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跌宕起伏的评书生涯

　　单田芳的人生可谓几起几伏：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差点被生在舞台上；考上大学了，却无法修完学业；说评书成了名，紧跟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他九死一生，被迫逃亡，过了4年流浪生活；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重震声威，成为国人皆知的评书大家。

　　母亲差点把他生在舞台上

　　1935年冬，天津某书场，一位女演员正在演唱西河大鼓。就在观众全神贯注倾听之际，这位女演员突然腿一软，倒在了台上。当人们把这位女演员抬到幕后，才得知她要生产了。天下着鹅毛大雪，她被送回家，一个男孩诞生了。他就是今天的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

　　单田芳出生曲艺世家。但到了单田芳这代，父母却再也不想让他说书了，他们觉得这一行地位太低，是人家欣赏的玩物，而且挣钱也实属不易，否则他的母亲也不会临产了，还挺着去说书。父母决定，勒紧裤腰带供单田芳读书，将来考政法大学，毕业了当法官、当警察，虽不敢说是出人头地，但再也不会当一个穷艺人，低三下四了。

　　单田芳的父母后来一直在东三省卖艺，虽然说唱得很红，但那时正是“伪满”时期，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民不聊生。单田芳回忆说，当时的记忆里就是一个怕字。日本人歹毒，当时的东北老百姓要吃一顿大米饭，就是“经济犯”。记得有一次他们全家好不容易吃上一顿大米饭，警察突然闯了进来，全家吓得马上把饭藏起来。如果被发现了就得被抓起来。吃饭就能进监狱，是当时“伪满州国”的一大特色。

　　单田芳的学习一直不错，解放后不久，他考上了沈阳二十七中学，这是沈阳当时的名牌高中，上了这所学校，考大学就不成问题了。但事情并不顺利，先是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入狱，这个家就塌了一半，母亲又离婚，远嫁到哈尔滨，他只好和祖母一起生活，他一边学习，一边还得卖苦力，挣钱贴补家用。尽管如此，他还是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可入学不久，就重病缠身，做了几次手术，只好休学在家。

　　正在单田芳苦闷之际，当时著名的评书演员李庆海来到他家，对他说：“你上什么大学，按你这个文化来说，在咱们同行，你是拔尖的，没有几个能念高中，你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将来继续你父母的事业多好。”一开始单田芳想不通，后来想了想，也是生活所迫，就听了李庆海的话。于是他就拜李庆海为师，单田芳这个名字就是师傅给起的。

　　小学徒鞍山一炮走红

　　因为从小就受父母的熏陶，加之嗓音嘹亮，记忆力又好，单田芳学书很快，1956年他第一次登台演出了。

　　演出地点是在鞍山的前进茶社。当天是大年初一，茶社给单田芳安排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6点，这是吃饭的点，是垫场的。单田芳一看台下有100多人，他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眼睛也花了，上了台就是一阵狠说，紧张得满头大汗。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人被他说走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还是给了他掌声：“小伙子挺卖力，瞧这汗流的。”那年他21岁。

　　回到家，单田芳别提多高兴了，把挣来的5元多钱往床上一摔，对老婆说：“这是我挣的。”

　　以后，他就天天去说，越说劲头越足，越说名气越大。当时的鞍钢工人特别爱听单田芳说书，往往是夹着饭盒子就到书场。一时听上了瘾就忘了点，一看表差几分就迟到了，马上夹着饭盒子往工厂跑。用工人的话讲：都是单田芳闹的。

　　单田芳红了。二十几岁的单田芳收入不菲，每个月能挣1000多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的物价很低，一枚鸡蛋3分钱，一斤猪肉不过八九角钱，但那时人们的收入也很低，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因为当年的收入很高，单田芳的手表都是欧米茄和劳力士名表，而且不只一块。自行车也是高档的，都是进口的牌子。水獭领的皮大衣，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新奇之物。那时的生活可谓：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评书艺人的社会地位在提高，在老百姓的眼里那是人民演员。对单田芳来说，那段日子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但好日子并没有长久地青睐单田芳，不久，导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动乱，被迫流浪

　　单田芳性格耿直，家庭出身又非根红苗正，这决定了他在十年动乱中肯定要吃亏。

　　1966年，如火如荼，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运动中，单田芳说了几句“闲话”，再加上他名气大，用当时的话讲叫“反动权威”，很自然地他被打成反革命，被送进了“牛棚”。单田芳在“牛棚”里没少挨揍，有时打得他遍体鳞伤，满口牙也打没了，衣服都脱不下来。有一次，几个红卫兵把他带到一间房子里，准备结结实实地再收拾他一顿。也许是苍天有眼，这时进来了一个披黄大衣的人，一看就是一副首长的模样。他认识单田芳，是他的忠实听众。他看了单田芳一眼，说：“回去吧。”单田芳这才躲过一劫。

　　1970年2月2日，这个日子单田芳不会轻易忘记。这天，他全家被赶上卡车，拉到台安县杜大镇连泡村。转瞬间，一个著名评书演员变成了农民。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荒谬。

　　当年见过单田芳的连泡村村民对记者讲：“单田芳到堡子里来，不会干农活，家里又没有像样的劳力，那日子可够苦的。”实际情况比这位农民描述的还要惨。一个从没干过农活的城里人，却要靠自己的手，给全家人讨生活，这几乎把单田芳逼入了绝境。

　　因为是“四类分子”，单田芳必须干最苦最累的活，干活还得被监督。一条垄，几百米长，一上午铲一条垄，人家铲到头了，他不会，铲得慢，人家地头抽烟，歇会儿吃饭，他还得闷着头铲，不到地头就不敢停下。

　　农村有些最脏最累的活，自然也逃不了他，至今单田芳对沤麻这个活还记忆犹新。沤麻就是把麻杆放到臭水沟里沤，沤臭了，沤烂了，再把麻杆皮剥下来。这活儿别人不愿干，单田芳就得去干，因为他是监督对象。他必须下到臭水坑，整个身子泡在水里，臭味熏得头昏脑涨，还得把上百斤一捆的麻杆捞上来。有时蚂蟥叮了一身，非得拿鞋底子猛抽，它才肯下来，但身上早已被叮得鲜血淋淋了。

　　这苦日子再熬下去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时，单田芳冒出了一个别人不敢想的念头：逃亡。但要想逃亡谈何容易，户口管制相当严格，住宿要单位介绍信，粮票制度就把你限制得死死的。光有钱不行，没有粮票你寸步难行，饭店不卖你吃的。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评书里那句老话给了他勇气：“大丈夫当断不断，就是灾难。”他决定出逃。他和妻子说了自己的打算，问妻子还有多少钱，妻子说：“还有30元，你都拿去吧。”单田芳说：“那怎么行，我都拿了，家里拿什么过日子。”最后，他拿了10元钱，就出了门。那天下着大雨，他冒着雨走出村子，回头看看家里那两间烂草房，心想：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家了。

　　单田芳这一走就是4年，一直在外流浪，饱尝了人间的苦辣。

　　拨乱反正，重见天日

　　1978年，单田芳得到平反，当人们到台安县去找他时，却没了他的影子，后来在长春才把他找到。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团里给他补发了9年的工资。这一天，单田芳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又成了公民的一分子，再也不是另类，可以和大家平起平坐了。

　　很快，单田芳又开始说书了，同行们谁也没有想到，他恢复得这么快。其实，单田芳在农村时，脑袋并没闲着。当时在农村，铲一条垄望不到头，难熬呀，又不能乱说乱动，干嘛呀？背书吧。他第一部书说的是《隋唐演义》，好，就先背它。于是，单田芳手抡着锄头，脑子却在背书。吃完饭了，再铲地，再背。无休止的劳动，无休止的背，他把那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有时还觉得这么说不合理，应该改，想得入迷了，他就忘了铲地的劳累。

　　平反后，单田芳的评书再次火爆。由于有了现代传媒，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很快响遍了全国。高峰时，全国每天有千余家电台、电视台在播放他的评书，他的听（观）众达到几亿人。

　　单田芳现

　　已迁居北京，每日早上起来，先录上一段书，然后看看书，写写文章，听听音乐，有时外孙子还教他上网。苦尽甜来，这就是天伦之乐吧。

　　时代商报记者马铁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