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细节｜“六尺巷”故事在调解里的新演绎

讲述人：蒋晓

张家港法院锦丰法庭庭长

小巷子里的大纷争

去年年底，91岁的解家老奶奶与隔壁邻居刘家发生了口角，言语上吃了亏，她就让两个儿子解大、解二在两家中间的小巷子内砌了一道长约20米、宽1米、高30厘米左右的水泥埂作为分界线。该水泥埂高于刘家原先浇筑的水泥场地，且坑洼不平，给刘家场地内正常的排水和通行带来不便。为此，刘家在村委协调无果后，于2021年1月向张家港法院起诉，要求解家排除妨害、恢复原状。

锦丰法庭受理案件后，通过村委了解到，刘家与解家系同村同组村民，上世纪70年代起，解刘两家就因民间纠纷一直不相往来。不是冤家不聚头，90年代刘家申请建房，村里批准的建宅位置恰好就在解家东隔壁，双方为了宅基地界址问题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刘家房屋建成后，双方又时常为两家中间的小巷子有纠纷，当地村委调解不下百余次，但都无果而终。解刘两家的邻里纠纷成了当地老百姓眼中无解的难题。

此案如果从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考虑，判决解家铲除水泥埂、恢复小巷子原状并无障碍。但是，今日判了铲除，明日解家复砌，或是挖沟，或是堆物，何日方休？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此案非万不得已，不能判！

调解思维就是“找钥匙开锁”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家两个儿子都是孝子，一日三餐轮流给母亲做饭。我作为承办法官联系村里，凑着解二在母亲处做饭的机会找他谈话，讲明来意，解二说他在这件事上得听大哥的，于是他将解大找了过来。解大性格较为耿直，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讲了大半天，他表示，小巷子解刘两家一人一半，划定界线，同意了才清理水泥埂。然而，刘家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小巷子内的界线早已天然形成，水泥地面是他家的，石子地面是解家的。但解家却反驳称，当年刘家浇筑水泥地面时就越界了。

来来回回调解了七八次，与村干部、派出所片警、网格员一起扑上去，还是无济于事。虽然大家都知道“搁置争议，共同利用”才是出路，但苦于解大“一根筋”，死磕着不同意，非要划个什么界线。有一次，大家坐下来商量研判时，提到解大的倔强脾气，有个村干部提议，“要不找解大老婆谈谈”，他说者无心，我们却听者有意，村里立即通知解大媳妇一起参与调解，她没有解家母子那样对刘家敌视，很快就接受了我们提出的调解方案。之后，我们见识了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儿子听母亲的，母亲听媳妇的，在解大媳妇的一番调停下，问题迎刃而解。解家不仅同意铲除水泥埂，而且还同意两家一起把小巷子地面整体浇筑平整，水泥路面与石子路面“泾渭分明”的界线不复存在，再把小巷子两边的墙壁重新粉刷一下，俨然是“六尺巷”故事的新演绎。

纵观整个调解过程，其实就是在“找钥匙开锁”，“找钥匙开锁”实为调解的本质。很多人可能认为，“钥匙”应该是找到一个让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其实不然，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究其本质，不过是一把已经“打开的锁”，是找到“钥匙”后开“锁”的结果状态，真正的“钥匙”则是促成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与调解方案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为何这么理解？就本案而言，表象是邻里之间为小巷子使用起争议，根子却是解刘两家几代人的积怨，这一根子可以称之为“锁”。一开始，我们想从解二处突破，因为他较为通情达理，言语间也有不计前嫌的表示，但他不能违抗其大哥的意思，因此，他不可能成为一把对的“钥匙”。再论解大，其性格耿直，又极为孝顺，当听闻母亲与刘家口角后吃了亏，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任凭几头牛也拉不回来，解大显然更不会是对的“钥匙”。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把对的“钥匙”，竟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解大媳妇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却是促成此案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相比前期各种商量、研判、调解这些外因，解大媳妇的出现才是不折不扣的“内因”，是一把对的“钥匙”。这一意外的收获，看似“得来全不费功夫”，背后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无比艰辛。

“六尺巷”的情理维度融入法治维度

1.和为贵，调为先。调解和判决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两种不同方式，孰优孰劣、孰重孰轻要因案制宜。在我看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八字方针不能简单理解为案件有可能调成才去调，难以调成的就一判了之，而是应该理解成一个“价值判断”：当案件调解的价值大于判决的价值时，就要尽最大努力去促成调解，没有条件、没有可能，就要去创造条件、创造可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相信任何一把“锁”，都会有一把对的“钥匙”。

以此案为例，无论是法官村官，哪怕随便找一个村民出来，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此案最好调解，甚至只能调解。因为常识告诉他们，处理邻里纠纷，调解的社会效果优于判决，司法强判可以治标但却难以治本。

现在，基层每一处调解室都会挂“依法调解，以德协商”的标语，开宗明义就是调解要做到情理法相融合，具体而言，就是既要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还要感同身受讲透情理。这是从事调解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基本方法，而且从需求层面看，也是对“能调则调”这一价值判断的现实回应。

2.到群众中去找调解的“钥匙”。调解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抵触，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不要自怨自艾，也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思：开“锁”的“钥匙”花心思找了吗？已经找了多少把？还有多少潜在的“钥匙”没试一试？要知道，爱迪生为了发明一种耐用明亮的灯泡，在尝试了超过六千多次的试验后，才发现最佳的材料——钨丝。

此案中，如果仅仅停留在做那几个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如果没有深入基层听到那句“要不要找解大老婆试试”的“点化”，这起案件是不可能解决得如此圆满的。跳不出案件本身的框框，不打破固有的调解思维，有如井底之蛙、点水之蜻蜓，即使“钥匙”摆在跟前，也将熟视无睹。

“钥匙”怎么找，在我看来，唯有到群众中去找。要树立“案发地”思维，把案件当事情办，不仅要兼听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还要到“案发地”去听听周围群众的声音，而这些群众的声音，法庭里是听不到的，与群众不能打成一片，也是听不到的，但“钥匙”就藏在群众当中，必须深入群众才能找到。遥想当年，陕甘宁边区那位名叫“马锡五”的法官掌握了“找钥匙开锁”的方法，今天，我们重温百年党史，重温党史中的法治故事，就是要传承好“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红色基因！

3.“无讼”文化助力调解。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传统文化中关于“无讼”思想的源头。远观古代基层治理，“无讼”不仅是对老百姓的要求，也是对基层官吏的要求。明朝颁布的《教民榜文》就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这是“民间纠纷，调解优先”的典型制度设计。当前，从基层实际看，老百姓打心底还是不喜欢“打官司”的，当事人如此，旁观者亦如此。孔子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安”，“打官司”就是起纷争，就会引起“不安”，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老百姓都希望“无讼”，哪怕吃点亏，老祖宗不常说“吃亏是福”吗？

“无讼”文化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是一以贯之的，包括“礼之用，和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传统法律文化，都是与“无讼”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也与我们今天讲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清官难断家务事”，并不是说不要断、不能断。相比过去，现在的民间纠纷越来越难调处，利益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当前，人民法庭作为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在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当仁不让，大有可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因为这是“国之大者”！

近日，参与此案调解的村书记跟我提到，自从当代“六尺巷”落成之后，村里的纠纷大为减少。我茫然不解，虚心求教，“何为其然也？”她笑着说：“村里几代积怨的两家人家都能调解和好，还有什么纠纷不能解决的呢？”

延伸阅读

六尺巷位于安徽桐城，清代康熙年间这里发生了一桩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并广泛流传至今。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与吴姓宅院相邻，后者盖房欲占张家隙地，双方发生纠纷闹到县衙。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欲偏袒相府，但又难以定夺，连称凭相爷作主。相府家人遂驰书京都，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姓一方深为感动，也连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而“六尺巷”也寓意了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的美德。

相关阅读

原标题：《公正的细节｜“六尺巷”故事在调解里的新演绎》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