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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5 03:5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拓片是记录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拓片最多的单位,截至2005年12月31日,藏有石刻、青铜器、甲骨等拓片约25万件。这些拓片是如何制作的呢?它们又是如何保护收藏的呢?对我们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 拓片的传拓

  (一) 传拓技术发明的条件:

  所谓传拓,亦称椎拓,就是用纸和墨从铸刻的器物上捶印出其文字或图案,它的成品叫作拓本或拓片。

  从传拓术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拓所需的三个条件,即镌刻物、纸和墨。可以说,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纸张及墨的广泛使用是发明传拓技术的必备条件。

  1、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我国正规刻石的出现当从战国时的“石鼓文”算起,经秦到汉代结束时,镌刻在石头上的数量已有数百种之多。这就为传拓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如果当时只有书写在一定载体上的文字而没有一定数量刻石的出现,就不会出现传拓术。

  2、纸张的发明:根据史学者的考证和考古发现,造纸术的发明当在西汉时,它为造纸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公元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使纸张能为一般人所用。

  3、墨的发明和使用:墨的发明和使用要更为早些,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的简牍有些就是用毛笔蘸着墨书写的。

  (二)传拓技术发明的时间:

  传拓术和印刷术这对姊妹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关于传拓技术发明的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从《隋书·经籍志》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这方面的线索。《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中着录了《秦皇东巡会稽刻石》一卷;东汉碑刻《熹平石经》三十四卷;三国魏《正始石经》十七卷。其注曰:“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隋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这里的“相承传拓之本”显然说的都是拓本。由此看来,传拓技术最早在汉魏之间,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目前,已知现存最早的拓本是《温泉铭》。此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并书写。原石在陕西温泉,久佚。此拓为割裱本,存48行,缺上半,原藏敦煌石室,今在法国巴黎图书馆。拓本末尾有“永徽四年(653)八月围谷府果毅儿”十二字,据此可以断定此本当为唐永徽四年以前所拓。

  最早有关传拓的诗歌是唐代诗人韦应物(737-786)所作的《石鼓歌》。歌中说道: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全唐诗》卷19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月)这首歌形象地描述了拓碑的过程。 唐代另一位诗人王建(767-约830)在他的《原上新居》十三首中的第十一首中说: “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古碣凭人拓,闲诗任客吟”。(《全唐诗》卷299,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月)这首诗反映了唐人拓碑已经相当普遍。

  (三)传拓的程序方法与拓本的种类:

  传拓的程序是先用水将碑上的泥土污渍冲洗干净,然后将准备好的湿宣纸敷在碑石上,再用棕刷刷,打刷打,使纸凹进字口,接着是上墨。上墨,就是用扑子将墨均匀地扑在纸上,一般需要数遍,待干后揭下,一张拓片就制作成了。如果将拓片依一定行字装裱成本,就叫拓本。传拓的方法有扑拓和擦拓。所谓扑拓,就是用以丝绸或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馒头形扑子上墨;擦拓则是用卷好的毡子上墨。拓本墨色的种类有墨拓和彩拓。墨拓包括又黑又亮的乌金拓(如初拓《三希堂法帖》等),又匀又淡的蝉翼拓(如《真赏斋法帖》等),浓淡墨相间拓,(如《兰亭图》等),彩拓:包括朱拓(如《君车画像》等)、套色拓(如《玄奘取经路线图》等);还有始于清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的全形拓,主要是用以对青铜器的传拓,能起到素描和摄影所起不到的作用。另外还有在特殊情况下所采用的腊拓、胭脂拓和隔麻拓等。传拓技术发明于汉代,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传拓这种手段看似落后,但它是印刷术和其它技术不可取代的,用传拓技法传拓出来的拓片是以1∶1的比例反映出金石上文字和图案的原貌,且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都墨如点漆,故这项传统技术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证明它的存在价值。现在,虽然印刷技术高速发展、高度发达,但是,我认为,传拓技术不可能被什么技术取而代之,而将继续长久地为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服务。

  (四)传拓技术的历史作用: 

  传拓技术的历史作用有三个。一是传拓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中国古语曰:“寿如金石”,说明金石的坚固,能传之久远。然而这只是人们的愿望而已,金石也有消亡之时。就以北京地区的石刻为例,我们曾于20世纪50年代对该地区的石刻进行了普遍的传拓,除获得房山石经拓片3万余张外,还获得其它石刻拓片6300余种3万余张,以后还陆续收集了一些新出土的墓志。后来,这些石刻中的五分之一也就是1500余种在“文革”中被毁坏。如果不是留下了这批拓片,这批石刻资料就再也没有了。另外,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大气中的有毒物质含量倍增,加快了北京地区石刻的剥蚀速度,其损坏程度近几十年超过了以往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现在,传拓的拓片就远不如五十年前清晰了,但是,这些拓片却使它们的风采永驻。

  二是传拓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书法艺术。人们刻石立碑的初衷是纪事,如早期的刻石《石鼓文》就是一首记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诗,并非刻意流传名人的法书。但是,在历代众多的碑刻中,也有许多是当代的著名书法家所书。如东汉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的《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书的《神策军碑》等。它们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传拓技术将它们维妙维肖地保留了下来。

  法帖是专门用以传拓的刻石。所谓法帖,就是人们将古代和前人的名人墨迹摹刻上石传拓后供人们效法临摹。古人们的墨迹一般都是书写在纸上或绢帛上,这些载体一是因其易损不易长期保存,二是因其数量有限不能广为流传,于是,人们就采取了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刻帖始于南唐,有《升元帖》,是后主李煜命徐铉所刻,可惜没有实物流传。现存最早的法帖是宋代的《淳化阁帖》,到了明清,刻帖特别是丛帖蔚然成风。历代所刻丛帖达数百种,所收名人墨迹上迄晋代王羲之,下至清代的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有上千人之多,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书法精品。可以说:有了碑刻,才可能产生传拓术,有了传拓术,才会出现刻帖。

  

  二、 拓片的保护

  伴随着拓片的产生,拓片的保护也就随之出现了。拓片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其装潢上。装潢又称装裱、装池、装治、装被、裱背、装褫、潢治,它是我国裱褙和装饰书画和碑帖的特殊技艺。碑帖经装裱后不但增加了其艺术效果,而且便于观赏和收藏。有关论述装裱技术的著作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其卷三有“论裱背裱轴”一篇;专著有明周嘉胄《装潢志》,清周二学《赏延素心录》。其中,《装潢志》论述了装裱书画、碑帖的各项技术、格式等。

  大凡经过装潢的拓片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整幅的形式,一是割裱的形式。整幅的又有以折迭方式(分为未经装潢直接折迭和托、衬后折迭成统一规格,亦有托裱后背靠背折迭并上下覆以书板的)和卷轴方式(根据拓片的形状又有立轴和横轴之分)存放。整幅拓片的长处在其能如实地反映碑刻的原貌,缺点是不便携带和收藏。整幅拓片对于临摹的人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于是,人们便将拓片剪割装裱成册。割裱本的长处是便于携带和收藏。装裱时,按碑上文字的大小计划裱本的大小,先将整幅拓片一一裁成条子,如半开为三行,行六字,再按碑文顺序剪成每条六字。由于过去的潢匠多不识字,在割裱时难免会有缺漏倒置的情况发生。这样,不仅降低了其文献价值,原刻石的行气也看不出来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的装潢就包含了各种形式。除甲骨和法帖外,在12万余件石刻拓本中,整幅的拓片占很大数量,达11万余件;卷轴装1300余件;册页装6900余件。在整幅拓片当中,除未经装潢的单片和少量的卷轴装外,基本上都是托裱折迭装,如顾千里、章钰专藏等;陆和九所藏采用的是衬后折迭的方法,数量在4万件左右。在拓片的整理过程中,我发现,托裱后折迭的拓片边角容易断裂。国家图书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装裱的整幅拓片亦是托裱折迭装,用这种方法装裱的拓片非常漂亮,但是不久拓片的边角就出现了断裂。托裱折迭装拓片的断裂处不仅极不易修复,而且还伤及了文字,使其文献价值下降。这种情况是因托裱法是用浆糊将托纸与拓片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浆糊使纸张变硬,不耐磨损所致。

  有鉴于此,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几经改进,现在整幅拓片的保护性装潢采用的均是镶衬法。镶衬法的程序是先用水将拓片喷湿使其平整,如有残损,需先行修复,再用局条在拓片背面用少量的浆糊进行点状连接,然后用稍大于拓片的衬纸从背面翻过压在所镶的局条上。由于衬纸只与局条相粘连,与拓片间未使用浆糊,所以拓片原纸和衬纸柔软,可以任意折迭。如果外面的衬纸磨损了,勿需揭裱,仅需换一张新的外衬纸就行了,而且置换时不会伤及原拓。另外,还可杜绝托裱时因不慎造成的抻字现象。这种镶衬折迭法的好处除了可保持拓片的原貌和文献的完整性和不会造成拓片的损伤及便于修复外,还有装裱所用工时最少、藏品所占的空间最小、藏品的重量最轻等长处。对现代图书馆来说,其藏品的文献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保证藏品文献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藏品的保护、管理等其它因素。我认为,图书馆所藏尚未装裱的金石拓片的装潢应以整幅为宜,整幅的应以折迭装为好,折迭装应以镶衬法为佳。当然,这还要视不同的馆藏情况而定。

  

  三、拓片的研究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在纸张出现以前,主要载于龟甲兽骨、金属器物、竹简木牍缣帛上。镌刻在石头上的更是数量巨大,估计有上百万通之多,这些石刻形式多样,有刻石、碑碣、墓志、摩崖、法帖、幢等);它们所载录的内容包罗万象,有传记类的墓碑、墓志、塔铭;建筑类的祠庙;文学艺术类的题名、题字、诗词、法帖、榜书、楹联;雕刻类的画像、造像等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宗教、民俗、民族、科技、建筑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找到有裨益的材料。众所周知,由此派生的拓片或具有资料价值,或具有艺术价值,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因其年代久远还具有文物价值。

  (一)资料价值:

  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内容丰富,尤以墓碑、墓志、祠庙类为多,它们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是整幅,极具资料价值。多年来,我们为《全辽文》、《全宋文》《全元文》提供了文集中所没有的资料。为《中华大藏经》提供了校本,国家图书馆藏有整套“房山石经”拓片3万余张。在编纂校勘《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册)时,在收录历代藏经中的特有经籍的同时,又尽量收集了一切有校勘价值的藏经经版本作为参校本与底本逐句对校,勘出异同及字句错落。其中“房山石经”便是八大参校本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大藏经》编纂开始到校勘完毕,国家图书馆为其提供了全部 “房山石经”的拓片。据统计,仅《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前50卷就用“房山石经”校勘出异处164处,以此测算,全书校勘异点应在3万处以上。从此可以看出,“房山石经”拓片对该书的校勘起了多幺大的作用。

  拓片中有古今外国文字如梵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法文、波兰文、拉丁文、英文、埃及古文、流球国文、俄文、朝文计11种;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回鹘文、西夏文、女真文、突厥文、托忒文、契丹文、维文、傣文、彝文、蒙文、藏文、满文计12种。为我们研究外国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二)艺术价值:拓片中除少数画像外,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上。中国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的一种艺术,是美化汉字的艺术,因此也是汉字书法艺术。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两汉时期是汉字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阶段,不仅大篆小篆时有所见,隶书成为这一时期字体的代表,章草、今草成了当时通行手书,而且还出现了行书、楷书的萌芽,“真、草、隶、篆、行”汉字书法艺术的五大书体已备具。此时还出现了阐发书法艺术的著作,如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论》、《九势》。之后,历代出现的书法大家更是成百上千,数不胜数。秦代的李斯,所书有《泰山刻石》等;汉代的蔡邕,所书有《熹平石经》;唐代的欧(阳询),所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等;褚(遂良),所书有《三藏圣教序》等;颜(真卿),所书有《多宝塔碑》等;柳(公权),所书有《神策军碑》等;宋代的苏(轼),所书有《表忠观》等;黄(庭坚),所书有《伯夷叔齐墓碑》等;米(芾),所书有《芜湖县学碑》等;蔡襄,所书有《昼锦堂记》等;元代的赵孟頫,所书有《东岳行宫碑》等,明代的傅山,所书有《润公塔铭》等;王铎,所书有《东井碑记》等;清代的翁方纲,所书有《爱莲说》等;刘墉,所书有《温常绶墓志》等;铁保,所书有《喜雨山房记》等,都能在碑刻中找到他们的书法大作,从而找到中国书法艺术最原始的脉搏和轨迹。

  (三)文物价值:

  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中相当数量具有文物价值。如宋元拓本就有十余种,如《神策军碑》、《绛帖》、《蜀石经》、《九成宫醴泉铭》、《三藏圣教序》、《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大智禅师碑》、《干禄字书》、《佛遗教经》、赵孟頫书《道德经》。其中《神策军碑》为海内外孤本,明拓《天一池记》《乐善堂帖》在全国也是仅见之本。

  专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拓本组藏品中颇具特色和占有重要地位的藏品之一,其数量达6733种11201件。如以版本见长的顾千里专藏1115种1972张,以藏经幢见长而自名为“五百经幢斋”的叶昌炽专藏314种1180件,曾任我馆馆长的梁启超专藏599种688件以及缪继珊专藏1102种3051张,“四当斋”章钰专藏1876种2223张,另外,还有各地类中的陆和九藏品1067种1137张,裱本类中的王锡棨、丛兰溪藏品654种708张。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数十年来,金石组对所藏拓片进行了着录并制作了卡片目录。目录包括:题名目录;责任者目录:包括撰绘者、书写者、镌刻者;地区目录;年代目录;文种目录;专题目录。

  出版制作了书目、拓本汇编、书目数据、影像数据等。

  书目有《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收4600余种;《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收6300余种。拓本汇编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15600余种;《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收2100余种;《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角拓片集》,收700余种;《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收2000余种。

  书目数据27541条。

  影像数据库19943种。

  以上目录、书目、汇编、书目数据、影像数据为读者在不同地域从不同的角度查找和利用这些拓片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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