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 君子内在的精神风骨

这种浩然正气所根植的底蕴是志向。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人身处危境或关键时刻，能够坚守志向而不屈服，不苟且偷生，而是慷慨赴死，成仁取义，就是因为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志向作为内在的支撑。

因此，修养气节首要的就是做到“尚志”。何谓“尚志”呢？孟子说：“仁义而已矣。”通俗地说，尚志就是士人君子应把成为仁义之士作为道德理想和崇高志向，赋予自身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心有所主则不为外物所易。

文天祥在《言志》诗中曾写道：“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正因为有了“杀身以成仁”的志向，他才有了以身殉道、决不变节的决心。高远的志向是气节的根基，如果离开了高尚的道德理想和人格操守，就失去了所追求的目标、所持守的方向。所以，立志是气节的第一要义。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颂被任命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虽然干的是秘书的活儿，但只需顺势而为，便有无限的政治前途。秀州（今浙江嘉兴）判官李定通过攀附王安石，被宋神宗越级提拔为监察御史，并令苏颂起草任命诏书。苏颂却予以驳回，理由是官吏的任免应按章办事，然而“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未经正常的考察、推荐程序，而且“不惟超越资序，未压群言，抑亦有乖国朝从来法制”，轻率越级提拔，不仅令人心不服，更重要的是违背法制。

神宗说：“去年我就曾下诏，朝中选官不必拘泥于官职高下。”再命苏颂起草。苏颂认为把李定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担任京官，已是优恩，若还让其在御史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自先朝以来，未有此例。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幸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因此，苏颂再次选择了拒绝。神宗生气地威胁说：“久格诏命，恐将得罪，卿宜思之。”抗旨不遵，将是什么罪过，你可要想清楚。苏颂依然不为所动，淡然地回答：“我听说治理之道在于考察臣下的奸邪与正直，而区分奸邪与正直的标准就在于他的操守。现在我所坚守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如果因为害怕受到你的惩罚就改变立场，那是奸佞之人所为，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就这样，苏颂因不肯失去内心的坚守，前后五次抗旨封还词头，直到被免职，也不肯起草诏书。

气节是一种抛却个人荣辱，即使面对强权也坚持守志持身的骨气。在儒家思想中，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甚至事业文章都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灰飞烟灭，但唯有人的精神“万古如新”，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精神就是气节。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为人重在大节，名节重于泰山，人生短暂而气节千载，断不可毁节求荣，毁节求生。

如何成为气节之士呢？儒家提出要做到持义守道。“义”与“道”是气节的核心和灵魂，气节所展现的思想内核也恰恰是士人对于道义的坚守。何谓义？在孔子看来，义指合宜、应当、应然之意，“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意思是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才称得上是君子。义在整个儒家伦理道德中，是作为君子最为根本的行为规范和道义原则而存在的，“道义”的本质就是正确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

气节之士与普通人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选择中，始终以道义作为选择的标准，始终坚持道义原则而不动摇，特别是在面临个人荣辱、功名利禄的考验时，能够持守道义，而不是见利忘义。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出身名门，曾有着“猛志逸四海”的志向。他淡泊功名，为官清正，因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数度辞官。后来因为仅靠耕种田地，难以养活一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劝陶渊明出去谋个一官半职，迫于生计，他只好答应了。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有一天，县里的小吏报告说，浔阳郡的督邮前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素来以贪婪闻名，每次都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陶渊明闻报起身准备去迎接，县吏却拦住他说：“当束带迎之。”意思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

一向清高的陶渊明看不惯这种倚官仗势之人，一听还要穿起官服对这个督邮行拜见礼，气不打一处来，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我不愿意因为五斗米的俸禄就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地向这种小人献殷勤，说完便挂冠而去。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留下了一段有关气节的佳话。

俗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在困厄的状态下，最容易丧失志向和原则。在儒家的气节观中，对待富贵贫穷应该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人要能够经得起饥寒愁苦、声色货利等考验。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强调君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以“仁”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以“义”作为做人的原则与约束，凡事要讲究道义，无论穷达，都能做到持节守义。

古语说，“骥走崖边须勒缰，人至官位要缚心”，成为一个气节之士，必须做到心有定见。所谓“定见”即明确的见解或主张，是一个人对某种道德原则坚定不变的信仰。只有心中有定见，才能做到穷的时候不丧失道德的标准，发达的时候也不背弃做人的原则，不管生活窘迫，还是处境优越，都始终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和操守，不做背离礼义和道德的事情。“穷”与“达”是人生经常遭遇的两种境遇，能做到不因境遇变迁、人生穷达而失去对道义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是对一个人气节与操守的最好体现。

东汉清流领袖陈蕃从小就立下了“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志向。东汉末期，官场昏暗不堪，许多读书人都选择了独善其身，或退或隐，陈蕃却选择了急流勇进。《世说新语》记载：“陈仲举（陈蕃字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陈蕃在处世上是非清晰、黑白分明，十分坚持原则。他任乐安太守时，权倾天下的大将军梁冀派人给他送信，有私事请托，信使仗势犯错，他将信使痛揍一顿，“鞭笞至死”。

陈蕃任光禄勋时，桓帝对宠臣外戚烂施封爵赏赐，他生气地指责“日月失度，阴阳错乱，稼禾不熟，民财不丰”；桓帝耽于享乐，他批评皇帝连年加重征税，百姓饥寒，生活困苦，而皇宫里宫女数千，食肉衣绮，油脂粉黛等各种开支不可统计；桓帝喜欢狩猎，他批评说：“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三空”再加上用兵不止，四方百姓流离失散，这正是您伤心憔悴、夜不能寐之时，怎么能耀武扬威、醉心于车马驰骋的场面呢？

陈蕃任太傅并总理尚书台后，便联合大将军窦武想铲除荼毒朝政的宦官势力，他上疏窦太后，指名道姓陈说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的罪恶，并且毫不避讳地说：“希望把臣的奏章给您左右的人看，并让那些坏家伙知道我痛恨他们。”后来宦官们先下手为强，劫持了汉灵帝，大肆捕杀相关大臣。消息传来，人们劝陈蕃赶紧躲起来，已经七十多岁的陈蕃不顾劝阻，断然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找宦官理论，最终为宦官所害。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价他：“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汉朝乱而不亡，又延续数十年香火，就在于有陈蕃这样身怀理想、不避刀斧的人勇于前赴后继，让信仰与大义之火代代相传。

气节是在大义面前临危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勇气。自古以来，所有的气节之士无不以勇闻名于世，像陈蕃，为澄清天下志而赴汤蹈火、虽死不避；像苏武，“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而慨言“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像夏完淳，为抗清年仅十七岁就血洒刑场，却慷慨而书“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不得不说，在生与义的剧烈冲突面前能够守住自己的气节，是需要临危不惧的勇气来支持的。所以，孔子特别重视勇敢、勇气在道德实践中的力量，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他还提出了“三达德”的思想，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只有具有仁、智、勇三种品行的人，才具备了完全的人格，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

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勇分为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所谓“血气之勇”，是好勇斗狠，做事凭一时冲动；而“义理之勇”，则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坚贞不屈、百折不回。毫无疑问，义理之勇才是真正的勇敢，表现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意思是说，一个有气节的人，只要认准道义之所在，就会不屈服权势，不顾及利益，就算全国的人都敌视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看法，虽然看重生死，但为了坚持正义，决不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屈服。这就是荀子所称的君子之勇，有了这样的勇气，才会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气节。

总之，气节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气象，体现了一个人至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赋予了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在今天这个时代，修养气节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培养民族气节，使我们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内在精神风骨的人，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