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南开见证：不能忘却的记忆（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21天——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攻占天津。随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派飞机向南开学校投下炸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遭到轰炸……

　　昨天，在“七七事变”77周年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本报记者走进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探访在曾经那段血与泪的日子中，一段段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回忆。

　　南开大学：日寇持续两天轰炸

　　■本报记者 赵晖

　　诞生于1919年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因为“抗日拥共”成为我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华日军悍然对南开大学实施轰炸、抢掠，在持续两天的轰炸后，校园建筑损毁殆尽，图书、设备遭到野蛮劫掠，曾经美若花园的南开园变成了一片废墟。

　　学校是社会之公器，不应成为战争的攻击目标。南开大学是私立教育机构，更受国际公法所保护。南开大学为何成为日军轰炸重要目标？老照片中秀美的巍巍南开在轰炸中遭到了怎样的蹂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校钟前采访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史主任张健。

　　轰炸南开蓄谋已久 秀美校园毁于一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对象。轰炸南开大学蓄谋已久。”张健对当时的情景娓娓道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成为全国国防最前线，日本特务和汉奸更加肆无忌惮地活动。在日军进攻天津前夕，曾有汉奸冒充新闻记者图谋绑架南开大学学生会成员，引来留校学生群起自卫。不久，南开大学商学院三年级一名学生遭到秘密绑架并被杀害。此后，日本军部强迫天津警察局命令‘南大全体学生立即离校，否则，日人将自由行动’。这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在有计划地对我校展开罪恶行动。”

　　爱泼斯坦所著《人民之战》一书记载，在轰炸前日军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日军上尉毫不避讳地宣布了他们轰炸南开大学的计划，理由是南开学生“抗日拥共”。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华日军悍然对南开大学实施轰炸，日本侵略者以猛烈炮火轰炸各教学楼和师生宿舍，并派出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轮番轰炸。日本史学家石岛纪之文在其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说，日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后来，日军承认“30日轰炸南开大学。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毁距天津城南方4公里的抗日据点南开大学”。7月29日、30日，“中央通讯社”从天津发出报道：“日机对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坏文化机关，秀山堂、芝琴楼全被毁，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炸毁。”“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此后，日军便占领了南开大学并长期驻扎于此。为了让同学们对那段历史有直观的印象，张健还向同学们展示了很多老照片，被炸前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等南大老建筑各具特色、端庄秀美，被炸后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这些照片触目惊心，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累累恶行。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设施损失殆尽，其中包括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珍贵成套期刊，理工科大部仪器设备，全部教学及办公用具等。以战前价值计算，损失约663万元(法币)，是全国高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张健痛心地说，“时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当时在马场道一所五层小楼上亲眼看到，轰炸间歇几辆小的坦克及汽车从日本兵营开入校内，他们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

　　南开遭炸震惊世界 南开学子没有汉奸

　　南开遭炸，像海啸、地震一样震惊世界，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搜集了很多当时的历史资料。

　　《大公报》在当年10月18日社论中直击日军暴行：“南开学校之被毁，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在暴日侵华战中最初最大的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之证据，就教育界论，痛心极了。”

　　胡适等于7月31日晚，致电中国驻日大使馆转世教会联合会会长孟禄，谴责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并毁冀省立女师学院及省立工业学院”之暴行，“希望世救会议代表，对于此种毁坏学术机关之野蛮行为，予以判断与指斥”。

　　黄炎培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一文，谴责日军暴行：“我敢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茅盾、郭沫若、巴金、郑振铎、胡愈之、金仲华、周扬、阿英、萧乾、钱亦石、艾芜、胡风、夏征农等56名左翼进步作家8月5日致函张伯苓等：“日寇夺我平津，摧残文化机关，南开、女师惨遭轰炸，继以有计划之烧杀屠杀，同人等无任悲愤，谨电慰问。”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联合国所属文化合作委员会主席墨莱致泰晤士报称：“日本军队摧毁中国教育机关，可谓野蛮之极，吾辈为文化与人道计，特请足下加以谴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教授基尔帕特里克谓：“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之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术万古不朽。日本军人此种恐怖政策，不但不能使日本获得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获得之土地，其结果仍将物归原主，终为中国所有也……”

　　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教授90名，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称：“日本军队轰炸中国城市，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之下，为之发指，谨以阁下表示最深切之同情，并声明将竭尽所能，以敦促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置，制止日本侵略行动。”

　　南开大学被炸后，张伯苓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等人时张伯苓慷慨陈词，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行的茶会上，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讲话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中学：最爱国的学校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在南开中学，记者遇到了校史专家、1966届校友杨乃东。退休后的他，一直致力于南开中学校史的研究与整理。跟随老人的脚步，我们的“探访”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904年，严修、张伯苓以‘教育救国’为宗旨，创办了南开中学。自创办起，南开中学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杨乃东介绍说。校史馆的前两部分，展示的是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南开中学。1919年建大学部，1923年建女中部，1928年建小学部，1931年创建经济、化学研究所，学生总数达3000余人。自此，南开学校教育体系形成四部一所规模，私立南开学校在中学部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南开教育进入全盛时期。而这一切却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打破了。

　　“九一八以后，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致使南开学校片瓦不存，亦不足惜。有中华民国，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回复。如没有了国家，即使学校幸存，徒为敌人利用，以愚弄我国民，办南开学校又有什么意义。”这是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发表的一段讲话。事实也正如他所料，“七七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攻占天津。7月30日下午3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南开中学10余次，每隔10余分钟，就来三四架飞机，俯冲投弹，直至下午5点。学校图书馆、南楼教学楼、西楼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及部分校舍被炸毁。校门前自来水管被炸断，水满弹坑。轰炸后，日军还派士兵到学校抢掠图书仪器，最后纵火焚烧。“这就是遭受日军轰炸后的学校，可谓是一片狼藉。”杨乃东凝望着展示墙上一组“被日军轰炸后的南开中学校园”的老照片，久久没有移动自己的脚步。 

　　“日军为何如此痛恨南开中学？”看到满目疮痍的校园，记者不禁问到。“1938年4月号《亚细亚》月刊也许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因为南开学校是天津‘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中心’，所以日方‘非炸毁（南开）不可’。因此，日军轰炸南开学校后即广播说‘反日大本营南开学校被毁’。”杨乃东告诉记者。虽然老人因为南开中学的遭遇感到悲伤，但当时正在南京的老校长张伯苓在7月30日下午，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的一番谈话却一直深深地烙在了杨乃东的脑海里，“面对《中央日报》的记者，张伯苓校长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本人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1937年8月，张伯苓携全家抵达重庆。8月中旬，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教员喻传鉴率南开中学部分师生到重庆南开中学分校的南渝中学继续工作与求学。1938年12月，私立南渝中学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通称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5月，经张伯苓推荐，聘请喻传鉴担任校长，接办自贡蜀光中学。自此，自贡蜀光中学以“公能”为校训，秉承南开教育理念，被喻传鉴称为“犹第三南开也”。

　　“创办重庆南开中学，接办自贡蜀光中学，使南开的教育生命延续，并以高质量的教学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人才。”杨乃东说。

　　就在张伯苓、喻传鉴和南开中学部分师生迁往重庆，留在天津的南开中学师生则以另一种方式学习和斗争。

　　据杨乃东介绍，1937年10月，留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关健南组织部分教职员工，在天津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的支持下，接收失学的南开中学学生1000余人，编为“南开中学临时教学班”，在耀华中学上课，史称“南开特班”。“南开特班”标志着南开教育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旧在天津延续。由于“南开特班”具有反日倾向，加之耀华中学拒绝使用日本教材，1938年6月27日，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被日本宪兵队指使特务暗杀，“南开特班”被迫停办。此时，南开校友姒兼三筹建由浙江旅津同乡会出资兴办的浙江中学，遂聘用在津的原南开中学教师，使浙江中学成为一所没挂南开牌子的南开中学。张伯苓对此评价：“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的具体表现，是遣而未散”。

　　南开师生求学不辍，杀敌疆场上“我以我血荐轩辕”。

　　抗日烽火燃遍华夏大地，南开在校师生求学不辍，出校学子中许多人投笔从戎，在杀敌的疆场上“我以我血荐轩辕”。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校园里，有人人皆知的“两怪”：一为拉拉队长，短粗身材，声音特别嘹亮的严修之孙严仁颖，被称为“海怪”。一为身高2米有余，身材鹤立鸡群的张伯苓之子张锡祜，被称为“陆怪”。“海怪”在华北运动会上用“毋忘国耻”的组字教训了日本人，“陆怪”则飞上蓝天与日本人浴血奋战。

　　1932年，张锡祜在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后任空军第二十分队队长及中尉队员。1937年8月2日出征前，张锡祜写信给父亲张伯苓：“此次出发……生死早置度外。”写完这封家书十二天后，张锡祜在驾机对日作战途中失事殉国。张伯苓闻讯悲愤地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94年，旅台南开校友会提供了一份《抗战时期壮烈殉国的空军校友》资料，包括张锡祜、沈崇诲、陈康、柳东辉、陆家琪、刘承祜六位英烈事略。如果说，这些空军校友是翱翔于祖国蓝色领空的雄鹰，那么，在祖国大地上战斗的校友则像威猛的雄狮。

　　1937年至1940年，“抗日杀奸团”秘密狙杀北平和天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极大地震慑日伪汉奸。在“抗日杀奸团”中，南开中学校友是重要的组织者，李如鹏、袁汉俊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为国捐躯。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中学30年代校友何炳棣说过：“南开中学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伯苓委托喻传鉴回天津主持天津南开中学复校工作。10月2日，喻传鉴由重庆飞抵天津。10月17日上午9时，在六里台临时校舍举行复校典礼，喻传鉴在校门挂起“天津南开中学”校牌，自此南开学子重在天津弦歌一堂。

　　南开中学含英楼后，静静地矗立着“南开校友英烈纪念碑”，碑身及碑基上镌刻着四十二名南开校友英烈的英名和事迹，光昭日月，气壮山河。他们之中，有热血奔涌的马骏、有文武兼备的杨十三、有智勇双全的彭雪枫、有深入虎穴的吴祖贻等等。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他们将南开母校赋予的公能禀赋，投身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战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本版资料照片

　　南开中学部分由南开中学提供

　　南开大学部分由吴军辉 陈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