腓特烈二世的性格特质）；二是这个出于自然遗传方面的链条与另外两个链条发生碰撞时，含有人的主动意识，即腓特烈二世的扩张目的，而且他的目的与普鲁士以后的扩张大势联系起来了。

关于这点，伯里又举了基督教兴起之例来说明。他说，或许基督教最终会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不过，在公元3世纪之初，基督教的传播“只指向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它必须忍受一种身份，只能作为少数人所容忍的宗教”。据估计，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位时，基督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君士坦丁把基督教提升到国教的地位，“取决于他个人的特质这一偶然因素。基督教并没有表达此类的强烈信念，或者发出了要求宗教平等的呼吁”。如果在罗马帝位争夺之中，一位与君士坦丁性格迥然相异者上台，他可能会采取对基督教宽容的政策，但决不会把基督教提升为国教。基督教也不可能在150或200年的时间内改变大多数人的信仰。君士坦丁改变了基督教的地位，与他的性格特质有关系，而且他性格特质又使得他能主动地改变基督教的地位。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伯里最后举了几个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假设例子。他首先谈了纯粹偶然性。他说，如果拿破仑早年被一块陨石砸死，这就是最纯粹的纯粹偶然性了。陨石在某一特定时刻坠落于某个特定地点，有一条独立的因果链条。拿破仑于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也有一条严格的因果链条，陨石对拿破仑的死毫无兴趣。“死于陨石显然是一种外部的偶然，死于地震也是与之相近的偶然，死于疾病则是人们一直可能预料到的”。在这段话中，伯里把纯粹偶然事件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最纯粹的纯粹偶然事件，人类无法预料其发生，也无法自觉地预料其结果。另一种是纯粹偶然事件，它的发生同样无法预料，然而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可能预料的（上引雅典瘟疫和克里奥巴特拉鼻子之例应属于此类）。

伯里接着谈了混合偶然性。他说，假设拿破仑死于一位憎恨其政策的刺客之手，这就不是纯粹偶然性了。他的刺杀行动有一条独立的因果链条，而且“这条独立的因果链条与拿破仑之死所引起的历史变化的因果链条联系起来了”。伯里还指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混合偶然性也包含了一些纯粹偶然性因素，而且是可以分离出来的。”在伯里看来，混合偶然事件除了有些含纯粹偶然性因素之外，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发生碰撞的某个事件的因果链条与发生碰撞之后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发生碰撞某个事件所表现出的行为者的目的，与历史的变化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联系尚不能视为因果关系。因为依照伯里对偶然性的定义，只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就无法从因果关系上作出解释。所以，只有把此例与上引腓特烈二世及君士坦丁之例等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不过，伯里的举例也有不严谨之处，如匈奴人进入欧洲之例，似乎就没有上面谈到的混合偶然性的特点。

上文已经指出，伯里讨论历史偶然事件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历史思想的独立性，从而确立历史学的独立性。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历史学思想的独立性就在于，历史的偶然事件“处处作为一种干扰因素进入到历史的过程里面来”，“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偶然性印记”。历史偶然事件以不同方式表现为人类自觉或非自觉的意志。尽管自然界也有偶然事件，然而它们只有与人类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伯里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尽管历史事件均有其因果链条，然而当它们偶然发生碰撞后，所形成的只能是无法从因果关系上作出解释的个体性的事件。此类个体性事件不仅能促使历史变化的实现，而且也能改变历史变化的方向。历史只要存在偶然性，就难以把因果规律作为历史认识的基础。这就是伯里对具有个体特征的偶然性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因果规律关系的认识。

伯里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得到柯林武德等人的高度评价。柯林武德指出，伯里“以极大的艰辛达到了历史就是有关个体知识这一概念”。他意识到，“这个概念对于历史思想的尊严和价值乃是本质性的”。不过，柯林武德也遗憾地指出，如果伯里“能逻辑地发展他的早期论文中的观念，那么他就会得出结论说，个体性并不只是时而在历史中以偶然和意外的形式而出现，它恰恰就是历史所由之而形成的东西。妨碍了他前进的到这一结论的则是他的实证主义的偏见，即认为这样一种个体性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科学的一般化就是知识唯一可能的形式”。柯林武德的观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柯林武德的观点，主要是以“剑桥大学就职演说”（1903）、《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1904）、《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学》（1909）及《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1916）为依据的。实际上在更早发表的《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1891）一文中，伯里就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应该有其独立性，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一直不懈地努力研究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提出了史家乃至读者由于“前见”之限制，难以完全再现真实的历史或难以真正地领悟史家的思想，那么在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伯里则是从问题入手，以偶然性为切入点，讨论历史思想的性质问题。根据上文对伯里有关论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伯里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然而他也没有明确提出普遍性知识是历史思想本质的论断。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模糊的。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变得不太重要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合符逻辑。这不仅由于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知识和经验的增长，而且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力更强了。近年来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的命运更少地被个人所掌控。知识本身增长所具有的偶然性也越来越少了。尽管偶然性因素不能被排除，然而科学进程是持续的、有系统的和稳定的。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命运将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偶然之外，无论安妮獉博林漂亮的脸蛋或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都无需太认真对待了”。在这段话中，伯里的思想确实有“科学的一般化就是知识唯一可能的形式”的倾向，但这种思想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而是一种预言式的结论。对于这点，伯里自己也承认，他的结论“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可见，伯里最终没有完成对其假说——“历史思想有其独立性”的证明。

为什么伯里最终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柯林武德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柯林武德引用的证据主要是伯里1900年撰写的《东罗马帝国残存之原因》一文。他说，“伯里按严格的实证主义的公式来处理东罗马帝国残存问题，即对一个事件的处理不是作为独一无二的，而作为某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靠发现一种不仅适用于它，而且也适用于同样一般类型的每一个事件的原因来解释它。”不过有的学者则认为，在此文中伯里“关注的只是东罗马帝国本身的问题，对东西罗马帝国做出比较时，他也只是用了经验归纳的例证”。还有的学者指出，人们以为伯里是实证主义者，然而正是他发现了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有关伯里思想与实证主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专文中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证主义对伯里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伯里于1889年出版的《拜占庭史：从阿卡迪乌斯到伊琳娜女皇》一书中，就列举了多种因果模式，并且套用在对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之中。而且他对偶然性归类研究的方法，与实证主义也不无关系。不过，柯林武德有关论说所列举的证据尚不够充分。因为，在1903的剑桥就职演讲之后，伯里的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学》中，伯里明确指出，以偶然方式表现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是社会学要勾消的。社会学力图使历史学融入与科学的一致性之中。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后期的历史著作中。他在1909年出版的《希腊历史学家》中指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它们只代表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的阶段。现在有一种幻想，认为历史的判断是一锤定音。历史判断一锤定音，反映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所持有的态度。在1923年出版的《拜占庭史：从西奥多罗斯到查士丁尼一世》一书中，伯里指出，用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模式，无法解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伯里既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也没有明确地把普遍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笔者以为，从伯里的学术背景及其知识结构来理解，或许是一条可取的思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与欧洲大陆的发展趋势已经脱节了。“当兰普莱希特、韦伯、克罗齐等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做出深入思考时，英国历史学家没有在此方面做出任何原创性的成果。他们还处在一种对抽象思维反感的氛围之中”。作为一位有较高哲学素养的历史学家，伯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他不满当时英国史学界对科学史学与通俗史学等问题的争论，认为要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遗传学观念，对伯里的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意识到，“人类这一物种形成的条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系列因果序列的结果——一种延续的演变。其中每一种状态的出现都是由前因引起的。”所以，伯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史学家，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因果规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尽管自然界也有偶然性，但它与人类社会的偶然性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有意识的精神因素的主导作用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属性”，“文明发展的主要线索必须在精神领域中寻找”。以偶然性表现出的人类自由意志，使人类历史有了与自然界历史不同的特点。所以伯里以偶然性为切入点，探究历史思想的性质问题。他研究此问题的路数是清晰的。首先，他意识到，对历史思想性质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只是一种假设”。也就是说因果规律推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自明的。这是出于哲学的思考。其次，伯里没有兴趣讨论神学和形而上学有关偶然性的观点。他说：“我的读者出于其他原因都会认为两者（按，指两者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逻辑演绎得出的理论，并不能说明历史的现象，更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规律。这是出于哲学和史学的综合思考。伯里明确地指出，他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的方法。也就是说，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普遍性的假设（历史思想具有其独立性），然后在史学的实践中做出综合验证。所以，在伯里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对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关系之所以可能形成的讨论，也没有看到他对历史因果链条断裂与连续之所以可能的讨论，因为此类问题只能在逻辑中证明，而无法在历史经验中证明。在体现人类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存在无数偶然的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他无法从中得出一条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律。对于这点，伯里没有任何的掩饰，他最终承认自己的研究“只是实用的”。此所谓实用，就是说他的研究结论只能说明某些或某类历史现象，而难以得出历史的普遍规律。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伯里把自己研究的最终结论建立在没有论证的预言之上。

尽管伯里最终没有对历史思想的性质提出新的定义，但是他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里仅谈两点，一是在英国史学理论融入欧洲史学理论主流方面，伯里起了引领作用。自他以后，英国史学家开始重视史学理论的问题，克罗齐的著作被译成英文且引起广泛的讨论，柯林武德的研究已进入欧洲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史学界，伯里是一位有突出贡献且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二是伯里的研究思路，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伯里意识到，史学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史学的知识，而且需要哲学的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的知识，才能真正认识史学的研究路数与哲学的研究路数各自所具有的局限性，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知识结构的研究路数，才能自觉地反省自己研究结论的局限性。时至今日，阅读伯里百余年前撰写的论著，品味其文字及文字后面的思想，依然感受到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博学和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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