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龙城飞将后有卫霍匈奴克星，为何西汉名将都集中在武帝时期

在一个崇尚战争的时代，在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围绕战争的时候，作战有成的将军总是充当着时代的宠儿。他们的作为牵连到国家的荣誉，充当着对国家政治运作方向正确性证明的使命，因而是该时期国家政局稳定的寄托。

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对他们寄于巨大的期望，普通民众会把他们视为国家安全的保障，他们可能成为受到万众追捧的英雄。在军事成功的同时，他们个人的荣誉、地位和实际利益也极易达到顶端，这既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也是政治运动的情势使然。

应该说，在军事活动处在政治风口的年代，投身军事活动的人物如不失身跌落，就将成为该政治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战争会使将军出尽风头、地位腾升，这是政治运动的常则。

卫青前129年初次任将出征，前127年被封侯，前124年即被任大将军，既是统领其他将领的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又是刘彻中朝首辅，地位在承相之上。霍去病于前123年两次参战出征，当年即被封侯，此后数次增加封邑。

前119年被封为大司马，地位与卫青并列，两位将军在汉武时代的快速擢升和政治上的走红，自然是他们的军功所致，但也是当时军人地位提升的结果，反映着该时代政治运动的鲜明痕迹。

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是专制政权的生命之所系。在最高执政者准备扩军用武、军人地位将要提升的时候，执政者会特别慎重于将官的任选。

他们要选取有能力的人物指挥军队，以便有效地实施政治目标，然而他们更要选取忠诚不二的人物掌握军队，要绝对避免暴力权柄的失落。

刘彻选用卫青、霍去病为最高军事长官，自然是二人各在首次随军出征中战功显赫，战争初步证明了他们的用兵才能，而更重要的在于二人是当朝皇亲国，一直受到自己的宠幸，他们当是与当朝最高执政休戚相关的利益集团。把武装部队交给他们，绝无失柄之虞。

飞将军李广及其子孙，包括训练了精锐之师的李陵，虽然有过战争的考验，但他们只能作为镇守一方或独率偏师的将军。

在专制政治中，非皇亲不能镇抚各军，非国戚不能得君主信赖，军事全盘中的用人命将超不出一定时代的观念。刘彻的烧幸处在于，他的皇亲国成中正好有军事才质绝对一流的人物，而一流的人物尚不止一人，这使他在对匈奴的前期作战中能大获成功。

而在对匈奴的后期作战中则没有这种侥幸，所宠用的国男李广利军事能力上稀松庸常，致使每次出征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小。前90年李广利兵败降敌，实是一种不完美的军事用人方针在失去侥幸后的缺陷自露。接连失败的战绩以至动摇了刘彻坚持达几十年的军事化政治的信念。

他于前89年下轮台悔过诏，提出罢战减，迅速调整国家政治的活动方向，既表明了失败的军事活动不可能长久支持军事化政治的持续，也表明一种用人方式不可能长久建立在侥幸得利的基础上。

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们能以军事成功赢得人们的尊崇。然而，任何将军不仅有他的正面，而且有他的面和背面。现实的政治之光往往只照射将军的正面，如果对历史人物作全面整体的观察，就会发现，即使那些人生成功、得光彩的人物，也有难以称道、令人失望的一面。

千古名将李广内心恶很、心胸狭窄，勇冠三军的霍去病不知善待士兵、又宠用气。在人生辉煌的背面或侧面，成功的将军并不比一般普通人高洁，毋宁说他们都是普通人物，是有生命光亮点的普通人物;而败落将军李陵对人感情诚挚、富有文才，其人生的另一面也不比一般人逊色，他是无意间进入不利的情势中，意欲光亮自身而反蒙污斑的普通人物。

屡建大功的卫青开创了对匈奴战争的胜局，他卑势待人、又柔媚事上，战场外似无将军之风，但却是最少瑕疵的将军。他出身奴仆，常怀感恩之心，立足于普通，实不普通。

战争是残酷的，将军却可以是温情的。将军们以自己的行为谱写战争，塑造人格，并以人格来丰富战争。正是由于统治者发动战争的需要以及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朝廷崇拜战争之风的社会观念，让西汉王朝的名将多集中在汉武帝执政时期，这段时期也成为西汉最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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