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雷利现象与意大利侦探小说的勃兴

内容提要 由于历史原因，意大利侦探小说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开始。法西斯政府的干预使方兴未艾的侦探小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二战后，本土侦探小说才迎来了新生，夏侠是此间最值得关注的世界级作家，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以侦探小说的创作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着意揭发黑手党的猖獗行径。近三十年来，意大利侦探小说经历了转型阶段，2019年去世的卡米雷利成为当代最具影响的现象级作家，他将意大利侦探小说的影响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走向了世界。

关键词 意大利文学 侦探小说 卡米雷利 文学现象

当国别文学发展为世界文学之后，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读与过度诠释就成为常态。1980年代中国读者对艾柯的喜爱和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玫瑰的名字》的误读。由于同名电影对原著进行降维处理，突出了悬疑和案件调查的情节，很多读者误认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甚至出版社也是以同样的定位进行译介和宣传，在早期的译本中，有的还直接将书名译为“玫瑰之乱”。但意大利对侦探小说的界定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它恐怕是唯一用颜色（黄色）来指代和命名这类叙事文学作品的国家。然而意大利主流文学界却长期存在着一条鄙视链，在文学史著作中，拥有大量读者的侦探小说总会受到排斥，似乎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都负有原罪。

近二十年来，意大利侦探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和再也无法被忽视的力量，它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并且开始走向世界，从而弥补了这一文学体裁的先天不足。

回望19世纪60年代，受美国方兴未艾的侦探推理小说潮流影响，欧洲作家也跃跃欲试，纷纷开始创作本土作品。而当时的意大利仍然在进行着艰苦的民族独立和统一斗争，无暇旁顾，直到19世纪末期，一些意大利作家才开始尝试这种流行的文学体裁，“一方面为满足大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展现本民族文学一脉相传的独创性”。

1929年是意大利侦探小说的第一个拐点。著名的蒙达多利出版社决定出版一系列世界著名侦探小说作品，为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出版社选择最醒目的明黄色作为书系封面的颜色。由于丛书的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小小的书店纷纷将这套书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因此读者们也就习惯用封面的颜色来指称侦探小说，从此“黄皮书”或“黄皮小说”就成了这种文学体裁的代名词，被广泛使用。

好景不长，意大利侦探小说的发展因法西斯政府的干预而发生了变化。1937年，法西斯政府宣布，在文学作品中“凶手绝对不能是意大利人，且不能以任何方式逃避正义的制裁”。这样的政治氛围无疑给“仍处于磨合和学徒阶段”的意大利侦探小说家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催生了一批平庸之作。1941年，两名家庭条件殷实的学生因抢劫而被捕，在审讯过程中，他们称是由于阅读侦探小说而受到诱导，就此，墨索里尼宣称这些书毁了意大利的青年，禁止侦探小说出版。

（夏侠，图片源自Yandex）

二战以后，意大利本土侦探小说迎来了新生。夏侠（Leonardo Sciascia，1921—1989）是此间最值得关注的作家，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以侦探小说的创作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着意揭发黑手党的猖獗行径，谴责国家和地方权力集团与黑手党沆瀣一气，践踏法律与民权。夏侠的侦探小说从容冷峻的叙事风格和生疏奇异的环境设置，摆脱了陈旧的套路和腔调，与以往商业化的文学形式划清了界限，因此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但作家的旨趣却不只在此，而是要借小说审视意大利病态的社会现实，剖析时代的沉疴旧疾，从而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事实表明，他的每一部侦探小说出版，或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上映，都会在意大利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他作品的“投枪、匕首”功能所致。然而“也许是社会的黑势力太强大了，夏侠的作品有时染上一层淡淡的哀婉的色彩，作品也往往以善良的人遭逢凶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为结局，显得苍凉、悲壮”。最终，夏侠选择了“入世”的道路，从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夏侠便是其主要成员。

（卡米雷利，图片源自Yandex）

位于意大利领土最南端的西西里岛因其复杂的社会构成与历史渊源成为侦探小说的摇篮，如果说夏侠将这一主题推上了意大利乃至欧洲侦探小说的巅峰，那么另一位西西里作家安德烈·卡米雷利（Andrea Camilleri，1925—2019) 就是带领读者一起登顶欣赏风景的向导。

卡米雷利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将意大利侦探小说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夏侠。他在意大利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即便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也会通过影视作品，特别是电视剧，熟识他的创作及其中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他在70岁时成为意大利最畅销的作家，在一个人口6000万的国家，他的书卖到了300万册，且销量与日俱增，而在他去世前夕，他作品的各种语言译本在全球已销售了3000万册，作为以意大利语创作的当代作家而言，恐怕只有卡尔维诺和艾柯能与之相提并论。2019年7月17日卡米雷利去世，意大利总统和总理同时发声，悼念这位国宝级的文学大师。总统马塔雷拉说，他的死“给意大利文化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总理孔特则称“我们失去了一位能和所有人说上话的人”。

（艾柯，图片源自Yandex）

卡米雷利的出生地恩佩多克勒港位于西西里岛西南，毗邻皮兰德娄的家乡阿格里琴托，因此卡米雷利十来岁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戏剧大师。他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还是侦探小说迷，耳濡目染的卡米雷利从八岁起就开始读侦探小说，尤其喜欢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的作品。家乡独特的文化是卡米雷利终生创作的灵感来源和情感依托，无论是角色塑造，还是叙事语言，他的作品总是与这种原生文化胶着在一起。

二战后，在戏剧批评家希尔维奥·达米科（Silvio d’ Amico）的建议下，学文学出身的卡米雷利进入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戏剧编导，这是他文学道路的第一个转折点。1948年，他开始专门从事舞台戏剧的编导工作，把皮兰德娄、塞缪尔·贝克特、阿达莫夫、T.S.艾略特、马雅可夫斯基等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搬上了舞台。随着50、60年代意大利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卡米雷利又转向了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为意大利RAI国家广播电视台工作了近三十年，此间，他制作了一千三百多部广播剧和八十多部电视剧，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两部系列侦探电视剧：谢里登中卫和西默农笔下的梅格雷警长。1977年他回到自己就读的国家戏剧艺术学院任教，教授电影导演课程。

卡米雷利文学道路的第二次转折是他90年代初开始了自己的侦探小说创作。虽然在此之前他在文学、戏剧和传媒界已颇有名气，但使他登上人生巅峰的还是他从童年起就念念不忘的侦探小说。令卡米雷利名声鹊起的小说是1994年出版的《水的形状》（La forma dell’acqua），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蒙塔尔巴诺（Montalbano）警长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并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卡米雷利侦探系列小说的灵魂人物。系列小说的出版让“卡米雷利作品雄踞畅销书榜，甚至形成了意大利出版史上前无古人的独特局面：卡米雷利的书，不是一本，而是接二连三地都进入了畅销排行榜，一周接一周地位居榜首……1999年7月，意大利全国叙事文学类图书排行榜上的六本书都出自卡米雷利之手，这简直成了为他一人设置的排行榜。蒙塔尔巴诺系列作品也使卡米雷利享有了世界声誉，2012年他赢得了犯罪推理小说的世界最高奖项——国际匕首奖。2000年起，这些小说被陆续拍成影视作品，蒙塔尔巴诺成为至今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侦探文学人物，而这些剧集也不断创造了收视率和重播率的记录，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电视台购买了版权。

然而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卡米雷利的成功属于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现象，他的侦探小说是边缘文学，属于“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我们说，大众文化与非大众文化是很难被界定或区分的，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甚至“文化”与“亚文化”的简单划分对我们理解卡米雷利也有害而无益，正如艾柯认为的那样，此二者绝不可能彼此独立存在。

十余年职业戏剧作家的经验使卡米雷利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人物的戏剧性，这是他小说风格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戏剧人，他习惯表现立体的人物，而不是脸谱化、概念化的角色。人物语言是卡米雷利最善于使用的工具，他刻画人物不可或缺的利器是一种特殊的方言，这种语言具有极强的原生性，能与人物的性格紧密贴合，人物语言就是他们的思想。卡米雷利善用的语言都属于西西里方言的一部分，方言是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西西里人最明显的地缘烙印，与标准的意大利语有很大差别。在卡米雷利看来，标准意大利语“过于中性，没有表现力，只适用于写官方文件，因此为了真实，我要选择西西里‘部落’语言”。卡米雷利的人物语言表现的是这座地中海最大岛屿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生活，也是这里的气味、食物和阳光，以及残忍、暴力、禁忌和鄙俗，乃至西西里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哲学。然而，方言叙事可能意味着将大多数读者排除在外，剥夺或起码是削弱了他们欣赏作品的权利，不过这样一来也会让“一部侦探小说中出现更多的悬念，因为其中还加入了语言的因素”。在卡米雷利的创作中，为了让人物语言既能表达概念（意大利语的优势），又能传达情感（方言的优势），在营造“异域”氛围的同时，又不至于让不懂方言的读者感到厌倦，他发明了一种并不存在的西西里“方言”，其实就是一种“杂交意大利语”，其中充斥着大量的俚语和俏皮话，具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和文学表现力。然而这不等于将方言词语嵌入意大利语的句子结构中，而是要“随着语流的变化，用词语的声音而不是符号来写出某种乐谱。为了达到完美的混合，让人识别不出背后的构句工作过程，就必须使发酵的面粉保持黏稠，随时可以变成面包”。

作为小说叙事语言，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地掌握了这门“梅西达托”方言。在卡米雷利的小说中，这种语言不仅出于人物之口，也会出现在作者的叙事和描述中，为了增加语言的可理解性，行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解释性和评论性的词语，或同义词、近义词，至少会有一种方式让读者理解方言表达的真实含义。其实，作者精心设计的语境也是读者理解方言表达的重要依据（La testa：19-22）。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卡米雷利创造的只是词汇，句法仍然是读者熟悉的意大利语，除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西西里语法特色之外，还有诸如喜欢用远过去时，动词经常用在句尾等。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在克服了开始几页的语言障碍之后，就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掌握这种“人造”的方言。卡米雷利制造的这种语言悬念目的是加强叙事的参与感和吸引力，让读者像破译密码一样破解小说的语言，获得“揭破玄机”的快感与自信，这简直就是卡米雷利对读者的恭维。

像夏侠一样，卡米雷利侦探小说的背景基本都设置在西西里，但他笔下的西西里却与夏侠的大不相同。卡米雷利的西西里可以取悦普通读者，却让批评家们颇有微词，比如在朱利奥·费罗尼（Giulio Ferroni）看来，卡米雷利笔下西西里的社会政治状况“完全是矫揉造作的，是明信片上的意大利南方景象——滑稽而刻板，无法触及实际问题”，只是为西西里粉饰太平，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那些烂俗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按照马塞洛·索尔吉（Marcello Sorgi）的说法：“卡米雷利的西西里观是靠得住的，只是有点不合时宜。”（La testa：29）的确，卡米雷利对他再熟悉不过的西西里进行了漫画式的加工，虚构了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城市，然后将西西里的鲜明特征熔炼其中，使之成为最典型的西西里城市。西西里文化是卡米雷利创作的源泉，他自视为西西里作家之子：“我常说，当我的电池没电时，就跑到夏侠和皮兰德娄那里，他们是我的电源，我会将他们的一部作品再读上一遍。说到底，我的西西里情结是遗传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是很严肃的事情。”

卡米雷利小说人物的设置遵循了大众传播理论中连续性和迭代的原则，这是他小说长期在意大利深入人心、引发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艾柯所言，在创新性中适度加入少量重复性成分会更加令人惬意和舒适。这条原则被卡米雷利贯彻得十分彻底，他小说中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连续的，所以他每一部新小说都是对上一部的回归，主要人物都保持着原来的习惯和个性，他们的心理在读者眼中已经是透明而恒定的，因此他们与主角之间关系的展开也一目了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铺垫环节，直接进入情节。不过人物设置的连续性并不等于这些人物都像柯南那样一成不变，恰恰相反，他们会和读者一起成长，随时间而不断变化，这也是卡米雷利作品长期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以蒙塔尔巴诺为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显得力不从心，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会改变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由于生活与岁月的磨损，他的激情会渐渐消退，对现实的疲劳感和厌恶感却日渐增强，他使用暴力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宽容却越来越多，甚至时时会显现出失望和无助的情绪。当然，他性格中也有愈久弥坚的东西，比如坚定的道德观念。

“普通”也是卡米雷利塑造角色的重要原则。还是以蒙塔尔巴诺为例，他的形象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英雄。作为侦探，他有敏锐的直觉和强大的本能，嫉恶如仇，不谄媚权贵，不屈服于黑手党，随时准备保护弱者；作为普通人，他有孤僻、脆弱的一面，也有暴躁、善变的一面。像普通意大利男人一样，私下里他会表演、会撒谎，但在聚光灯下他却只剩下尴尬与羞怯，因此总是主动回避社交活动和新闻媒体。卡米雷利努力为这位警探勾画出一张普通人的脸，让他成为一个可信的意大利中年男性的形象，让他与生活中大多数人产生交集和共鸣：他会被女性吸引，但始终独身。他喜欢美食与美酒，并以此作为评判他人的标准——善烹饪者定是善类。与美食相比，他更喜欢读书，他坐拥书城，相信书的价值，时常引用书中内容，或对书进行评论。卡米雷利之所以为他设置读书的嗜好，也是想以这种“书中之书”的方式使读者在对这位主角感兴趣的同时，也养成读书的兴趣，从而更多地读书，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卡米雷利自己的侦探小说。这又是卡米雷利吸引读者的一种方式。

侦探小说这一体裁让卡米雷利的文学创作更加合乎理性（La testa：72）。夏侠曾告诉卡米雷利，侦探小说是一个作家真正的牢笼，这种文学形式最为诚实，因为谁也别想以此来糊弄读者。如前所述，卡米雷利在继承夏侠的同时，也颠覆了侦探小说的创作规律，拒绝了以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不带成见的方式处理创作素材，尽量减少对案件侦查过程的叙述，而是通过人物的故事和细节来充分展现其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参与到人物心理分析和犯罪动机调查中，因此读者由以往的旁观者变为目击者和参与调查者，甚至还会变成罪犯的同情者和“同案犯”——让意识形态的前提让位于对角色心理的探讨。

与夏侠不同的是，卡米雷利不想追究案件的事实真相。由于真相的不确定性，作者似乎并不想呈现一般流行作品中那种典型的简单辩证法。卡米雷利看待西西里的视角从不是居高临下或袖手旁观，而是始终在场，他坦陈自己怀有“黑手党的态度”：“我很想成为西西里作家们的父亲、同伙、朋友，乃至一切。我就是西西里作家们的‘老大’……”在卡米雷利笔下，黑手党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构成犯罪的主要原因，而引发犯罪的动机都是人性的弱点：贪婪、欲望、愤怒、仇恨……卡米雷利并不是以文学作品为黑手党翻案、为西西里粉饰太平，与黑手党相比，他认为宪兵、警察和司法人员更值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总之，卡米雷利在努力描绘一个去政治化的西西里，甚至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意大利。蒙塔尔巴诺世界中的恶不属于某一政治派别、阶级、地域或历史时代，而是属于永恒的人性。卡米雷利没有选择非黑即白的对立性思维，因为在他看来，在善与恶的较量中，胜负是难以预料的。他笔下的警探从来都不是超人，也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判官，而正义与真理的完胜也几乎不存在，所以他让警探调查出的结果往往只是有可能的真相。

卡米雷利让现实题材的侦探小说褪去了政治与社会谴责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大众的认知与评判：读者已成为作品内外一切事务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然也参与并见证了意大利侦探小说的发展史。蒙塔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的成功使卡米雷利戴上了“大众文学家”的桂冠，但其作品丰富的主题及其潜在的社会关联性都在向我们展示，他是“意大利人文与启蒙主义文学传统最有力的传承者”，他将丰富的想象力寓于无所不在的现实主义藩篱之中，将西西里历史与社会中畸形与荒谬的悲剧以笑泪交织的方式呈现于世人。他从皮兰德娄和爱德华多·德·菲利普（Eduardo De Filippo）那里吸收了黑色幽默的风格，除了注重作品的通俗性和大众化以外，还运用间离式的对话使作品具有意味深长的隐喻性；他以曼佐尼（Alessandro Mazoni）的《约婚夫妇》中的《耻辱柱的历史》（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为参照，在虚构的历史中寻找现实的依据。

习惯于夏侠风格、缺乏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是批评家们对卡米雷利侦探小说缺乏政治与社会现实关注的诟病。其实抛开小说不谈，作为知识分子的卡米雷利还是具有强烈的“公民热情”的（La testa：142-143）。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西西里并非像一些前辈作家（不包括夏侠和皮兰德娄）描述的那样沉寂和顺从，这是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地，经常发生针对某事或某人的反抗运动，然而以反讽或引人发笑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并不意味着缺乏责任感，更不代表不关注这里的民生问题。由此可见，卡米雷利对现实的关注已不再是意识形态化的投枪和匕首，而是让自己的侦探小说承担更具普世价值的“公民责任”。在《小提琴之声》（La voce del violino, 1997）中，他借蒙塔尔巴诺学生时代的老师克莱门蒂娜·瓦萨来·柯佐之口，称赞了被很多人视为“二等文学”的侦探小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侦探小说，因为所有文学作品都在无差别地探索恶的根源。对于那些攻击他的人，例如指责他背叛夏侠和西西里文学的文琴佐·贡索洛（Vincenzo Consolo），卡米雷利回应道，对于文学他有不同的理念与目标（La testa：153），文学真正的任务是“具有认知功能，但不能让人看出来，因为如果将其显露出来，那我们就变成了学校的老师，或者我们就是为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进行宣传。我们要彰显于无形，最好还尽量让它有趣”。

卡米雷利谙熟慰藉读者之道。他让正义的形象从不缺席，以此安慰读者的良知，使他们忘记（至少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被剥夺的正义。此外，卡米雷利还会以各种出人意料的事件来搅扰现实生活的秩序，使读者心绪不宁，但最终他会让一切恢复如常并告诉读者秩序依旧，只是要得到读者重新的认可。在某些批评家看来，卡米雷利式的慰藉具有明显的欺骗性，但事实上读者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卡米雷利展示给读者的社会，尽管被侵害和腐蚀，但总能在不平衡中保持稳定，维持应有的秩序，他的任务只是让读者通过他的作品找到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佳方式，而不是引领读者揭破事实真相，因为他充分意识到，民众既不希望也无法预料社会斗争，更不想被裹挟其中，以颠覆如今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在夏侠的侦探小说里黑手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其创作是基于揭露与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模式，那么卡米雷利则以文学的真实探讨和诠释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极性，以优雅的笔触和有节制的嘲讽引发读者的深思。卡米雷利晚年对于侦探小说的介入使他的文学生涯进入了华彩乐章，也赋予这种文学类型以新的价值和话语权，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然而这一切成就的获得又是其一生对于诗歌、戏剧，以及意大利18世纪以来历史叙事传统不断思考与实践的结果。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专题·侦探推理小说”，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