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下我国制造业发展迎来新使命】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力量。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性明显上升，内在要素条件也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矛盾日益凸显，制造业发展步入爬坡过槛的攻坚阶段。未来，制造业增长潜力依然巨大，但风险阻力也显著增多，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发展将迎来新使命。

　　一、制造业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入场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经济和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迅速由低收入国家迈上中等收入国家。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处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535美元）。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轨迹，先是英国、美国，后是德国、日本，无一不是依靠强大的制造业迈上高收入国家水平，并长期在诸多制造业领域维持较强国际竞争力。其中，德国、日本制造业占比多年保持在20%左右。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已经降至11%左右，但是其科技创新、金融等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综合考虑制造业关联延伸范围，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实际带动作用远高于其增加值占比。

　　二战之后，韩国与巴西几乎同步开启工业化道路，其后两国的发展路径和经济成效形成鲜明对比。韩国始终坚持制造立国、制造强国之路，制造业比重相对稳定，由此成功迈上高收入国家行列。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走上去工业化道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与此相伴的是多年经济持续低迷徘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韩国制造业比重仍然保持在25%左右，而巴西则已降至9.8%；相应韩国人均GDP达到31489美元，而巴西仅有6797美元。两国发展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

表1 2020年中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国际比较

　　2020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2749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平均为601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平均6000美元左右。其中，德国和日本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均超过8000美元，美国和韩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则均超过7000美元。显然，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制造业发展水平，我国与主要高收入国家均存在很大差距。这表明，一方面未来我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未来较长时期制造业继续增长仍将是国民经济和人均收入继续提高的必要条件。

　　二、制造业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国在市场化导向下，以制造企业为主体的应用型创新突飞猛进，并带动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至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42万亿元增加至2.4万亿元左右。2020年，我国总体研发投入结构中，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占11.3%和82.7%。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60.6%。

　　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随着我国制造规模日益增大，依托生产制造过程积累形成了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土壤，隐性创新能力也成为我国区别于美国等去工业化国家的独特优势。其中，既包括运用已有技术对成熟产品进行改进的逆向创新，也包括设计全新生产流程、制造全新产品、创造全新模式。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整体创新能力仍不适应未来高质量发展要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5年至2020年我国排名从第29位跃居至第14位，这与我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仍然很不相称。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左右，而2018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研发强度分别达到2.83%、3.13%、3.28%、4.53%。上述国家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46.9%、58.8%、68.7%、71.3%，均远远高于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制造业本身的研发投入强度均不同程度高于我国。

表2 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和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比国际比较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环境将显著恶化，技术封锁趋于严格，特别是美国主导下技术民族主义兴起蔓延，我国传统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遭遇空前阻击。2019年，美国对我高技术产品出口比2017年下降超过10%。同时美国对我国企业投资和技术并购审查更趋严格，并利用“长臂管辖”加强对我高技术企业制裁和围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档口，我国面临被边缘化、被迫另起炉灶的潜在风险，创新突围成为不二选择。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产业链高端化，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无疑制造业将继续承担技术、模式、业态创新的重要载体。

　　三、制造业是带动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成为带动就业的重要载体，也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引擎。首先，制造业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不仅带动了城镇职工就业，也促进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并通过关联作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其次，我国制造业发展也持续提高了居民收入。2010年到2019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36539元提高到90501元。按照当年价格测算，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资年均增长8.1%，工资增速高于同期我国GDP年均增速和企业收入平均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同比增长3.5%；其中，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同比增长2.8%。可见，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和增速均高于平均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制造业发展广泛推广了现代工业文明，历炼出一批更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根据《“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2005年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由1.3亿人增至2亿人。

表3 分行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及增速

　　未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我国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任务仍然艰巨，还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制造业高质量仍将是带动高质量就业不可或缺的强大引擎。制造业稳定发展，能够带动制造业就业数量稳步增长，新兴制造业将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创业机会。随着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模式转型，我国制造业增值能力将不断提高，由此会直接和间接带动职工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也将助推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效率和效益水平仍然较低，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可见，高质量制造业带动形成收入提高和素质提升综合效应，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从近年来美国实践来看，制造业比重下降扩大了贫富差距。对美国行业工资的数据研究发现，服务业中只有批发贸易、信息产业、金融和保险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公司管理部门的工资高于制造业工资，其他部门工资都低于制造业部门工资，因此制造业比重下降恶化了工人的总体收入。在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同期美国底层90%人群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率出现负增长（-0.17%），而美国顶层10%的精英阶层实际收入仍保持着1.42%的平均增长率。

　　四、制造业是巩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定盘星”

　　制造业首先是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构成，外部与农业、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关联互动，内部涵盖了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生产与流通的系列环节，制造业健康发展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前提。制造业为产业链、供应链循环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产品和要素，为现代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同时，制造业是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人才、技术、数据等产业要素资源的“练兵场”和“蓄水池”。实践反复证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不断增强制造业发展韧性，把关键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近年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国际格局变化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而制造业韧性成为检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甚至国家安全的仪表盘。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说，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未来不断加强制造业发展韧性成为欧美等国家的战略共识。2021年1月，欧盟委员会研究和创新总局发布《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和韧性的欧洲工业》报告，系统阐述了未来欧洲工业发展愿景，其中发展韧性是工业5.0三个标志性特征之一。倡导工业发展要准备好迅速适应关键价值链不断变化的环境，增强灵活应对政治突变（英国脱欧等）和自然紧急情况（大流行病等）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增强发展韧性。2021年6月，美国发布拜登总统上任百日审查报告《建立富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再度阐述了制造业对于保障美国供应链甚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竞争版图正在重构，我国在发达国家围堵和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双重压力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受到严峻挑战。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从我国的进口大幅下降，东盟转而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同时，我国制造业传统阵地也不断被后起国家分流。2018年至2019年，我国纺织品在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市场进口占比分别下降0.6、3.8和2.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约有500万-600万锭纺织产能已外迁至东南亚国家，我国手机产能从2017年的19.22亿台下降至2019年的17.53亿台。得益于制造转移，越南、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新兴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0.78%、0.97%和0.0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1.11%、1.47%和0.11%。

　　同时，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了一次大考，我国在医疗物资等领域表现出较强制造能力和产业链韧性，为我国率先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各类极端天气更加频发，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难以预见的潜在公共危机，也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提出新要求。未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亟待重塑竞争优势、稳定制造业比重。

　　面对新格局下的新使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亟待保持制造比重基本稳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