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吃一头牛到赏赐一只鹅:关于朱元璋和徐达的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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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明初开国功臣，最受后世仰慕的就是中山王徐达。

明末蓟辽督师袁崇焕在赴双岛擒杀毛文龙途中，和随行幕僚将佐聊天，就曾侃侃而谈，说：“想我大明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名将初战于鄱阳湖采石矶，再战于沙漠北平；水战胜，马步战亦胜，这才驱逐走蒙元，得以一统天下。现在水师仅能据船自守，本部院要收复辽东，不能让水师仅限于水战，必须还能参与陆地，希望诸君努力，兵额不得虚冒。”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徐达是一时名将，却对徐达的战功不甚明了，而仅仅记得徐达小时候是朱元璋放牛的同伴、曾一起偷牛、吃牛；还有大明开国后，徐达被朱元璋送的一只“蒸公鹅”毒死。

毕竟，这两个情节太富于戏剧性，太让人过耳不忘了。

但是，这两个情节都是假的。

把这两个情节当成史实写，并对现代人产生深远影响力的，应该是大史学家吴晗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写朱元璋、徐达偷牛情节来源于明朝人王文禄的《龙兴慈记》。《龙兴慈记》是一部神书，里面的内容除了朱元璋小时候偷牛故事，还有：朱元璋的爷爷葬中了风水宝地，所以朱元璋后来做了天子；朱元璋出生时的种种祥瑞：朱元璋做沙弥的时候发配庙中伽蓝神；刘伯温被高人魂魄附体、朱元璋杀常遇春老婆等等。

这些故事原本就假得不能再假，而且，在偷牛事件中，《龙兴慈记》也没有提到合谋者都有谁，但吴晗却煞有介事地当成真事来写，并且脑洞大开，说参与者有徐达、汤和、周德兴。

但是，徐达死后，朱元璋曾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两千余字“御制神道碑文”，上面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初次见到徐达是“岁癸巳，朕集义旅，王来麾下”，则他们相识时，徐达已经二十二岁了。

说到徐达吃朱元璋送来的“蒸公鹅”被毒死，源头始于明代中叶的《翦胜野闻》，里面谈到朱元璋在徐达患病期间曾有“赐食”行为，不过没交待所赐的食物是蒸鹅。蒸鹅是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加进去的。赵翼原意是想讲一个 “传闻无稽之谈”，说到了朱元璋“赐以蒸鹅，疽最忌鹅”。

这个故事更假得不要不要的。

一来，《明实录》和《明史》都没有“赐蒸鹅毒死徐达”的记录，二来，徐达患病时在北京，而朱元璋在南京，一只蒸熟的公鹅，真要千里迢迢送到徐达的口中，也真够扯的。

下面，来说说徐达真正的历史、真正的经历。

徐达的确和朱元璋是同乡，都是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出身贫农家庭，小时候也许放过牛。但同乡、贫农、放牛，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相识。

至正十三年(1353年) 六月，在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中当作小头目的朱元璋回乡招兵，徐达“仗剑往从”，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入伍没几天，徐达就表现出了与普通小兵所不同的东西，“时时以王霸之略进”(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定远的几支地方武装，并在攻占滁州、和州的战斗中勇敢凶猛，异常抢眼。

朱元璋赞赏之余，授为镇抚，“位诸宿将上”。

实际上，彼时的朱元璋还在岳父郭子兴（朱元璋妻马氏为郭子兴义女）手下打工，“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徐达却“奉约束其谨”(《凤阳府志》卷十八，《人物志》)，忠心耿耿、毕恭毕敬。

最让朱元璋刮目相看的是，某次，朱元璋的顶头上司郭子兴与另外一名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郭子兴是个粗人，做事不计后果，一怒之下，也不向朱元璋打招呼，拘捕了孙德崖，准备请孙德崖吃“板面刀”。

但孙德崖的部众也不是吃素的，一下子就捉到了朱元璋。

朱元璋知道是岳父捅下了娄子，被孙德崖的部众捉了个正着，真是有苦说不出。

关键时刻，还是徐达够义气，挺身而出，到孙德崔军中去做人质，换朱元璋回来做郭子兴的思想工作。

也幸亏郭子兴听劝，释放了孙德崖，徐达才得以恢复自由。

经过这场共患难，朱元璋对徐达除了感激之外，更多的是信任。

而徐达也堪称天生名将，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就所向披靡，无以争锋。

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十，《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大将，授淮兴翼统军元帅。

在统兵“廓江汉，清淮楚”，击灭陈友谅势力后，徐达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左相国(后改官制，任右相国)大将军。

在“电扫西浙”，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张土诚势力后，徐达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今北京)。

一时间，徐达“声威所震，直达塞外”(《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

在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中，徐达用兵，全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徐达也是人，并不是神。

洪武五年，早退往漠北草原的元顺帝之子必力克图汗，以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右承相、不时出兵南下，企图恢复大元帝国的统治。

徐达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自认为有十万兵力便足以肃清沙漠，与李文忠、冯胜分头统军北征。其本人率中路军挺进到杭爱岭北，遭到扩廓帖木儿的迎头痛击，“死者万余人”(王世贞《彝州史料》前集卷十九，《徐中山世家》)。李文忠所率的东路军也损失惨重，只有冯胜所率的西路军攻至兰州，全师而还。

徐达总结了这次血的教训，以后带兵出击，再也不犯此类错误，有力地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朱元璋因此对他赏赐最厚，授他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

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为代王妃，又次为安王妃。

徐达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后来也被追封定国公。

一门二公，徐家荣盛一时。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朱元璋停止上朝，备极哀荣，追封徐为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配享太庙、功臣庙，位皆第一，亲撰“御制神道碑文”。

现在，徐达的神道碑不仅是明朝功臣墓碑中最大的一块（通高8.95米），而且比位于钟山南麓、明孝陵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还要高出17厘米（“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高 8.78米，碑为朱棣所立，碑文为朱棣亲自撰写）。

本来，按明朝制度，功臣殁后封王者，陵前神道碑身高九尺（3米），广三尺六寸。徐达神道碑的规格，不仅远远超过了这一标准，而且比朱元璋的还高，这已足以证明徐达在朱元璋、以至朱元璋儿子朱棣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则朱元璋赐“蒸公鹅”毒害徐达之说，实难成立。

话说回来，朱元璋是否对徐达的忠诚真没起过疑心吗？

不是的。

给事中陈汶辉曾在一个奏疏中有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三九，《李任鲁传》)

而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御制神道碑文”中，也坦承自己曾因术士“太阴数犯上将”的蛊惑之词而“恶之”，说：“(洪武) 十七年甲子，太阴数犯上将，朕恶之，召罢北镇，劳于家。”

但是，徐达经受住了考验，政治上从不拉帮结派，对朱元璋忠诚不二，经济上从不伸手，生活上严于律己，堪称完人。

曾经，淮西党派的党魁胡惟庸见徐达既是淮西人，又功高权重，再三拉拢。徐达断然拒绝，当觉察到胡惟庸准备加害于己时，毅然上报朱元璋，并一再提醒：胡惟庸不适合当丞相。胡惟庸谋反被杀后，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徐达统大军擒杀张士诚，攻占平江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官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五，黄金之《魏国公徐公达))。

徐达在南京家里的房子低矮狭小，毫无大将军宅应有的气势。朱元璋多次想给他换豪华的房子，他援引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辞，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大祖实录)卷一七一》。

而等天下已定，徐达仍居旧室，朱元璋实在过意不去，旧话重提，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准备把自己过去当吴王时住的府邸相赠。

徐达固辞不受。

一个执意要赠，一个坚决不受，怎么办？

朱元璋想了个主意，请徐达到吴王旧邸喝酒，将之灌醉后，命人抬到床上去睡。

朱元璋以为，徐达一觉睡醒，就会接受这所府邸了。

哪知徐达酒醒之后，立刻滚到床下，俯伏在地，连呼：“死罪! 死罪!”

朱元璋只好拉倒，命人在这所府邸之前另建一座规制宏伟的宅邸，赐给徐达，并在宅第前竖起一块大牌坊，上刻“大功坊”三个字，以表彰徐达的功勋。

徐达死后，朱元璋在神道碑上对他的赞语是：“忠志无疵， 昭明乎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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