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留在1924年的北京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书评

说到瑞典汉学家，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撰写《汉字王国》等作品的林西莉。其实早在九十多年前，还有一位非常热爱中国的瑞典汉学家。

他就是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瑞典艺术史学者。20世纪20年代，喜仁龙曾在北京生活居住，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并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内容不仅包括勘测观察手记，还包括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张实地拍摄的照片。因这项研究当时偏冷门，该书首印800本即几近匿迹，后虽几次打捞也未有足够影响，这次的再版相当用心，从装帧设计到纸质编排都极好，并收录喜仁龙有关西安、青州的考察，亟盼这一次的呈现，让好书及其携带的文化价值，可以深入人心。

中国多古城。承载漫远历史，沉淀丰实文化。若要考察古都，北京自当首选。若要考察老北京，必会说到城墙。“城”通常被认为是四边形或矩形。从这样的外形派生出城里棋盘状及井字形的街道，因此，居民区（坊、胡同）很自然地也呈四边形或矩形分布。这种四边形的城墙和四周的壕沟、城门、城楼、街道、各个坊的布局、主要建筑物和宗教设施等，都体现出中国式都市讲究秩序的特点和中国人的宇宙观念。

北京的悠久厚重同样呈现在喜仁龙对“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描述之中，尤其借着马可·波罗和教士鄂多立克的眼睛，窥见当年欧洲旅行者面对强大华美的元大都之时震撼的心情。经过各个朝代的不断建设，元明清三代的全方位完善，它自然成为中国式都城和相关文化理念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我们今天去北京，北京人说方向，不像其他地方的人说左右，他们都说南北东西，因为北京城就是那样方正的城，街道就是那样规划得井井有条。

城墙之于老北京，意义可见一斑。当然啦，齐先生的话仅是概括，而喜仁龙的考察则是更周密、更细致的展示。喜仁龙当时所见的北京城，虽因战乱和失修有所倾颓荒废，仍呈现比较完整的格局，以及“门见门，三里地”的盛况。

老北京分内外城，内城共九门。南面中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东面北为东直门，南为朝阳门；西面北为西直门，南为阜成门；北面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喜仁龙是怎么考察的？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讲西安、青州，第二章讲北京早期的城市历史，第六、八章讲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其余四章讲述内城：北京的内城城墙；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北京内城城墙的外侧壁；北京的内城城门。以内城为例来看喜仁龙所做的工作。

每一章开头都是一种全景式的扫描。随着视角的转换，北京城如画卷摊开在读者眼前。接着他开始了工作，通过城墙顶部镶嵌的石碑的铭文来核查城砖的砌筑和修复时间以及监造的官员，然后将搜集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他会引入一些典籍记载与当时实物印证对比，他还手绘了很多的建筑剖面图，将每一部分的数据详加记录，极力弄清楚城墙和城门的不同建造时间、质量和工艺。北京城从诞生之初直到清末，其间经历了反复的修补和增补，喜仁龙说“它们是一部用土石写就的编年史”，而他无形中就担负了编纂修书、存档备忘的史家之责，他所完成的细致周到的工作堪称楷模。

条目式的数据和文档占据了书籍的很大篇幅。喜仁龙屡屡慨叹北京城的荒废，联想到20年代的华北局势，他对北京城的存亡兴废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就这样一段段、一块块地仔细核实，日复一日地做着枯燥的记录工作，其实是在未雨绸缪地尽力抢救和保存，他把每一个城门、每一段城墙的数据，镌刻成了珍贵的文化遗存。几十年后，梁思成徐徐登上北京城楼，极目四望，当他担忧着北京城门和城墙的未来，当他默默构想把城楼开辟成“空中花园”之时，我想他和喜仁龙的心境肯定有某种程度的相通。品读喜仁龙对北京城风景人情、历史文化的描述，品读字里行间时隐时现的爱意，品读时光深处的一幅幅黑白影像，城阙斜暮、记忆漫漶，门楼只余二三座、墙砖沦为腌菜石，我们会生出什么样的心情？

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具有完整的美学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持续的古老文明的建筑成就，如今它存留在了一本外国人写于1924年的旧书里。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时常麻木并不珍惜，反而通过外人之眼才凸显它的美和价值。

对于市政建设，应当新陈代谢，但是，遇着北京、西安、青州或者我们祖辈曾居住的乡村城镇，能否在轰隆隆的机器推进之前谨思慎行，多保留一些古城面貌，或想办法让新旧共处于和谐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