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有创新意义的文学批评观，阐述独特文体观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而文学史上常说的“建安文学”，是指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前后至魏初曹植去世的这一时期的文学。这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反映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及其他社会困境，表现了作家建功立业、追求国家统一以及表现仁的个性觉醒的愿望。在语言上，表现出刚健明朗的风格；在情感上，表现出慷慨悲凉的情调；在诗歌形式上，主要以五言诗为主。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其代表人物，而“曹氏父子”是核心代表人物。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而《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有许多人喜欢吟诵曹操的诗。曹丕的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这似乎与他的政治家风格很不协调，但却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成就。曹植是却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师，他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泰山梁甫行》，主要描绘人间疾苦；《美女篇》主要描写爱情感受；其《洛神赋》是曹植辞赋中的精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而无法走到一起，因而表现惆怅、悲戚和痛苦，其赋将惆怅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此外，曹植的《七步诗》流传很广，其故事十分精彩。

　　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字子桓，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220年——226年在位）。曹丕文武双全，他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诗文皆十分出色。

　　诗歌方面，曹丕留有近四十首，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其形式主要是乐府方面的，而以五、七言诗的成就最高。在散文方面，曹丕留下了《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等优秀作品，其散文通脱流畅、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抒情性，意味深远。在文论方面，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建安文学的理论号角，是古代文学评论史上的名篇。在建安文学的发展中，曹丕的文学理论代表了当时文学精神的主流旨向。

　　《典论·论文》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当时曹丕雄心很大，而且思想比较活跃，尚未形成后来成熟的帝王心态，所以，其文学思想还是比较活跃开放的。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代表了“文的自觉”的思想主调

　　《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

　　《典论·论文》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230年），曾将这一名著刊刻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关于《典论·论文》的评价，鲁迅有一个观点很深刻，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显然，在鲁迅看来，《典论·论文》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了阶段。比如，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再如，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的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而《典论·论文》的出现，便开启了从宏观视野去多角度地审视文学理论问题的批评方式，并形成了理论专著。《典论·论文》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典论·论文》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文学批评观点

　　首先，曹丕分析他所处的时代形成“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认为在当时，一是存在着作家自身在认识上的缺点，既对自己长处“善于自见”，又对自己短处“闇于自见”，高估自己，忽略了缺点；二是存在着对创作技巧的浅陋认识，对“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缺乏清醒的认识，没能意识到个人是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的，人必须发挥其长避开其短，才能在写作上发挥得更好。因而，必须能“审己以度人”，设身处地地思考，看到别人的长处，积极吸取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苛刻地要求别人满足自己的要求。

　　其次，曹丕指出了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两个缺陷，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而这两个缺陷是“尊古卑今”的思想在作怪。无论是认为古远的就是好的，当今的是不好的，还是向往声名，背离实际，都是以旧标准来衡量文学的质量，这是错误的。西汉时桓谭曾提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曹丕继承桓谭的论点而加以发挥，他的这种观点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为确定新的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等开辟了新的道路。

　　《典论·论文》阐述了独特的文体论

　　曹丕于《典论·论文》中提出了关于“文章之体”的观点，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本”与“末”两层涵意。“本”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意；但是，这“本”还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文章要建立在由于“文的自觉”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上。他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主”就是“本”，在文章中，作家的禀赋修养所形成的气质才是最重要的，气质不同，便形成了“清”与“浊”两种风格，因而，文章有舒缓的“齐气”，有奔放的“逸气”等。

　　曹丕

　　在曹丕来看，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所以有差异，正是因为他们的“禀气之裂变”而形成的。因而，“文以气功为主”是审视文学作品不同风格的重要依据。而这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审视标准来评鉴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批评方式，是“文以气为主”的基本理论的展开。

　　在曹丕看来，文章有“本”也有“末”，而这“末”即是指文章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就是说，各种文章的体裁都有其鲜明的特征，如有“雅”“理”“实”“丽”等特点，文章之“本”对文章之“末”有其重要的决定作用，“本”“末”一致，使文章的风格更鲜明，并分别表现出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审美效果或欣赏价值。

　　不难看出，曹丕的文体论明显表现出传统儒家“诗言志”文学理论的突破，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萌芽的出现。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对文章之“本”强调“以气为主”，而不是以“志”（道德志向）为主，这是“文的自觉”的鲜明理论追求，体现着文学精神的创新。

　　《典论·论文》阐述了文学的重要功用和意义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比如，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曹丕看来，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成就国家大业；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作家建立永垂不朽的文化功业。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于是，文章不久对国家有利，而且也对作家个人的成果、名声的流传和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曹丕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表现“自觉”的审美心态。

　　如此一来，从事诗赋创作，既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可以变得“不朽”。可见，“不朽”既“立言”之“不朽”，更重要的是，文章之事，被曹丕赋予了利国利己的重大意义，有益于成就国家之大业，亦有利于让自己因文学成就而声名远扬，流芳百世。

　　当代美学家李泽厚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那个时代的文学家们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心灵的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着死后能“不朽”的人生意义了。因而，“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对于作家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的自觉”的追求上，诗赋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可以寄寓于气质，寄寓于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表达惆怅，表达蕴藉，表达愤发，甚至表达心中爱的感受。曹丕赋予文章以新的价值。《典论·论文》是曹魏时代或建安时期时代文学精神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