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和亲政策之新论：“青史碑”亦或是“美人冢”？

西汉初年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是一种汉王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时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基本外交手段，自古以来，对该政策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上的记载，譬如“昭君出塞”、“文成入藏”等大部分和亲政策，多是加强民族间友好合作往来，给各民族人民带来有益影响的正确决断。

但是，深究其政策有效性的产生，多同当时王朝与相对应少数民族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相关，而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更是在汉民族实力稍逊的不平等情境下而提出的。

笔者将以这一时期和亲政策的提出、实际价值性及和亲背景下女子地位为观照作一个粗浅的讨论。

初期和亲政策的提出

高祖六年九月，韩王信降于匈奴。七年，太原郡治晋阳形势危急，高祖刘邦御驾亲征，但严寒天气、受伤的兵卒让行军状况雪上加霜。白登之围、代王刘喜弃国而逃，内外混乱的情境使“和亲”之策适时地被刘（娄）敬提出。

匈奴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

可以看出和亲的直接目的就是稳定边境局势，暂时缓解匈奴的猛烈攻势。然而，策略的选定真的正确而有效吗？

1.首先：笔者以为，刘邦应对匈奴之策存在不足，这种策略失败直接推动了和亲政策的提出。他在任用人才时怀有疑心，欠缺周全考虑。

韩王信力筹边防，却遭朝廷“汉发兵救之，轻信数间使有二心”的对待，正是这种不信任使其在被匈奴围困之中无奈地选择投敌。

刘邦骄纵自负，与冒顿决战时，见匈奴表面软弱易击便轻敌，对刘敬“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力”的建议视而不见，反过来辱骂刘敬妄言饶舌，结果惨遭围困。

汉初虽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但未必不能施巧计与匈奴周旋。“汉初三人杰”、卢绾、彭越等人皆为世之英才，良将强兵皆有之，高祖偏偏疑而不用，一意孤行。

战役的失败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主帅的决策失误，他的刚愎自用、狂傲自大不仅使良臣失心，更是汉王朝初期屈辱外交的诱因之一。

和亲女性

2.其次：匈奴此时军事实力正盛，战争的优势地位非常明显，匈奴的民族天性注定不能安于表面和平。

公元前三世纪，大漠南北兴起了“射猎禽兽为生业”的匈奴民族，“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当时的匈奴头领是“杀父而立”毫无仁礼可言的冒顿，“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中原的礼教系统、“仁爱”思想对匈奴民族是根本不适用的。

冒顿围困刘邦而又使之脱围，整个军事行动都是为了实现他的一个重要政策——迫使汉廷和亲纳贡，冒顿分明可以擒获高祖，但却假因陈平美人计起到作用而将其放回，这实质是对汉王朝的一种警示与威慑。

这种对汉策略是出于匈奴本民族生存境遇的因素而实施的。北蛮民族，畜牧业是其营生手段，追寻水草而迁徙，居无定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瘠的土地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而中原地区物产丰饶，又恰逢敌弱我盛的好时机。

汉王朝主动地以“宗室女姻亲”为纽带，实质进行不平等的“纳贡”合约，正迎合了匈奴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亲”不过是为这一种屈辱的外交方式披上一层体面的外皮罢了。

“和亲”不过是为这一种屈辱的外交方式

和亲政策的有效性

下面我们从和亲政策的具体内容，对应政策实施后取得的效果，来浅谈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这段建议中，刘敬提出几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长公主妻之必为阙氏、生子为外孙必不与汉庭相抗。何其天真？杀父自立，父死子继父妻，这种伦理纲常全然不顾的匈奴血亲关系，怎会在乎素未谋面的、看似弱势一方的“外祖家”呢？礼教系统在匈奴社会全然行不通的。

况且，长公主为吕后所出，吕后必定不从，此任必将落到平凡宗室女的身上，又何谈公平？

建议中“以岁时汉所徐彼所鲜数问遗”看似想通过以汉之丰饶物产来填补匈奴物资上的缺乏问题，从而使其依附于汉，但却并不是政策的根本目的——维护边境和平稳定。一味的软弱退让，只会让匈奴的贪欲无限涨大。

西汉初年和亲

“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据”是对和亲政策施行后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最好概括。

高帝、吕后、文帝时期，和亲政策是一直被推行的。

高帝“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但吕太后时期冒顿仍出言不逊：“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而三年五月右贤王却又入居河南侵扰人民，事后匈奴大单于（匈奴君主）才解释右贤王对盟约的破坏。

大单于与文帝时期又恢复友好同盟、汉朝还将皇帝之衣制赠送给匈奴；然文帝十四年匈奴再次率大军攻打汉朝，杀掠人民，掳掠畜产；代郡竟有万余人遭到屠戮……所谓“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正是如此。

在高祖到武帝上位之前这短短六十余年中，史书记载的匈奴入侵有近20次之多。虽然次数相较之前有所减少，但匈奴的嚣张气焰却并没有减弱，甚至有“恃宠而骄”之势。

汉高祖

诚然，客观来讲，政策中物资流通、通关市等活动在经济方面产生一定效用，和亲政策的效果也须得长期施行下来才能观之。

但是，这只是汉朝想要凭借物产优越性、经济交流而通入匈奴经济生产活动，从而取得一定主动权的理想化决策，匈奴仍旧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经济互通，商业往来，是汉王朝实行和亲的本质目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本来可能拥有更优决策机会的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来规避这种迫害的产生，才是真正为民着想的政治决策。

三、 汉初和亲政策下女性地位的观照

和亲政策本质上就是古代男权社会男性权威话语权的体现。远去和亲的女子，其实多为被动地扣上一顶“牺牲自己以求家国和平”的“义”之帽，纵然有人凛然主动，但也是少数。

去国千里，独自到达一个自然条件、礼俗文化、语言交流完全迥异的国度，其中寂寞与辛酸几人知晓？而和亲政策所展现的汉初女性生存环境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和亲

首先，和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地位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根本仍是对女性自由的埋没。

刘敬之策是以长公主嫁为匈奴妻，而最后出嫁的是宗室女。这便是统治阶级话语权做出的选择。不论公主还是宗室女，他们在政治的博弈中都被视作了“礼物”，是汉王朝向匈奴示好的一种纽带。

身上甚至被寄予生下单于的“太子”这种不切实际的诉求。再进一步想，贵族女性尚不能左右自身命运，平民女子又是何等地位呢？

事实上，众学者研究中，汉初女性受礼教约束较小，活动相比后世更为自由。但是，和亲视野下的女性，仍然难以对抗男权社会的威压，那些吕后一般参政的女子，一是少数，二又难免是“夫权”象征，享受了部分男性权力系统荫蔽下的利益。这种“相对”的自由是具有局限性的。

另外，从匈奴一方看，女性的“物化”属性更甚。冒顿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遂取所爱阙氏予东胡。”所爱的阙氏随意“赠”与别国，但是匈奴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东胡反而愈加骄纵。

相对弱势的汉朝远嫁公主

匈奴对待本族、自己喜爱的女子犹如此，那对当时相对弱势的汉朝远嫁公主，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子娶后母、弟娶寡嫂等现象被匈奴人视为一种正常化的婚姻模式，来自完全相反的礼教系统的和亲公主，面对一任又一任还具有血亲关联的丈夫，心中的屈辱和无奈可想而知。

在中国古代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相处模式的探索中，不外乎“战”与“和”两种结局，终极追求都是“和”而共处。

在汉匈矛盾尤其尖锐的西汉初期，“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等方式却都只局限于“一时之利害”，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关系的变革与国家实力强弱的息息相关。

统治者的政策决断与不同民族间相异的文化心理，或多或少影响着和亲政策的发展。被远送和亲的女子，虽则有人为家国大业主动请缨，但实质上仍属于政治外交政策下的附庸品和牺牲品，为家国之大义牺牲小我，丧失了自由选择人生归属的权利。

去国离乡的这一条漫漫和亲路，尽头处是埋葬美人白骨的坟冢，亦或是竖起铭刻于历史的青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