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就是要破局，该怎么破？

众说纷纭的内卷

“内卷”这个词近年来突然火了。内卷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反向进化，向内演化，虽然有迭代，但其实没有更新。

在当下的中文网络中，内卷有了更多的引申意义。有些人说：内卷化就是无法进行质变的量变。虽然感觉自己已经为学习、工作或其他生活目标付出了努力，但却一直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变化。人们把这种持续的付出视为内卷，也有些人宽泛地把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称为内卷。

有些人则强调内卷是在存量一定、缺乏增量的前提下的竞争。此时让人难以忍受的过度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了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一个经常被网友们列举的典型的内卷现象是升学考试，录取的名额有限，家长又都希望孩子上好的学校，大家只好没日没夜地备考，形成恶性竞争。程序员的“加班文化”也被很多人称为内卷。有一天某个企业突然开始提倡所谓的加班文化，在之后一段时间里，这个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赢得了暂时的优势。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也开始要求加班。于是，加班逐渐成了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内卷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现在只要看起来是让人难受的竞争，就可能被称为内卷。

不仅是存量竞争，人类学家项飙在访谈中讲到，内卷背后的竞争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项飙说：“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刚才讲到那位同学要去麦当劳工作，面试官第一句话就是‘你父母怎么想’。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成功者要求失败者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你不仅是在钱上少一点，物质生活上差一点，而且你一定要在道德上低头，一定要去承认你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失败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失败，而是悄然走开退出竞争，这是不被允许的，会遭受很多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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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内卷这个词在社会学上最初的意思。一般认为，最早把内卷这个词引入中文世界的是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写道：“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黄教授在分析小农的精耕细作时指出：“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

请注意黄宗智讲到的内卷的一些特征。内卷的主语是小农，一般被认为是缺乏格局、缺乏资源、缺少选择机会的。小农和大农场相比起来，缺乏资源，缺乏管理，因此面对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时，他们缺少选择，缺乏弹性。这导致这些缺少其他可能性的小农只能把剩余劳力继续投入到农场中去。虽然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边际收益已经收缩得非常厉害了，但是从效用的角度看，这样的抉择依然是理性的。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也写道：“从克利福德·吉尔茨那里借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他最早是用此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杜赞奇把内卷的概念运用到行政和政治上，他解释清朝末年的新政要加强国家的控制，所以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国家投入了很多钱建立官僚机构，但是国家基层的行政能力并没有增强，对地方社会的服务没有优化。

杜赞奇说的内卷是指在这样的政权结构设计下，虽然不断地投入资金，但实际上，投入越多，局面却越失控。他写道：“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通过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来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腐败。”

内卷并不是吉尔茨发明的。吉尔茨写道：“我这里所用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威泽所举的一个例子是后期的哥特式艺术，“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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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我想讨论的内卷更多的是今天的社会话语中的内卷，和威泽最初所指的文化意义上的内卷大不相同。项飙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原来的内卷指的是一个重复的、没有竞争的、不能摆脱农耕社会的结构性格局，那么今天的内卷就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动员自己。因此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非常耗能。”

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动员自己。

内卷与特化

内卷的英文是involution，与evolution（演化、进化）相对应。involution的词根是volv/volut，意思是旋转，同样词根的英文单词还有evolution、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的前缀e是向外的意思，所以演化是向外旋转、向外生长，有点斐波那契数列螺旋式上升的感觉。

内卷的前缀in是向内的意思，内卷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反向进化，向内演化，虽然有迭代，但其实没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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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内卷，有些人会举出囚徒困境、剧场效应等例子。囚徒困境大家都很熟悉了，是指即使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知乎上有一个关于内卷的高赞答案里提及剧场效应，并举例说，很多人在一个剧场里面看表演，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安静地看表演。这个时候，大家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表演的画面，现场体验也很好。然后，渐渐有人为了视野更加开阔，站起来看了，周围的人一看：别人站起来了，我也站起来吧。可是，前排的人站着能够看到表演，后排的有些人站起来也看不见，怎么办？那就站到座位上去吧。这么一来就更乱了，更多的人站起来，或者站到座位上面。这个时候，观看的体验就很不好了。

这虽然是对剧场效应概念的误用，但已然能说明问题。只是这样的比喻还是有点问题的——如果你今天在电影院里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会呵斥你坐下去，而不是他自己跟着站起来。电影院里坐着看本来就挺舒服，谁愿意站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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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说加班文化是一种内卷，并不只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了。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音乐家亨德尔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室里，三个星期不眠不休地创作出让世人惊叹的《弥赛亚》。亨德尔超乎寻常的“加班”显然不是内卷。它是信仰，是力量，是拯救，是复活，是英雄主义，是无所畏惧，是生命力的星光璀璨。

内卷的加班是不一样的。这时加班的时长作为一个指标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内在本质的工作变得不重要了。不像亨德尔为了工作本身而加班，“摸鱼”混加班时长只是为了加班而加班，是为了把加班时长这个外部性的指标给做大，作秀给别人看。这里的“别人”是第三方的评判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处在权威位置的领导。

在我们思考内卷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它总是有一个外因的，而且这个外因经常是一个由第三方权威设定的可量化的外部评价指标。就像陀螺之所以旋转是因为被外部的鞭子抽或被手捻，内卷是被某个外部的评价指标所驱动的。在升学考试的例子中，外部评价指标是考分；在程序员加班文化的例子中，对于程序员本人来说是加班时长或者KPI，对于公司来说是利润或者市场占有率。在黄宗智的例子中是小农获得的报酬，在杜赞奇的例子中是官僚机构的数量。然而外部指标并不能够完全合理地描述内在价值——考分不代表真正的知识；工作时长和KPI不代表工作真正的价值；清末官僚机构的数量增多，政权的实际控制力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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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把这些和内在价值脱节了的外部指标作为目的时，往往会发生“特化”。吴伯凡曾经解释说：“特化是生物学的概念，它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生物进化方式。它指的是物种适应于某一独特的生活环境，形成局部器官过于发达的一种特异适应。当一个物种进入一个环境，在演化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考核，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一种性状会凸显，另一种会逐渐弱化。物种产生特化，也是为了适应某些独特的生活环境。但是，一旦环境发生改变，物种之前为了适应某种独特生活环境而产生的特化，反而会导致其在新环境里的适应能力变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特化也是一种能力的简化和退化。与特化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退化。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一个器官的进化，往往意味着其他器官的退化。比如鼹鼠，它靠在地底下刨土找蚯蚓吃来生存，长时间之后，它的视力好或坏不影响它的生存。于是，它的视力就逐渐退化，退化到一见到光，整个神经系统就紊乱，半小时内就会死掉。比如，高考的英语考试，更多考的是关于英语的知识，而不是如何来使用英语。因为考核的是关于英语的知识，所以大家一直强化考试做题这个属性，但是，真正英语要使用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没有掌握。”

现在的考试制度下会产生网络语言里所说的“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指一些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他们在中学阶段依附于“题海战术”取得优异学习成绩的过程正是特化。另一个网络词组“摸鱼式加班”，领导不走，我也不走，以加班为目的来刷自己的存在感，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特化。

常常被忽视的是，特化是双向的。不仅是做题家在特化，命题者也在特化。当考点局限在某个狭窄的范围内，当命题规则和历史真题已经被考生所熟悉，作为出题人，想出一份可以拉开区别的考卷，其实是越来越难的事情。于是不仅是考生在特化，考官也在特化。不仅考生在内卷，考官也在内卷。科举制度发展到八股文，就是内卷、向内演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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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把内卷的问题归因于竞争或者过度竞争，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全面的。问题不在于竞争，而在于被迫按照权力结构所设定好的某个外部性指标去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外部性指标和它所要考量的内在本质之间会越来越错配，因为人们为了这个指标把自己特化了。特化是指在某方面进化和在另一方面退化，而外部性指标所考量的本来就只是人们为之进化的一面，完全忽略了人们为之退化的一面。由此选拔出来的人其实在其他方面是退化了的，是在新环境下更难适应的。比方说，一般认为，“小镇做题家”或者应试导向的“超级中学”的毕业生们虽然在做题方面很强，但是会在其他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在之后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可能会更难适应。

基于外部评判指标的竞争是权力结构设好的局，是权力对人们的规训。它有时是被顶层设计的，有时是随着历史演进而来的，但总是和社会文化权力结构相对应。人们陷在社会文化权力结构设定的局中，没有办法退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地去为了这个已经错配了的外部性指标不停地奋斗、旋转，甚至是缺乏意义的空转。

反内卷，就是破局

内卷是一个局，是社会文化权力结构设好的规训的局。

当陷在这个局里的时候，人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一直在投入，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消耗，但是却没有收获到明显的、积极的、实质的升级和进步。而陀螺的旋转就像某口香糖的广告词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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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是要破局。

怎么破呢？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因为某个外部评判指标去不停息地奋斗，以至于耗尽自己呢？这其实是一个人生视角的问题。

其次，外部评判指标和内在本质错配越严重，内卷带来的负面效果就越大。外部评判指标从何而来呢？源于规训。

再次，为什么人们会深陷在局中，不能自拔呢？他们或者是缺乏资源，或者是缺乏机会。我们将讨论有哪些基本的设计可以让资源和机会更均等。

最后，内卷是社会文化权力结构造成的。如何借助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启示来改善这个结构，这也许是更根本的解决办法。

爱因斯坦说：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内卷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反内卷需要更深刻的变革。

本文摘自《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反内卷：如何对抗集体焦虑与非理性竞争》，黄徽/著，浙江大学出版社·蓝狮子图书，202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