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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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摘要）作者：王新谦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03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摘要：利益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对于靠垄断组织支撑的美国政府来说，实现国家利益和垄断组织利益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一切行动的指南。二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西欧各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其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援欧计划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因此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行现实主义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其现实利益在具体对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关键词：马歇尔计划；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国家利益中图分类号：K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131—05 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马歇尔计划一直是西方冷战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西方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论著中，由迈克尔·霍根于1987年出版的《马歇尔计划：美国、英国和西欧重建》一书，是一部较完整的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外交史。该著作规模宏大，史料详实，是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必读书籍。由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和查尔斯·梅尔于1984年共同主编的《马歇尔计划回顾》论文集，是另一部有关马歇尔计划研究的重要著作，入选该书文章的作者多是当年参与筹划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当事人。尤其值得一提的，当属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伊曼纽尔·韦克斯勒于1983年所著的《再看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复兴的经济回瞻》，该书是为数不多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探讨马歇尔计划的著作。此外，还有亲历马歇尔计划全过程的约瑟夫·琼斯于1955年写就的《十五个星期》等著作。西方对马歇尔计划的研究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线条到细线条、由表及里到表里结合的过程。其突出特点有二：一是研究更趋客观，逐渐淡化意识形态；二是经济次主题上升为主题。长期以来，国内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专题性，研究和认识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的笼统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冷战研究专家开始有意识接触西方的研究成果，研究也更趋理性、客观性，但从总体上看，国内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研究仍很薄弱。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支小青的《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滕海剑的《试析“马歇尔计划”》，发表于《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毕健康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对象是否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表于《教学参考》2002年第3期。此文从美国的经济实用主义新角度对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意图进行探讨，这样的研究视角尚属首次。 1951年底，美国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便开始打造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1955年，美国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普赖斯称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神话之一”。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官方对马歇尔计划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把马歇尔计划定格为意义特别重大、非常成功的慈善行动和人道主义行动。马歇尔计划果真如西方宣扬的那样吗?本文从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对马歇尔计划作一探讨。一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其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就美国而言，施莱辛格在此所讲的“国家特性”，就是美国始终用一种狭隘而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同时，它又用一种灵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方式去从事外交实践。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并始终贯穿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从历史上看，高唱理想主义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美国人从立国之初就有一种拯救世界、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强烈使命感。正如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是“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瑞也认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二战结束后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自由化大战略”。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美国人始终确信20世纪是“美国世纪”，未来也是他们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将传遍全球。受这种“天定命运”使命感的驱使，战后的美国以自由世界守护者自居，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把拯救世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高唱理想主义理所当然地就成了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首选。战后，美国推行对苏遏制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要捍卫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制度，捍卫西方文明。同样，援助西欧复兴也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在援助欧洲复兴过程中最突出的政策宣传，就是美国负有维护世界和平、民主和自由的神圣责任。例如，杜鲁门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他据此认为，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的丧失不仅对希腊、土耳其这些国家是一场灾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场灾难。在世界各自由民族希望美国支持其维护其自由之时，“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领导责任犹豫不决，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1947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一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在有关援助欧洲的报告中也称：“美国之安全与威胁任一自由国家的危险息息相关。无论何时，只要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强加于一个自由民族，都将削弱美国安全与国际和平的基础。如果美国支持一个独立正受到威胁而热爱自由的民族，那么，其他民族也会坚定其维护自由之决心；相反，如果美国忽视对这样一个民族的支持，那么，其他民族可能会因极度失望而对美国的领导失去信心。”因而，美国必须勇敢地担负起维护自由世界的使命与责任。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是美国援助西欧的第二张牌。战后，尽管美国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很多，但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遏制并击败共产主义。于是，美国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糅合到一起，提出了“反共主义”的总目标。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非美因素”，是“异端邪说”，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最大敌人，是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而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这些，美国就不能称其为美国，它们已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谁就等于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谁就是美国人民的公敌。因此，击败共产主义就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击败共产主义的最佳办法就是铲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在战后欧洲经济不振、政治困顿的背景下， “美国援助欧洲的目的就在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生气和健全经济，因为经济失调使欧洲社会极度脆弱，很容易使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在欧洲社会混水摸鱼，现在俄国共产主义正要钻这个空子”。杜鲁门说：“极权制度的种子因痛苦和贫困而生，在贫穷和纷争的劣土中蔓延、生长。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之希望破灭时，这种种子就达到完全成熟。”而美国的责任就是将这种“罪恶”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解释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乔姆斯基在此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指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显然，这种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构成了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美国就必须打出反共产主义的招牌，因为在美国，没有什么比共产主义威胁更能激起美国人仇敌的情绪。因此，就马歇尔计划而言，与其说它是援助西欧经济复兴，倒不如说它是美国在西欧对付共产主义的一个工具。善于打“反共牌”是美国惯用的又一手法。美国援助西欧的第三张牌就是抬出联合国，假借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为名而推行维护美国利益之实。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特别咨文中强调指出，联合国的宗旨就是促使各会员国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在帮助自由国家维护自由的过程中，美国将执行《联合国宪章》之原则，“因为欧洲复兴计划的目的和《联合国宪章》的目的——通过自由国家的共同努力来保证世界和平——是完全一致的”。SWNCC专门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重申：“在帮助自由、独立的国家维护自由的过程中，美国将恪守《联合国宪章》之原则。”在这种旗帜下，战后初期美国打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旗号，不断指责前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有关《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规定的民族自决原则，指责前苏联干涉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内政，企图在民族联合政府的外衣下建立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然而，美国是否如其宣传的那样忠实地执行了联合国的决议和原则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出于战略需要和政治考虑，从1946年起，美国带头不执行《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德国赔偿的决定。同样在伦敦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绕过联合国，在德国问题上自行其事。在援助西欧计划由谁起草一事上，美国也毫不犹豫地抛开联合国这个平台单干，以至于马歇尔计划结束后，受过美国“恩惠”的西欧国家不是感谢联合国，而是对美国感激有加。美国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成了战后美苏日益猜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美国在援助西欧期间对受援国附加的一系列援助条件就更离谱了，根本谈不上“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根本无法用联合国规定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等原则去衡量。二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本质，美国总是在高唱理想主义的背后行现实主义之实。对于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瑞的见解可谓精辟，他说：“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美国学者约翰·沙特克和布赖恩·阿特伍德对美国“民主外交”的现实主义性质，有更为透彻的剖析：“美国推行促进民主的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愿望，即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惟有民主治下的开放社会才会为稳定而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然而，在战后美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面前，这种“公平机会”是美国的，而不是其他国家。因此，对于美国是出于理想主义援助西欧，还是出于现实主义援助西欧，我们可以从战后初期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美国从马歇尔计划中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中找到答案。首先看马歇尔计划启动前美国的国内经济状况。战后初期，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处于良性运转状态。以出口为例，1946年，美国净出口增加部分占非政府开支总增加额的近1／5，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7％。到1947年第二季度，即关于马歇尔计划讨论最激烈时，美国的净出口达到12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1947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仍达到约162亿美元，进口大约87亿美元，进出口盈余(顺差)为75亿美元。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危机。由于美国是战争期间本土没有遭到破坏的国家，加上连年风调雨顺，美国在战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1947年4月28日，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从欧洲回国后，特别提到了欧洲形势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欧洲不断发生的政治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困难的反映而已，提醒美国必须立即正视这一局势。“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矫正，不仅欧洲将在1948年初面临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衰变，美国也将面临出口锐减和过剩物资积压，从而导致美国经济萧条。”在著名的《5月备忘录》中，克莱顿据实说明了欧洲危机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如果美国不尽快(向欧洲)提供大量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将压垮欧洲。这一局面除了对世界未来和平与安全具有可怕的含义之外，它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我国过剩产品将失去市场，失业、经济萧条以及由于欧洲欠美国大量战债而造成美国预算严重不平衡也会接踵而至。”他接着具体解释说：“我们援助(欧洲)的产品主要是煤、粮食、棉花、运输设施和其他类似物资。除了棉花，其他产品都是过剩产品。而美国的棉花再过一、两年也将出现过剩。”克莱顿的一席话说明，美国在战后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战后，如何继续维持高就业率也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千百万士兵要解甲归田，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就业压力。由于战时工业的转产和大量军人的就业需要，美国失业人数从战争结束时的80万迅速攀升到1946年3月的270万。这一失业大军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美国人民要求就业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向美国人民说明对外援助对美国的重要性，1947年6月22日，白宫向新闻界发表了杜鲁门的声明。杜鲁门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正在或可能向外国提供的援助，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每一个美国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种援助，美国商人、农民和工人会从大量出口中获得实惠。”杜鲁门提到的“实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保证就业，因为美国出口减少必然意味着产业工人大量的失业。除了生产过剩和高失业率外，美国还要面对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1946年春天，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8％，批发价格上升了25％，比一战后的上升速度还要快。一个养活3口人之家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从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在半年内增长了415倍。这一高通货膨胀现象自然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因而罢工事件不断发生，最著名的是1946年5月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平抑物价。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美国商业部的《现代企业概览》曾这样描述：“现有的大量现金存款和流动债券往往被看作是通货膨胀前的繁荣和经济崩溃的前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而美国在战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到1947年底已大部分消失，低水平收入的家庭，已用光了战时积蓄，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国内需求持续低迷。1948年美国发布的《美国经济报告》指出：“1947年，1／4以上的消费单位和差不多一半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家庭已不再拥有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战后美国经济危机还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即世界各国从美国进口的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让世界各国的“黄金桶”翻了个底朝天。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硬通货短缺，黄金和美元濒临枯竭，许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用捉襟见肘的硬通货从美国进口。这样，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就因外国从美国进口能力的减弱而加剧，从而使美国人对美国能否继续维持高就业和高水平生活更加缺乏信心。这种担心不仅来自普通老百姓，也来自美国决策层。从1947年初开始，美国决策者已预见到美国可能出现更大的经济衰退，同时也担心欧洲用来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美元的短缺，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需求的低迷。在他们看来，欧洲持续的美元短缺和收支困难，不仅可能阻碍健康自由的国际贸易关系，而且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长期的不利后果。1947年春天，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表示：“在未来一年内美国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出口盈余的实际下降将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产生令人沮丧的影响。这一影响有多大，将取决于其他经济力量的方向和实力，但如果出口下降碰巧与美国国内经济的脆弱重叠，那么它对美国生产、价格和就业就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在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期间，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也提醒马歇尔国务卿：“美国在未来18个月之内，将经历经济极度萧条。”美国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马歇尔计划第一个年度计划实施期间，美国果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大衰退。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到1948年年中，尽管美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援助”力度，美国的出口仍比前一年下降了20％。从1948年第四季度到1949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生产指数下降了10个百分点，结果导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948年的3．8％上升到1949年的5．9％。三上述事实说明，美国人对战后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担心和转嫁经济危机的紧迫感，实际上成了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的真正原因。而战后西欧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的援助，这又为美国战时繁荣形成的过剩产品和剩余资金，提供了良好的销售市场和投放场所。这样，美国的经济扩张意图和西欧的经济困顿就挂起了钩。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借“帮助”欧洲复兴经济之名，以适当数量的美元敲开西欧市场的大门，这样既可沽名钓誉，又可免经济危机之虞，还可乘虚而入，利用援助从经济上控制西欧。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美国的这一意图。从经济战略角度看，美国通过援助西欧，实现了对西欧经济的掌控，结果导致西欧各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加深。换句话说，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首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西欧各国的支配能力，进而为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西欧结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实际经济利益来看，由于经济合作署掌握着援助物资的采购权、调拨权和对应基金的发放权等权力，这就为美国随心所欲地向西欧倾销过剩和滞销产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整个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西欧有2／3的进口物资来自美国。1947年美国出口总额为145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要求工业品出口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了完成这一出口目标，美国与西欧各国签订了双边协定，一方面通过鼓励国内剩余资本和过剩产品向西欧大量转移，挤压西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西欧国家的贸易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从而缓解了美国国内经济重组的压力。对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西欧赚取了多少美元，以及从西欧及其领地廉价得到了多少战略储备物资，经济合作署一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美国财政部有关档案至今也秘而不宣。但有证据表明，马歇尔计划缓解了美国从1948年起的经济危机。1950年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发布的《公报》称：“1949年上半年，抑制美国工业生产下滑的因素之一，是根据欧洲复兴计划而扩大了对西欧的出口。”L经济合作署副署长小理查德·比斯尔也承认：“在这一年(1949年)夏天的转折关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194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出现。” 总之，战后的美国存在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如何将战时经济转向和平时期经济，如何通过对外经济扩张，扩大国外市场，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繁荣和高水平就业就摆在了美国决策层面前。不管美国在战后初期对西欧的援助是出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还是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招牌，抑或是出自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高调的背后，美国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向来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战后美国的对欧援助计划，其实质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我们需要学会用我们的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马歇尔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而行现实主义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现实利益在具体对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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