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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在域内外大国、强国陆续介入下，利比亚战争转化为代理人战争，动荡持续至今。利比亚交战双方欲解决“谁能统一全国”问题，域外力量则聚焦“统一后的利比亚受谁影响”问题。从形势发展脉络看，利比亚代理人战争已与西亚北非热点和域内外大国、强国地缘战略角逐深度交织，助推西亚北非格局加速演变。利比亚战争既给本国人民带来苦难，又使恐怖主义扩张蔓延，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关 键 词〕利比亚、代理人战争、西亚北非局势 〔作者简介〕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E413 自利比亚由动荡导致政权更迭进而陷入战乱以来，国内外学界研究论断多限于“内战”范畴，未关注其鲜明的“代理人”属性。事实上，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国内冲突双方分属“民族团结政府”所辖武装和哈夫塔尔（Khalifa Beiqasim Haftar）统辖的武装力量。“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和土耳其、卡塔尔的支持，哈夫塔尔依靠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力量，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则在冲突双方分别下注。本文通过分析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发展脉络、性质、跨地区影响及未来走势，为学界研究利比亚战争提供新视角。 一、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发展脉络和性质 利比亚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接壤，是北非重要阿拉伯国家。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10位，是欧佩克成员和世界主要产油国和出口国之一。 2011年2月，西亚北非动荡波及利比亚，街头抗议演变为要求卡扎菲下台的政治运动。2月17日，利比亚各路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简称“国家过渡委”），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迅即介入，旨在把利比亚变为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实验场。在西方国家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部分北约国家曲解该决议，将设立“禁飞区”升级为推翻卡扎菲的军事行动。自3月19日开始，法、英、美、加拿大、挪威、比利时等国家海空军陆续对利比亚政府军目标展开空袭，支持反对派武装，迅速改变了战场力量对比。[1] 8月20日，“国家过渡委”所辖武装攻占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在苏尔特被俘、遭虐后被枪杀。至此，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打着“保护的责任”（R2P）旗号推动的“政权更迭”得手，开始对利比亚进行“民主改造”。 2011年11月，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利比亚过渡政府成立，主要负责组织全国选举。2012年7月，利比亚举行国民大会（制宪议会GNC）选举，穆罕默德·尤素福·马格里夫当选议长，“国家过渡委”向国民大会交权。10月，国民大会选举阿里·扎伊丹为临时政府总理。2012年7月的国民大会虽经民选，但被“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分支控制，其政党形态是“正义与建设党”（JCP），其武装力量形态是“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LROR）。在“正义与建设党”强势推动下，国民大会于2012年至2014年间竭力打压世俗主义力量，引导国家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社会过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于2013年5月通过《政治隔离法》，禁止卡扎菲时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人员继续担任国家公职，无论其后来是否与卡扎菲政权反目。这一禁令涉及大量政界、商界、学界和法律界人士，使他们无法在重建国家中发挥作用，而这些人士均主张国家应走世俗主义道路。依据该法，马格里夫议长和扎伊丹总理陆续被解职，由努里· 阿布萨赫明和阿卜杜拉·萨尼分别接任。二是于2013年12月通过《校园沙里亚法决议案》，规定大学和中专校园实行男女隔离，女生和女教师必须戴头巾。在此基础上，国民大会还着手起草在全国实施沙里亚法的决议案。 穆兄会势力在利比亚政坛的崛起，引发国内世俗主义势力的不满和高度警觉。在阻止国家走上原教旨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利比亚东部和西部世俗主义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并在民众中造势。2014年6月，利比亚再次举行议会选举，新产生的国民代表大会（HOR，任期至2015年10月，此间其合法性得到联合国承认）中世俗主义力量占据优势，大会通过的第一份决议案就是勒令“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解散并交出武器。7月13日，“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向驻守的黎波里机场的世俗主义武装“津坦旅”发动代号为“利比亚黎明”的进攻，很快夺取机场，进而控制首都。8月，国民代表大会迁往东部城市图卜鲁克，得到东部军阀哈夫塔尔的保护，并为哈夫塔尔控制东部和“统一全国”披上“合法”外衣。与此同时，利比亚西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继续坚持国民大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扩编“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米苏拉塔中央之盾”“沙利亚法支持者”等武装组织，以首都的黎波里和米苏拉塔等重镇为依托，对东部地区展开试探性进攻，拟分阶段消灭世俗主义武装，统一全国。至此，利比亚内战正式爆发。 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利比亚坐大的情势，西亚北非有关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应对策略。土耳其、卡塔尔迅速对的黎波里穆兄会政权提供军事和财力支持。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则担心利比亚穆兄会政权统一全境后会刺激本国穆兄会，危及自身制度安全，故对哈夫塔尔武装和国民代表大会提供军事和财力支持，甚至出动空军支持哈夫塔尔武装作战行动。 针对利比亚战乱，联合国数次召开国际会议，斡旋两派停火及实现民族和解。2015年12月，在联合国主持下，东西两派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局面，组成统一的民族团结政府，在的黎波里履职。[2] 联合国方面接受穆兄会提名的萨拉杰（Fayez el-Sarraj）出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对于《利比亚政治协议》中的主要政治安排，图卜鲁克国民代表大会原本同意，但在协议签署5天后表示不能接受，认为联合国被利比亚穆兄会实施“政治绑架”，三类人选均不具代表性。《利比亚政治协议》成为一厢情愿的协议。尽管如此，萨拉杰仍如期出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联合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合法政府。 对于民族团结政府，东部哈夫塔尔割据武装并未放在眼里。[3] 早在2014年2月，哈夫塔尔就宣布的黎波里政权为“非法”，誓言消灭东部地区忠于的黎波里政权的所有武装力量。同年5月14日，哈夫塔尔下令所辖部队发起“尊严行动”（Operation Dignity）战场攻势，陆续夺取班加西、德尔纳等重要城市，并空袭的黎波里米提加国际机场，以显示改朝换代的决心和能力。2015年3月，哈夫塔尔完成武装力量再整编，正式打出“利比亚国民军”（LNA）旗号，地面部队主力扩至6万人，开始向利比亚西部逐步推进。经过四年的攻城略地，哈夫塔尔部队于2019年4月初逼近苏尔特、米苏拉塔等城市和首都的黎波里南部，并于4月底对首都展开围攻。2020年1月，哈夫塔尔部队攻占战略要津苏尔特，同时控制利比亚沿海几乎所有的输油港，基本断绝了民族团结政府石油收入。3月初，利比亚出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哈夫塔尔部队暂停对首都进攻。4月初，民族团结政府在土耳其支持下，在的黎波里以西和以南地区对哈夫塔尔部队展开反攻。[4] 4月下旬，伊斯兰斋月开始，但利比亚两派战端未歇。 从利比亚战争发展脉络来看，其国内矛盾激化及战乱爆发的性质是西亚北非范围内世俗主义与穆兄会势力的争斗，呈现出鲜明的“代理人”属性。 二、利比亚代理人战争与地区热点和诸强角逐深度交织 域内外国家出于不同战略需要，利用利比亚战乱或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经济议程，或牵制战略竞争者，缓解自身在其他地区热点上的困境或压力，甚至以利比亚战乱为筹码，谋求达成利益置换。 （一）沙特与土耳其战略角逐 经过“阿拉伯之春”及其余波的地缘政治洗牌，沙特跃升为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埃及接受现实并屈居第二。沙特依托这一地缘政治斩获，力图领导伊斯兰世界，但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挑战。相较而言，来自土耳其的挑战更具威胁。伊朗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扩展影响的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大遏制，而土耳其虽与美国有矛盾，但美国并未放弃对其拉拢，因此土耳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扩展影响的阻力小于伊朗。土耳其与中东及其他地区伊斯兰国家在经贸、投资等领域互补性较强，且制度、道路和治理层面的“土耳其模式”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有较大吸引力，超越伊朗和沙特。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近600年，其宗教与文化影响延绵不绝。 自2003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已连续5次赢得大选，埃尔多安成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强人。2017年4月，正义与发展党推动修宪公投成功，埃尔多安至少将执政到2029年。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了两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即“2023战略愿景”和“2053战略愿景”，前者致力于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经济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10强，后者则欲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600周年之际，使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并在国际规制塑造和改革领域拥有独特话语权。两个战略愿景均指出首先要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确定“利益边疆”。土耳其挑战沙特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就是在如上背景下展开的。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张对伊斯兰社会进行改良，在伊斯兰世界范围内确立公平正义，因而对所有设立穆兄会分支的国家提供支持，构建合作，以弘扬正义与发展党价值观，输出“土耳其模式”。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视穆兄会为洪水猛兽，恐其危及自身政权和制度安全，因而在西亚、北非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堵截土耳其扩展影响。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为一方，以土耳其、卡塔尔为另一方，在穆兄会历史地位和现实评价上的争斗愈演愈烈，主要角力舞台是埃及、苏丹、利比亚。 在埃及，穆兄会一度夺权，由其推举的穆尔西出任埃及总统。土耳其宣布与埃及穆兄会政府结为“伊斯兰民主轴心”。在穆兄会执政仅一年的时间内，土耳其对埃及投资增加三倍，达到50多亿美元。为策应土耳其支持埃及穆兄会，卡塔尔也向穆尔西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2013年7月，埃及武装部队发动政变，推翻穆兄会政权，穆兄会主要领导人逃往土耳其。2014年6月，塞西当选埃及总统，土埃关系彻底恶化，埃及加入沙特领导的遏制土耳其联盟。为支持塞西执政，同年8月沙特与阿联酋、科威特向埃及提供120亿美元紧急援助。在沙特等国支持下，塞西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挫败了土耳其支持埃及穆兄会卷土重来的努力。 在苏丹，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长期执政的巴希尔为保持执政地位，与苏丹穆兄会结为政治同盟。2011年5月，土耳其与苏丹签订军事与情报合作协议。2017年12月，埃尔多安访问苏丹，与巴希尔共同宣布建立土苏战略合作委员会，并签署涵盖能源、交通、金融、航运等领域的12项合作协议。2019年4月，巴希尔被推翻，土耳其接纳巴希尔两个弟弟和部分穆兄会骨干“政治避难”，并将支持穆兄会的重点转向利比亚。 沙特一方在埃及、苏丹获胜，土耳其心有不甘，在利比亚加大投入，双方斗争目前已呈白热化态势。从土耳其与利比亚关系来看，自从萨拉杰（有土耳其血统）出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以来，土耳其借重联合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这一有利因素，不断加强对该政府和利比亚穆兄会的支持，并与卡塔尔在此问题达成合作。为应对自2019年4月以来哈夫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对首都围困所形成的严峻局面，萨拉杰请求土耳其出兵援助，得到积极回馈。11月27日，土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和地中海划界协议。2020年1月2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向利比亚出兵决议，迅速向利派遣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加紧向萨拉杰指挥的穆兄会武装运送武器弹药，同时从叙利亚战场抽调亲土雇佣军。[5] 截至2020年3月初，入利作战的亲土雇佣军已达3000多人。他们具有在伊德利卜等省作战的丰富经验，熟悉游击战、运动战和街巷战，很快稳定了首都战局。4月初，亲土雇佣军和利比亚穆兄会武装联合发动黎波里西部战役，收复苏尔曼、萨卜拉撒、阿贾拉特三城，加固了首都防卫。 （二）域外大国力图恢复传统影响 历史上，利比亚曾先后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统治，美国也曾在利比亚设立惠勒斯空军基地。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同意大利、法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意法两国在利比亚攫取了丰厚石油利益。卡扎菲对“洛克比空难”作出赔付后，与英美关系得到缓和，英美资本陆续进入利比亚市场牟利。卡扎菲倒台、利比亚陷入战乱后，西方大国出于不同利益考虑采取利己政策。意大利石油巨头埃尼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利西部地区，故支持民族团结政府。法国道达尔公司石油开采区块和主要石化企业位于利东部地区，也有部分石油利益在西部，故总体上支持哈夫塔尔武装，同时与民族团结政府交往，赞同推进利两派和解。美英表面上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但暗中支持哈夫塔尔武装，原因包括：其一，哈夫塔尔武装的公开支持者是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美国地区盟友，支持哈夫塔尔就是支持地区盟友，既可挽回美国在库尔德等问题上招致的“信誉损失”，又可加固美英特殊关系，更可积累筹码说服地区盟友配合美国中东战略。其二，哈夫塔尔武装的作战对象是拥有穆兄会背景的民族团结政府，而美英认定穆兄会滋生“基地”“伊斯兰国”“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主义组织，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及地区盟友构成威胁，故希望通过支持哈夫塔尔武装在利比亚铲除穆兄会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其三，哈夫塔尔武装及其庇护下的国民代表大会系利比亚主流世俗主义力量，如果统一全境并掌权，则更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利比亚恢复传统影响、获取石油利益。 （三）利比亚战乱与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形成联动 2004年，以色列首先在东地中海黎凡特海盆发现丰富天然气资源，探明储量达3990亿立方米，远景估测储量8400亿立方米，进而展开系统性开发，并邀美国德克萨斯诺博能源公司（Noble Energy）参与开发，先后建成塔马尔、利维坦等气田，使以色列从天然气进口国变为出口国。[6] 以色列的天然气勘探与开采行为，引发与黎巴嫩的专属经济区纠纷，但黎巴嫩系弱势一方，其海洋权益主张得不到外部同情和支持。希腊、塞浦路斯也相继在东地中海专属经济区发现天然气构造，并实施开发活动，但规模和产量远不及以色列。以色列天然气开采活动初期，也曾与塞浦路斯产生纠纷，两国经过谈判于2010年12月达成海上划界协议，明确了各自专属经济区。2013年2月，塞浦路斯将“阿芙洛狄忒”气田相关区块交给以色列公司开采，收益分摊，双方天然气领域合作由此展开。有关国家在东地中海开发天然气资源引起土耳其高度关注。从2008年起，土耳其也在东地中海相关海域展开勘探活动，但始终未发现有价值的含气构造。2014年之后，土耳其将勘探范围延伸到塞浦路斯海域，称该海域属于土耳其大陆架组成部分，主张塞浦路斯须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7]共享天然气开发权益。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拉开大幕。2019年1月，以色列、埃及、约旦、希腊、塞浦路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意大利签署协议，建立起“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法国道达尔、意大利埃尼、美国埃克森等石油巨头竞相加入。2020年1月，法国成为该论坛正式成员，美国成为观察员国。“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旨在构建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在天然气勘探、开发、运输、销售领域内的合作，计划兴建连通欧洲、西亚、北非的天然气管道网，拟分阶段加以实施：第一阶段，兴建连接希腊、意大利和欧洲腹地的海陆输气管道，逐步使欧洲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第二阶段，为埃及—以色列输气管道扩容，增大以色列对埃及的天然气供应量，巩固埃以和平与合作。未来，如哈马斯和杰哈德在加沙势力被根除，亲以世俗主义力量在加沙夺权，则以色列还将满足加沙地带用气需求。第三阶段，兴建连接以色列与约旦输气管道，巩固约以和平与合作。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受美国提出的“世纪交易”，以色列将满足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国”[8]的用气需求,并邀请沙特、阿联酋等国主权财富基金参与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以经济手段共促阿以关系全面突破。2019年3月20日，希塞以三国在特拉维夫草签兴建以色列经塞浦路斯通往希腊的海底输气管道协议，美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仪式，高调表示支持管道建设和三国合作。2020年1月2日，三国在雅典正式签署协议。 为强力介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划界协议，使土利成为“海上邻国”，且从法律角度完成土耳其大陆架与利比亚大陆架的对接。协议扩大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规定两国将在东地中海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合作。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坚决反对土利海上划界协议。希腊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并否决土利协议，要求欧盟启动对土耳其大规模制裁，支持希塞以输气管道协议。2020年1月，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作战编队开赴东地中海，与希腊、塞浦路斯海军举行联合军演。至此，以美国的欧洲、中东部分盟友为一方，以土耳其和利民族团结政府为另一方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博弈进一步升级。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全力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保住土利海上划界协议，为土角逐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获得“合法”依据。 （四）利比亚战乱成为土俄尝试利益置换的筹码 利比亚战乱与土俄利益置换的关联源自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互动。2016年7月土耳其挫败军事政变后，土美矛盾升级，土俄关系改善并升温。为“抱团”应对美国压力，土耳其、俄罗斯与伊朗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展开合作。其中，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是三国合作的重点，2017年1月三国开启“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同年9月，第6轮阿斯塔纳和谈达成协议，俄土伊将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其中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由土耳其管理，待冲突降级完成后回归叙利亚政府主权之下。土耳其提出，给土耳其预留两年时间用以清除域内恐怖组织。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土耳其尝试收编和改造“沙姆解放组织”“伊斯兰军”“荣耀军”等恐怖或极端组织，约一万多人归顺土耳其，但主力尚拒绝归降。2019年9月初，俄罗斯提醒土耳其应履行承诺，向叙利亚政府移交伊德利卜省主权。土耳其要求延长时限，俄罗斯指责其食言。10月初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中火力支援下，分阶段陆续收复失地。战火蔓延下，近百万难民逃往土叙边界，祈求土方收留。在此情况下，2020年1月开始，土耳其开始向伊德利卜省增兵，并以叙军攻势“催生难民”为由，要求俄罗斯约束叙军停止进攻。2月中旬至3月初，土军一面支持亲土武装（包括降土极端武装）向叙军反攻，一面直接与叙军展开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和装备损失。3月5日，土俄元首在莫斯科达成停火协议，俄罗斯约束叙军暂停进攻，土俄在M4公路两侧设安全区并共同巡逻。停火协议生效后，叙军与反政府武装虽有零星冲突发生，但停火总体上得到维持。 此间，土俄围绕利比亚和东地中海问题展开密集磋商，尝试达成利益置换。1月8日，俄土元首在伊斯坦布尔宣布，两国决定斡旋利两派实现停火。1月13日，利两派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间接会谈，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东部军阀首领哈夫塔尔未签，土俄斡旋遇挫。1月19日，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召开，土俄元首和利两派领导人出席，但仍然无果。土俄斡旋利比亚战乱的关切与要求不同，土耳其希望俄罗斯利用对哈夫塔尔的影响，规劝其与民族团结政府停火、谈判并达成国家“共治”协议，免除民族团结政府被推翻的危险，从而使土利海上划界协议存活。土耳其同时希望俄罗斯参与土耳其大陆架天然气资源开发，拉俄入伙，与“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周旋。俄罗斯希望土耳其交还伊德利卜，放手让叙军剿灭恐怖主义势力，恢复在伊德利卜省行使主权。土耳其如退出伊德利卜，俄罗斯愿与土耳其合作推进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从双方要求看，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俄罗斯面临一定困难，俄罗斯虽对哈夫塔尔有重要影响，但不具备决定性影响，哈夫塔尔背后还有沙特、阿联酋和埃及支持。 三、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 利比亚代理人战争涉及若干域外大国、域内强国和非国家行为体（恐怖势力），正在产生跨地区影响。 （一）推升沙土角逐全域化和白热化 “全域化”指覆盖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白热化”指相当长时期内无降温可能。俄土伊利益组合形成后，沙土地缘政治角逐明朗化。对于俄土伊三国，沙特同美国一样，持高度警觉与防范态度。2017年6月，沙特与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并实施陆海和部分空域封锁后，俄土伊利益组合迅即给予卡塔尔有力支持，深化与卡塔尔在能源、经贸、投资和安全领域合作。俄罗斯鼓励卡塔尔退出欧佩克，伊朗则向卡塔尔提供民生援助，土耳其延长在卡塔尔驻军期限，扩大驻军规模，增强了卡塔尔应对沙特压力的信心与能力。在俄土伊力挺卡塔尔的系列措施中，沙特对土耳其长期在卡塔尔驻军尤为戒惧，它使沙特失去了必要时出兵推翻卡塔尔王室的可能，沙特对土耳其威胁认定升级。2018年3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埃及，发表“邪恶三角”谈话,[9] 认定土耳其与伊朗和地区恐怖势力构成“邪恶三角”，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同时指责土耳其欲在中东重建“奥斯曼哈里发帝国”，号召阿拉伯国家挫败土耳其图谋。为对沙特形成有力牵制，土耳其联手卡塔尔相继在索马里、苏丹、吉布提、亚丁湾岛屿续建军港或军事基地，筑就了与沙特角逐的战略纵深。沙土矛盾升至战略角逐层面，对沙伊（朗）地缘政治较量产生深刻影响，使沙伊争斗的天平朝有利于伊朗的一面倾斜。由于沙特须同时应对伊朗和土耳其挑战，使其资源调配窘境暴露，战略透支更为凸显。利比亚代理人战争升级后，土耳其直接出兵，沙特推翻利比亚穆兄会政府的愿望基本落空，土耳其将以利比亚为立足点，长期在北非确立影响。为配合立足利比亚，土耳其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关系也快速发展。多年来，沙特在北非的影响远大于土耳其。而今，沙土在北非影响旗鼓相当。 （二）土耳其与美欧关系裂痕加深，催生欧洲内部龃龉 美国在利比亚代理人战争问题上支持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盟友，在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斗中支持“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使土美关系旧怨未解、又添新堵。美国与2016年土耳其政变不无关联，继续容留居伦，未彻底抛弃叙利亚北部库族武装，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时常以“亚美尼亚大屠杀案”对土耳其发难，在“卡舒吉案”上庇护沙特，粗暴干涉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等，皆为土美之间旧怨。土欧关系亦如此，德法等国及欧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和南赛，阻挠土耳其加入欧盟，渲染“亚美尼亚大屠杀案”，指责土耳其“民主倒退”、“压制新闻自由”、“酷刑泛滥”、“人权纪录不佳”等，而在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失败后，欧盟及德法等国均指责土耳其违背“武器禁运”承诺，继续向穆兄会政府提供武器，助燃利比亚战火蔓延。此外，欧盟支持希塞以海底输气管道建设，法、意、荷、英等国公司参与建设，均引发土耳其严重不满。2020年2月底，土耳其支持叙利亚难民冲闯土希边界，试图对欧施压并报复。在欧洲列强内部，围绕该支持利比亚哪一派，意法英之间出现严重龃龉，牵制了欧洲国家推进涉及地中海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 （三）恐怖主义扩张蔓延 利比亚战乱为恐怖主义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蔓延提供了机遇，并以利比亚为跳板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扩张。2014年11月，“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在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组建，发表“建立伊斯兰三省”[10]宣言，发誓效忠“伊斯兰国”哈里发巴格达迪，推举安巴里（Abu Nabil Al-Anbari）为头目。2015年11月，安巴里在美军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中阵亡，“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继而推举纳吉迪（Abdul Qader Al-Najdi）为新头目，继续领导“伊斯兰圣战”至今。从2014年11月至2019年底，“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先后发动德尔纳、班加西、苏尔特、塞卜哈等战役，上述城市都曾被局部控制，其中苏尔特被占领达两年之久。此外，“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曾先后控制了利东部和中部海岸数个港口，用以接收物资和从伊拉克、叙利亚前来投靠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立足后，奉行“本土化”方略，在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跨境民族图阿雷格人中招募作战人员，为“伊斯兰国”向萨赫勒地区扩张创造了便利条件。截至2019年底，“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主力已超3000人，成为“伊斯兰国”总部在伊拉克、叙利亚崩盘后，外线地带第二大恐怖团伙，仅次于“呼罗珊省”（前敌指挥部在阿富汗，主力4000余人）所统辖的武装力量。从2015年初开始，利比亚“沙里亚法支持者”（Jama’at Ansar al-Shari’a）、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纷纷表示归顺“伊斯兰国”、效忠巴格达迪。2019年10月，美军猎杀巴格达迪后，“伊斯兰国”教法学专家委推举库雷西（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为新掌门人，上述组织再次表示拥戴。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形成本地恐怖势力攀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并成为“代理人”的态势。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谢考（Abubakar Shekau）领导下，控制北方约贝州和博尔诺州，推行沙里亚法，针对“叛教者”和异教徒烧杀抢掠，并向首都阿布贾和拉各斯等大城市渗透，成为“西非塔利班”。在东非，“伊斯兰法院联盟”摇身变为“索马里青年党”，在迪里耶（Ahmed Diriye）的指挥下，在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肯尼亚等国实施跨境恐怖活动。在马里，图阿雷格族恐怖武装依托“阿扎瓦德伊斯兰国”，配合“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控制北方三个大区。2020年3月23日，“博科圣地”在“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指导下，在乍得湖地区伏击乍得政府军，造成官兵92死47伤，缴获一批重型武器和弹药。这一时期，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民众也频繁遭遇恐怖袭击。 四、结语 从利比亚代理人战争走向看，东部世俗主义势力和西部穆兄会政权都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从总体力量对比看，哈夫塔尔一派作为外部势力代理人仍占优势，且拥有沙特、阿联酋雄厚的财力支持，招募人员、扩大部队规模的空间较大。土耳其由幕后支持代理人转为直接出兵参战，扭转了民族团结政府的战场被动，土耳其军无人机部队实施精准打击，使哈夫塔尔一派蒙受惨重人员和装备损失，已基本抑制住哈夫塔尔一派的进攻势头。对此，哈夫塔尔已要求阿联酋提供反无人机武器和更新无人机装备，以便再度向首都进攻。值得注意的是，介入利战乱的外部势力均意识到，两派或将相当时期内维持拉锯战态势，边打边谈、打打谈谈可能成为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基本走势。从利比亚国内矛盾及人心向背看，世俗主义力量逐步占据压倒性优势、最终统一全国并掌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利比亚问题能够得以政治解决，从而消除战乱给利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合国主持的利比亚问题和谈既应斡旋两派谈判，也应敦促两派的支持方认清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同时动员涉利问题各方聚力反恐，推促利比亚和平的早日到来。 【完稿日期：2020-6-13】 【责任编辑：李 静】 [2] “Libya: UN Envoy Urges Endorsement of Political Agreement as Way forward for ‘Peace in Unity’,” UN News, December 7, 2015,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5/12/517442-libya-un-envoy-urges-endorsement-political-agreement-way-forward-peace-unity. （上网时间：2020年4月25日） [3] 哈夫塔尔原为卡扎菲时期的政府军总参谋长，1987年率部入侵乍得时被俘，因遭羞辱和政治出卖转而致力于推翻卡扎菲。2011年利比亚出现街头运动后，哈夫塔尔从美返回并被推举为“国家过渡委”武装力量总司令。卡扎菲被推翻后，哈夫塔尔收编和改造了旧政权军队，包括陆军、空军大部分和半数海军。此外，哈夫塔尔凭借沙特、阿联酋等国提供的雄厚财源，从苏丹、乍得等国招募作战人员，同时高薪聘用俄罗斯瓦格纳保安公司特战队员，使其指挥的部队从规模、战力、装备等方面远远压倒西部武装力量。 [4] “Libya’s GNA Forces Carry out Offensive on Haftar’s Forces in South Tripoli,” April 23, 2020, https://www.libyaobserver.ly/news/libyas-gna-forces-carry-out-offensive-haftars-forces-south-tripoli.（上网时间：2020年4月25日） [5] “Crisis in Libya: A Proxy War between Big Powers,” China Daily, January 21, 2020, www.chinadaily.com.cn/a/202001/21/WS5e2635c3a3101282172725a0.html.（上网时间：2020年4月25日） [6] “Israel Science & Technology: Oil & Natural Gas,”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oil-and-natural-gas-in-israel.（上网时间：2020年4月25日） [7]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塞浦路斯岛北部，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这个主要是由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后裔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岛上北部约37%面积的领土，并在1974年宣布独立建国，但只获得土耳其的承认。 [8] 此时的“巴勒斯坦国”是“世纪交易”界定下的国家，所谓“领土”将缩小并被碎片化，外交、国防、边界管控、海关等权力被虚化，完全受制于以色列，武装力量不允许有任何重武器和防空武器，以色列在约旦河谷所有定居点将处于以色列主权之下，“巴勒斯坦国”首都将设在东耶路撒冷郊外的阿布迪斯镇，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将被剥夺。 [9] “Saudi Prince Says Turkey Part of ‘Triangle of Evil’ - Egyptian Media,” March 7, 2018,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world/2018/03/07/saudi-prince-says-turkey-part-of-triangle-of-evil--egyptian-media/.（上网时间：2020年4月25日） [10] 这三省指的是费赞省（Wilayah Fizan）、昔兰尼加省（Wilayah Barqah）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省（Wilayah Tarab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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