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踞东北700年，高句丽为何能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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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gōu)丽(lí)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位于今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一个政权，从公元前37年建国，至公元668年被唐朝征灭，享国705年。在长达700余年的统治中，他与中原政权长期保持着藩属关系，且能够游刃于各个政权的兴衰交替。然而到了隋朝，他却引起了隋文帝的一次大规模征伐，此后，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帝王接连兴师远征，直至消灭高句丽政权。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个政权在隋唐时期成为中原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的呢？

夹缝中求生存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瓜葛”要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37年由夫余王族朱蒙“建国”，其实也就是西汉王朝玄菟郡所辖的一个“土官”，说是县太爷也不为过，到了王莽时期则成为侯国。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6年），高句丽首次向中原王朝朝贡，并与汉光武帝“斗智斗勇”，声称自己被王莽降“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光武帝鉴于其朝贡的谦卑态度，也未追究真实性便“复其王号”，高句丽摇身一变成了封王。

汉朝玄菟郡

高句丽在首次向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此之后，直到其灭亡前，一共向中原政权朝贡205次，其中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到唐高宗泰山封禅，243年里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这是高句丽与中原政权最“暧昧”的时期。在我国古代的宗藩体系里，朝贡的频次意味着在藩属国中的排序和重要性，高句丽的朝贡可以理解为树立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排位。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丽，莽日下句丽。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汉书.地理志》

高句丽虽然有了王号，但对于东汉朝廷来说则是“不可教化”的边民，他们尽管其不断扩张，却仍旧摆脱不了东汉编户齐民的范围。高句丽始终属于玄菟郡三县之一。即使东汉玄菟郡治和辖区不断内迁，高句丽也尚不足以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其附属性远大于独立性。

“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但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活跃分子，在东汉殇帝、安帝年间，就已经开始对辽东郡、玄菟郡进行军事骚扰，甚至与地方汉军有过正面的军事冲突。而由于实力原因，高句丽在汉末三国时期，仍旧是辽东一隅“求保护”的弱者。盘踞在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就曾“胖揍”过高句丽，并导致高句丽的一次分裂。

汉末割据

公元238年，当曹魏政权派司马懿平灭辽东公孙氏后，高句丽才获得喘息之机。此时的高句丽可能对曹魏政权心存感激，但公孙氏割据辽东也算是高句丽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宿命在6年之后便悄悄发生。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比公孙康更为可怕，他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更像是“犁庭扫穴”，直接兵临丸都，捣毁了高句丽的“王都”，将高句丽辛苦打拼得来的东、北沃沮，东秽地区相继收复。

而到了公元314年，高句丽就像打不死的“小强”，重建丸都后，又趁中原西晋王朝陷入永嘉之乱时，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展开了双向扩张，与南下的挹婁、南方的百济、新罗，陷入常年的争斗。可当高句丽筹建自己的帝国时，鲜卑人建立的前燕政权迅速崛起，并将高句丽视为首都龙城的最大威胁。因此前燕建国5年便出兵讨伐高句丽，攻入其都城后，摧毁城市，烧毁宫殿，并掠夺走了五万高句丽人，还将高句丽王父亲的尸骨和他的母亲当做战利品带回龙城，高句丽王被迫向其臣服。

丸都旧址

前燕的这次战争既带有清除威胁的战略意义，也带有掠夺资源的现实目的。所以前燕并没有将高句丽纳入占领并治理的长期目标，慕容氏的野心偏向于阴山南边的花花世界。随后的前秦、后燕政权同样持有这种态度，所以高句丽才有了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正是有了这种残喘的空间，才使他有机会等待暴发。

铁腕态度与灵活

外交下的“游刃有余”

随着高句丽的两代雄主好太王、长寿王父子执掌政权，高句丽开始走向了复兴之路。在此期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三国争霸”中取得绝对优势，百济与新罗被收拾的服服帖帖，高句丽夺取了汉江平原。

后燕慕容盛眼看着小老弟翅膀硬了，想着敲打一下，哪知三万大军有去无回，反而被好太王反击，收回了大片后燕占据的故地。两年之后还将战火引至后燕本土，到了公元404年，高句丽已经占据了辽东全境。经过这一折腾，后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三年之后便宣告灭亡。汉人将领冯跋、冯弘兄弟取代后燕建立起北燕，而且扶持了曾经掠夺到后燕的高句丽人高云做了皇帝。

好太王与北燕建立了和谐的关系之后，再次向北“拓展业务”，我国东北的扶余、靺鞨在410年之后相继被好太王征服，这样一来，高句丽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然而，高句丽的“盟友”并不靠谱，当冯氏兄弟成为皇帝后，北魏大军于公元436年兵临北燕国都龙城，高句丽则在这个时期把握住了崛起的机会，他们的“援军”先于北魏大军进入城中。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抗击北魏，而是劫掠北燕武库和迁徙人口，北燕末帝冯弘在“援军”的掩护下，随着大批国民东渡辽水，逃往高句丽。

北燕武库和东渡辽水的辽民充实了高句丽的国力。当时高句丽数以万计的“援军”还披着“弊褐”，也就是说他们的作战服装皆是破布，俨然是一帮“叫花子军”，足以见得高句丽的穷困潦倒。而龙城作为永嘉之乱后汉人的避难天堂，再经前燕、后燕、北燕的苦心经营，其武库积蓄和人才积累，是上天赐予高句丽的一笔横财。

其实高句丽的出兵速度之快，说明高句丽早就预谋做一个渔翁，等待北燕与北魏的鹬蚌相争，与北燕的和平共处更像是笑里藏针。而且在此次出兵的前一年，高句丽的使臣首次入朝北魏，“遣使朝献，且请国讳”，表达臣服之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大喜过望的册封长寿王为“高句丽王”。

北魏时期划分

当北魏采取军事行动前，还特意通知了高句丽，意图是让这位小老弟坐稳了别乱动，这次用兵不是针对高句丽来的。北燕则无依无靠，只能向南朝刘宋请封，南朝宋则也通知高句丽，表明北燕是自己的小老弟，意图是让高句丽多加照顾。所以高句丽迅速出兵是以北魏的通知为信号，做了战前准备；又是拿着南朝刘宋的“鸡毛当令箭”，大发战争财。

经此一事，高句丽就得罪了北魏，北魏太武帝倒是挺给机会，只是先勒令高句丽交出冯弘，哪知长寿王根本不买账。太武帝的颜面也就挂不住了，企图调动陇西骑卒征讨高句丽，然而被大臣以国力虚耗，需休养生息为由劝止。其实这也说明北魏政权确实疲于应付柔然等民族势力，没有过多的实力征讨高句丽。

长寿王

长寿王是一个很有性格的领袖，此事过后，应当是顺水推舟向南朝刘宋示好，可当刘宋要求“引渡”刘弘时，长寿王果断拒绝。并且转而向北魏朝贡，态度无比恭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显得高句丽坐收渔利的战略目标，长寿王将冯弘直接处决，随后便吞并了一同逃亡而来的北燕余部，臣属于北燕的辽西契丹、库莫奚部落也顺势依附，至此，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越过辽河，进入草原。

其实高句丽的多方“和善”是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早在公元427年，长寿王即迁都平壤，这首当其冲的是其对朝鲜半岛扩张的战略需求。因为高句丽曾效仿中原西周王朝的王畿“五邑”统治模式，建立了“五部城邑制”的地方统治模式，这对其步步为营、蚕食推进的军事扩张极为有利。但当版图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之间的战线拉长，往往出现鞭长莫及的弊端，所以在经略半岛的战略需求下，高句丽将统治中心由今吉林吉安移至平壤。但从高句丽向朝鲜半岛渗透的进程看，这么早的迁都，实际上也体现了他对北魏灭亡北燕的预判和防范。

但迁都往往会带来贵族利益的重新划分，正如隋唐时期迁都洛阳一样，关陇贵族必然会发出不满的声音。高句丽的迁都同样带来了内部矛盾激化，而缓和内部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旧是对外扩张后的“分赃”。当“西方”国家对高句丽进入战略防御态势后，高句丽就具备了足够的精力对百济用兵。

百济一向以南朝政权为正统，并向其臣服，但在在公元472年，迫于高句丽的压力，唯一一次向北魏遣使求救。北魏孝文帝并不愿意耗费国力招惹高句丽，于是婉言拒绝百济，但好歹人家求上了门，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北魏派使者向高句丽沟通，希望借道高句丽送百济使者回国。长寿王再一次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仅不买北魏孝文帝的帐，而且驱逐了百济和北魏的使者。

此事作罢以后，北魏似乎成了高句丽眼中的软柿子，公元479年，高句丽竟与北方强族柔然合作，瓜分了“地豆于”部族，契丹因为恐惧二者的侵袭而率领种落内附白狼水，北魏全程“赔笑”，没有丝毫动作。北魏如此放任高句丽，一方面是由于战略重心不在东、而在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高句丽寸步不让的“愣头青”行为有所忌惮。

在与雄霸北方的北魏政权“相爱相杀”的数十年中，高句丽表现出了极其灵活的外交手段，游刃于南朝、北胡、北朝之间。常以朝贡的尊重掩盖内心的欲望，并在涉及实际利益上铁腕强硬，又以南北两强政权为“外援”牵制北魏，让其自始自终不敢对高句丽用兵。所以在与北魏政权的交往中，高句丽认识到北方政权的“操控性”更强，当东魏被北齐取代之后，高句丽对中土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小老弟企图翻身做大哥

崩盘后一发不可收拾

一、“朝秦暮楚”的外交策略

北齐取代北魏之后，高句丽开始向南朝靠拢，虽然保持着南北同时朝贡的外交策略，但同期朝贡的频次更倾向南陈。这种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北魏“可控性”留下的范本，另一方面则在于北齐一改北魏时期的怀柔态度，转而对北方民族采取了强势的进攻策略。

其实北齐对高句丽的态度相当矛盾，由于北方柔然、突厥、契丹、库莫奚的叛服无常，北齐政权对少数民族势力非常不信任，更别提高句丽这样“地头蛇”一般的割据势力了。然而也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变化多端，才使北齐寻求外联的方向只能对准高句丽。

“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日：若不从者，以便宜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北史.高丽传》

北齐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在即位之初立刻册封高句丽王，表达了重视和结交的态度。然而这种册封包含着军事威胁的傲慢，以至于高句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因为此时的高句丽正面临着南北战争的双向压力，百济、新罗联军在南方大败高句丽，夺取汉水流域，威胁平壤；突厥则在北面与高句丽频繁摩擦。北齐的使者以高傲和威胁的态度出使高句丽，可以说是乘人之危，强迫其臣服，高句丽的不满就只能通过靠拢南朝来表达。

北齐时期划分

北齐更为“毒辣”的应对的策略就是册封百济、新罗。也就是说，高句丽与我离心离德，谁打高句丽我就册封谁。这种“拉仇恨”的外交策略，导致了高句丽愈发的痛恨北方王朝，以至于北齐、北周之后，将余怒转嫁给取代他们的隋朝。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外交重心索性就保留在了南朝身上。

在北齐政权覆灭之后，高绍义、高宝宁等人建立的流亡政权一直企图复国，并长期占据营州，先后抗拒北周和隋朝。这时高句丽与突厥就成为北方政权的“搅屎棍”，他们均是北齐流亡政权的幕后老板。由于北齐宣帝的征伐，契丹诸部难以自保，所以成为高句丽的藩属。高宝宁能够寇掠幽州，也是高句丽利用契丹诸部扰乱北方的侧面支援，当高宝宁走投无路时，也是向着契丹方向逃亡，只可惜在途中被杀。

契丹士兵

高句丽在这个时期保持了一贯的“两面派”作风，捣乱归捣乱，明面上依旧在隋文帝代周自立时，派使团祝贺，但并未朝贡，却到了隋文帝的册封。这便使高句丽改变了态度，开始年年入贡隋朝。可到了开皇四年，本来是高句丽的“小老弟”契丹，转而投靠了更有实力的隋朝“老大哥”。

因为随着隋朝出塞攻击突厥，北方势力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突厥和高句丽联盟并不具备以往的优势。所以，隋朝打了高句丽的“把兄弟”突厥，又撬了他的“小跟班”契丹，高句丽选择再次向南陈朝贡，表达了对隋朝招纳契丹部落，向辽西渗透势力的不满。

唐朝高句丽区域

隋朝对高句丽的态度起初并无变化，因为隋文帝更关注南朝陈，他保持着对高句丽的怀柔政策，精力集中于伐陈战争。高句丽则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仿佛又回到的北魏时期的发展轨道上。随着新都“长安城”的建立，高句丽王室掀起新一波的利益诉求，这一次的诉求不再限于“分赃”，而是要树立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核心地位。

二、军事试探带来的蝴蝶效应

“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灑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资治通鉴》

可到了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南陈迅速灭亡使高句丽陷入被动，由于转投南朝陈的策略，必然会导致隋朝的制裁，所以高句丽才会“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与此同时，高句丽故技重施的向隋朝朝贡、献方物，隋文帝也彰显了大度，于开皇十七年赐高句丽王玺。但也在大度的同时恩威并施，斥责其“虽称藩附，诚节未尽”，指出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的罪状，并以南朝陈做比较，一展龙威的恐吓。

“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隋书.列传第四十六》

隋文帝恩后示威，其实想表达一个含义，那就是高句丽只要其恪守臣节，那么就会相安无事。所以高句丽王高汤死后，高元刚即位就上表臣服。但在此后发生一件怪异的事情，高元亲率靺鞨万余联军攻打辽西，其目的很可能是追赶逃离的契丹部族，却因与营州官兵发生火拼惹怒了隋文帝，随即就换来了隋朝30万大军的远征。

这是中原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目标明确的征伐高句丽。这一年是开皇十八年（589年），这一年的岭南诸州尚未接受隋朝“收编”，而对东突厥内部扶持的反叛势力突利可汗是于同年大败而逃，都蓝可汗凭借强大的军事支撑威胁北方边境。不论怎么看，隋文帝都没有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观愿望，所以高元的军事行动并非追击契丹部族那么简单，而应当是蓄意挑起战争，是趁隋朝无暇东顾的短暂时间，寻求在辽西地区站稳脚跟。

而由战争结果来看，这似乎又像高句丽设下的圈套。隋军主力因“溃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而惨败，“战死”率高达八九成，这无疑是对中原政权的一次重大削弱。同时也试探出了一条重要“情报”，即中原王朝集结大军入辽作战的艰难程度较大，那么高句丽就能够活跃在我国东北一带，且具有向南方百济、新罗压制的机会。

其实早在曹魏时期，毋丘俭的征伐高句丽就体现出这个“情报”。毋丘俭第一次征高句丽是以一万余兵力展开的，这就说明中原政权向高句丽用兵时，必然要注重战争规模的可控性，轻装出行的胜券远远高于大军征伐，这是为何呢？

辽西走廊

隋朝首次征伐时，造成“溃运不继，军中乏食”的客观原因是行军路线的路况复杂，汉王杨谅的主力是沿辽西走廊的海岸线向前推进，这条路虽然“风景秀丽”，却是一条沼泽密布的狭窄小道。倘若是万人规模的军队，可能列队唱着小曲就可以顺利通过，而数十万的大军行走在这种路况上，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导致首尾不顾、交通中断，后勤与行进部队的调度分配问题就会凸显。

而这场战役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隋朝“强干弱枝”的粮储制度。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在关中、河东建立了大型国有粮库，用于储藏征收的粮食。各地府库几乎难以形成足够的地方储备，这是防范地方叛乱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也导致了隋朝的大军征伐皆需建立较长的后勤补给线。杨谅统辖的关东州郡乃是北齐旧地，这里的府库截留更是被严格监察，所以从河北发出的军队，并不是以河北为补给源头，而是关中，加之古代地形地貌的限制，这条后勤补给线几乎长达3000里。

反观毋丘俭的第二次征伐高句丽，东汉末年的幽州刺史下辖11郡，其中涉及征伐高句丽的辽西郡、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皆设有“万石一积”的正仓储备，这是其军队就地补给的便利之处。毋丘俭的军事行动也是依托于当地“自给自足”的郡守，如玄菟太守王颀、乐浪太守刘茂等。

而水军总管周罗喉率军“从东莱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风，漂没极多”，表明隋军并未建立起强大的水师体系，至少战船的抗风暴能力较差。所以高句丽的这次军事挑衅，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摸清了中原王朝的军事套路，为日后的小动作树立了信心。

高句丽再次“臣服”后，隋文帝算是有了台阶，面对突厥对北境的压迫，他不得不就坡下驴“待之如初”。然后集中精力扶持启民可汗（突利），并以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直到仁寿三年（603年），铁勒10余部归附启民可汗，奚、霫等5部内迁，才基本解决了北部边患。

而高句丽在试探性的军事成果下，不可能安分守己，他又以恭顺的朝贡外表，掩盖着扩张的野心。直到大业三年（607年），高句丽的扩张野心赤裸裸的暴露在隋炀帝的面前。当隋炀帝“慰问”启民可汗时，突厥人也备了一份厚礼，即高句丽的使者。这件事情可以表明启民可汗对隋朝的感恩之心，但也不排除他别有动机的挑拨离间，最终的结果就是促成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决心。

隋炀帝会见启民可汗

这件事从表面看是高句丽欲联合东突厥“搞事情”，启民可汗的行为则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向隋朝表达自己的忠诚度，其次也向隋炀帝证明自己是一块“香饽饽”。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说东突厥比高句丽更“可恶”，但中突关系好不容易有此局面，隋炀帝不会因此就对东突厥用兵。故而高句丽既成为隋炀帝泄愤的目标，又成为隋军“亮肌肉”的绝佳机会，这个肌肉就是量给东突厥来看的，所以隋炀帝首次征伐动用了100万以上的军队，并且参照了“汉武出关”的二十四军推进模式。

隋朝首征高丽路线图

由此可见，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动机是“敲山震虎”，在军事目标上则是武力压制，使高句丽“恪守臣节”，而非接管高句丽故地。这里也不排除为先帝找回颜面的企图。但就个人而言，从平南陈战争中成长起来并接管皇位的隋炀帝，在关陇势力中并未获得认可。所以在首次败北、二次退军、到第三次坚持征伐，与其说隋炀帝胸怀大志，倒不如说他接受不了“打脸”的事实。

但不得不承认，隋炀帝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制定的战略是可行的，随着大运河的修建，入辽通道和粮食补给都远远超过前世，转运仓成为隋唐时期最便捷的军粮补给站点。只不过这一系列大型基建带来的劳民伤财、内部起义、贵族利益受损等问题，“阻碍”了隋炀帝的征服计划。但也确实为后来的唐太宗、唐高宗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蓝本，使唐朝时的征伐看到了统一的希望，而再不是简单的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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