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美育四解及其学术意义

王国维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界最早倡言美育的先驱者之一，他写于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是我国最早使用“美育”概念并对其加以界定的论文之一。依佛雏先生之见，王国维一生治学大约可分三期，其中二期又分两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都各有侧重，即：

早期(1897年以前)，习举业、旧学；

前期第一时期(1898—1907)，治哲学兼及诗学；

前期第二时期(1808—1911)，治诗学(词曲)浸及史学；

后期(1912—1927)，改治经史小学。[[1]]

王国维研究美育是在前期第一时期，有关论著则主要集中在1903—1907这五年间。期间王国维分别从教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四个角度出发，对于美育作出多方位的诠解，阐发了美育的许多重要学理。

一、从教育学诠解美育

王国维倡导美育，正值晚清风云变幻之际，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激起我国志士仁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自强意识，而取得普遍共识的重要一条就是视教育为自强之道，视育人为自强之机。梁启超的说法具有代表性：“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3]]王国维在前期第一时期恰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这既受到教育强国思潮的推荡，也与其个人经历有关。

王国维1901年春从东京回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代罗振玉而任《教育世界》杂志主编，直至1908年初该杂志停刊。该杂志总共出刊166期，大量介绍欧美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及其训练方式，同时也注重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赞成照搬照抄国外经验。该杂志发表的众多文章，在推动我国现代教育的初期进程中起到了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而王国维则是其灵魂人物。

王国维有关教育的文章大多在此期发表，而其中绝大部分刊于他所主持的《教育世界》杂志，这些文章就现代教育如何革故鼎新、楬橥新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而他关于美育的种种创见也主要从中得到披露。期间他还翻译了大量欧美和日本的教育学方面的著述，多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或由《教育世界》社印行，如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心理学》、英国学者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丹麦学者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等。其中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心理学》二书还可能是他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所用的教材。

从1903年初到1906年春，王国维先后应聘于江苏两所师范学堂担任教员。1902年夏，张謇在通州(今江苏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1903年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一年，讲授伦理学等课程。1904年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王国维随之任教，讲授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直至1906年闰三月罗振玉辞职，王国维也随之离开了江苏师范学堂。先后两地三年教习工作积累的经验，为其教育思想提供了教学实践的支撑。特别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曾力倡在文学科大学的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科中设立“美学”科目。而此事后来得到了一些社会贤达的响应，如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在“文学部”中列入了“美学”科目。[[4]]

在上述背景下，王国维从教育学角度来诠解美育是顺理成章的，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教育包括身体能力的教育与精神能力的教育两块：身体能力的教育是为体育；精神能力的教育根据知力、意志、感情与真、善、美之间的“三大关系”而分为智育、德育、美育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智育即知力的教育，德育即意志的教育，也称“意育”，美育即情感的教育，也称“情育”。王国维写道：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情育)是也。

在王国维看来，尽管在理论分析中智育、德育、美育各有分工，但“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因此在实施教育的具体过程中，它们实际上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最终共同实现教育的宗旨。他说：“(智育、德育、美育)三者并行而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5]]

二、从哲学—美学诠解美育

从王国维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对于美育的认识和理解明显受到德国哲学、美学的浸染。这一点在其学术背景上也是有迹可寻的，王国维集中讨论美育、倡导美育的时期也正是他从初步接触到酷嗜德国哲学、美学的时期。为此王国维对于美育的诠解往往富于哲学色彩、美学意味，显出较高的层次和立意，这就使得我国美育理论在创建伊始就奠定了较高的起点。王国维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的普遍观念，提出了若干与美育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无用之用”说，“游戏”说，“三大关系”说等。

就说“无用之用”说，王国维就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诠解的。所谓“无用”，是指美育的非功利、非物欲性质。自从康德首次提出“审美无功利”论之后，此论成为近代西方美学的流行观点，也成为王国维深入探讨和阐发的重要话题。王国维认同康德等人的观点，对于美育的非功利性问题多有论述：“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7]]“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8]]

但是王国维并非只看到美育的非功利性，还看到美育具有巨大的社会功利性。他借用席勒《美育书简》的论述来说明美与善、美育与德育的密切关系：“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Beautiful Soul)，其为性质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同时，王国维也指出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美与善、美育与德育的合一，如孔子之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就是典范，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及孔子言志，独与曾点等，其以美启德、以美扬善的方法与席勒、叔本华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认为，这种需要平日“涵养”的“审美之情”恰恰体现了美育的特点和社会功效，他说：“审美之情……叔本华所谓‘无欲之我’，希尔列尔(席勒)所谓‘美丽之心’者非欤？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9]]总之，美育使人纯全精粹，使人无私无欲，从而成为从物质之境界到达道德之境界的津梁，有力地促进人格的提升，而人格的提升乃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文明昌盛的根柢。因此美育极富建设性意义，其社会功效比起政治、实业、科学来可以说毫无逊色。

总之，《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在教育学意义上对于美育的宗旨、性质、地位、功能以及分工分析得颇为简明详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凡此种种，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而在当年则是发瞆提矇的开山之论。同期王国维论述美育的文章还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篇，其旨大致相同，可与该文相互映发。

其实早于王国维而使用“美育”概念的还另有其人，蔡元培在1901年发表的《哲学总论》一文中就论及美育问题，虽然寥寥数语，却对美育作了初步但不失开拓意义的论述，所论也十分清晰和确切。原文如下：

伦理学说心象之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用心理学之理论于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6]]

可见蔡元培最早也是将美育归入教育学，肯定美育与智育、德育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确证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所论与蔡元培《哲学总论》一文的直接关连，但从当时西风东渐大势下我国草创现代教育学的格局来看，二者存在较多一致性并声应气求是完全可能的。可以提供印证的还有王国维写于同年稍早的《哲学辨惑》一文，其中对于教育学内涵和宗旨的厘定与蔡元培所论亦颇多相同相近之处。

由此可见，美育并非“无用”，相反地恰恰是有“大用”。将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便是所谓“无用之用”，这是美育之用的最高境界、最佳状态，远胜过那种一己利害之用、生活欲望之用、物质享受之用。所以王国维说：“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10]]

“无用之用”之说出典于《庄子·人间世》，原文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讲的是天下万物往往有用者反遭毁损夭折，无用者却能避害保生。《庄子》以众多事物为喻说明这一道理，譬如神社的栎树，正因为它是无用之木，所以才能长寿；如果它有用的话，也许早就被砍伐而夭折了。[[11]]可见“无用”恰恰能够起到“大用”，而“有用”却往往只是“无用”的代名词。这就是辩证法。

王国维拿《庄子》“无用之用”、“无用之大用”之说来佐证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人的“审美无功利”说，其实并不完全确切，《庄子》是以“无用”与“有用”的辩证法来建构一种生存策略，而康德、席勒和叔本华则是以“无用”与“有用”的辩证法来构想人格提升的途径，二者道理相通但宗旨各异。不过王国维超越了《庄子》的生存策略层面，上升到哲学、美学的一般层面来阐发“无用之用”、“无用之大用”的道理，从而揭晓美育提升国人道德境界、人性水准及审美趣味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说是对于西方美育思想进行移植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从伦理学诠释美育

尽管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抱有浓厚兴趣，甚至一度到了酷嗜的地步，但他始终守持批判立场，从而得以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王国维在此期对于西方哲学的热衷凡数变，划出了一个清晰的首尾相接的圆圈。首先是1898年入东文学社求学期间，从日本教员田冈佐代治的文集引文中始知康德、叔本华之哲学，对西洋哲学开始产生研究兴趣。此后数年攻读西洋哲学十分勤勉。其次是从1903、1904年间，阅读兴趣从康德转向叔本华。王国维曾自陈：“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1902)之间。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第三是1904年间，开始发现叔本华学说的矛盾之处，在《红楼梦评论》中初次质疑，在嗣后的《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他说：“后渐觉其(叔本华)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此意于《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12]]最后是1905至1907年，重新攻读康德，从康德哲学扩展到其伦理学和美学，先后多次研读，发现康德学说存在的不足之处。他在写于1907年的《自序》中自称：“至29岁(1905)，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13]]王国维重返康德，乃是经过螺旋式路径在更高层次上回到起点，至此对于德国哲学的重新认识，对其个人来说具有总结性质。

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兴趣的数次变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即从叔本华转向了尼采。导致这一变化的原由在于，王国维发现在叔本华的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试图借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大著作”。[[14]]王国维先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出发，对于人生的本质进行解释：“生活的本质何？欲而已矣。”“欲”驱使人生有如钟摆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按王国维的相关论述基本出于对叔本华有关论述的译述和概括[[15]]，他所说的“欲”即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意志”。由此观之，人生无往而不与欲与痛苦相联系，而对于欲与痛苦的救赎之道在于解脱，此解脱之物，非美术无以当之。王国维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此处所说“美术”为文学艺术的统称。在王国维看来，在我国之文学中，具有厌世解脱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但《桃花扇》“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非真解脱；而《红楼梦》因人生固有之痛苦而求解脱，才是真解脱。因此王国维说：“《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

正是在“解脱”的问题上，王国维发现了叔本华的自相矛盾之处，并在《红楼梦评论》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提出了质疑。王国维指出，叔本华的最高理想在于解脱，但依叔本华之见，人类与万物的生命意志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因此，如果不是一切人类与万物都拒绝生命意志，那么一人的生命意志也无法拒绝；如果不是一切人类与万物全部解脱，那么一人也无法得到解脱。但叔本华只谈一人之解脱，而不谈整个世界的解脱，与其生命意志同一之说相互矛盾，不能两立。因此对于叔本华来说，“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欤？”虽然在该章结尾王国维仍然认为，《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未可菲薄，该书能够给予人们以实行与美术两方面之救济，但真正解脱是否可能，却是留下了一个问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76，77，78，80，81号连载，而《叔本华与尼采》一文则在该刊同年第84，85号分两期发表，也就是说，在包括撰写《红楼梦评论》在内不到半年时间里，王国维对叔本华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期间王国维对于尼采的研读，以及疑似翻译了桑木严翼的《尼采氏之学说》(刊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78，79号)，翻译了尼采的《灵魂三变》(刊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84，85号)，[[16]]对于这一转变应产生重要影响。

王国维对于叔本华学说的疑问，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17]]王国维对于叔本华与尼采二者的异同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其核心在于衡量二者“意志说”的异同。王国维写道：“二人者，……就其学说言之，则其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也同。然一则以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以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按说尼采学说出于叔本华，对叔本华以师事之，为何二者存在如此明显的龃龉呢？王国维又说：“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