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超专栏：《兔年说兔

汉代谶纬书《春秋运斗枢》记载：“玉衡星散而为兔。”玉衡星乃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有时亦可当作北斗的五、六、七，即“斗柄三星”的合称。后来有人据此将兔子称作“玉衡之精”。

从古至今，兔子都被认为是一种能给人们带来吉祥的瑞兽。“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形容日落月出，可见玉兔是与神鸟金乌齐名的神兽。由于白兔在古代并不多见，所以古人捕获白兔，都要献给帝王。在历代的“祥瑞志”中，兔子都被列为重要的祥瑞之物，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就有许多以白兔为祥瑞和以献白兔为贵的记载，在民间传说中也有“王者仁德则见白兔”的故事，古今诗文中以兔为祥瑞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瑞应图》称“赤兔上瑞，白兔中瑞”，又称“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宋史·符瑞志》则说：“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古代皇帝常以白兔来嘉奖有功的耆老，有赐其健康长寿之意。自然界中的兔子多为灰、黑色，白兔比较罕见。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有：“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

魏晋著名学者张华撰写的《博物志》一书中记载道：“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这句话还隐藏着我们为什么把兔子叫做“兔子”的缘由：其实它应该被称为“吐子”。“兔子吐子”的记载可以上溯到东汉。王充《论衡》中写道：“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中出。”，雌兔子舔雄兔子的毛就会怀孕；而从口中产出幼仔。宋代文献《武王伐纣平话》采用了“吐子”的说法，并将之安排到周文王姬昌的传奇中去：当年纣王将营救父亲的文王长子伯邑考剁成了肉酱(古人谓之“醢”)，派人送给文王吃，以考验姬昌是不是一个未卜先知的圣人。文王当然知道纣王的用意。他强忍悲恸，笑着吞下了伯邑考的肉。于是商纣王觉得他不足为患，把他释放。文王出了关押地——羑里城，放声大哭，以手探喉，把食物全吐在地上，却见那些肉竟然就地活了，长出毛来，蹦跳而去。这种新的物种于是被称为“吐子”，后写作“兔子”。在这里也表现出父母对孩子生命的孕育，满怀着深情。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个人从他呱呱坠地时起，就和“兔”有了关连。不但是卯年出生的孩子属兔，其他年份出生的孩子，也往往要戴兔帽、穿兔儿鞋，玩“兔儿爷”玩具和元宵耍兔灯，吃兔形花馍。小兔子性格温顺，把它们的形象缝制在孩童的衣服上，也是父母长辈对孩子爱怜的表现。陕西南部有些地方，在出嫁的女儿生孩子前，娘家母亲或嫂子要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兔儿帽、兔儿鞋、兔儿枕，预祝吉祥。

兔子是繁殖力很强的动物，在祈求子嗣繁衍的古代，兔子作为吉祥物经常出现在古代艺术品上，或绘画、或陶瓷。我国北方农村，在女儿出嫁的时候，要做一些动物形状的馍，其中就有兔馍。而晋南的有些地方，母亲都会为出嫁的女儿做兔馍和鱼馍，供女儿在洞房里食用。这是因为兔和鱼分别象征着男性和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高产”动物，取其象形给刚出嫁的女儿吃，图个吉利，预示女儿将来夫妻和顺，子孙绵延。在我国，兔与妇女的生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妇女生小孩医学上叫分娩，而《尔雅·释兽》云:“兔子曰娩”。在民俗中有以兔脑髓为药来催生的做法。《本草纲目》引《经验方》所载的“催生丹”这样记载:“腊月取兔脑髓二个，涂于纸上吹干，人通明乳香末二两，同研令匀。于腊日前夜，安桌子上，露星月下。设茶果，斋戒焚香，望北拜告日:大道弟子某，修会救世上难生妇人药，愿降威灵，佑助此药，速令生产。祷毕，以纸包药，露一夜，天未明时，以猪肉捣和，丸芡子大，纸袋盛，悬透风处。每服一丸，温醋汤下。良久未下，更用冷酒下丸，即产。乃神仙方也。”这里把兔脑髓具有催生药效结合在对月祈祷仪式当中，与其说催生是兔脑髓的药效，其实更是出于一种对兔神信仰的神秘感应。按照原始阴阳观念，兔与妇女同属于阴。在十二干支中，兔属“卯”，而“卯”在五行中属于“阴中阴”。《吕览.精通篇》：“月者，群阴之本也”。月中之兔为生育保护之神。

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会有兔的形象。宋朝秦观的《放兔行》：“兔饥食山林，兔渴饮川译。与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尽，见窘何太迫。上有苍鹰虞，下育黄犬厄。微命无足多，所耻败头额。敢期挥金遇，倒橐无难色。虽乖借者意，颇塞仁人责。兔兮兔兮听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怜。不如基亟返月中宿，休顾商岩并岳麓。”由对兔的爱怜到对其命运的关注，天地之间，无以容身，只好远离尘嚣，到月宫中苟全性命，无可奈何、感伤凄切之情溢于言表：此诗也是作者由折感喟自己身世浮沉漂泊泠仃的哀矜之作。《西游记》中有一月中玉兔成精的故事，它将捣药杵作为武器，阻挡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

兔毛可以制作兔毫笔。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战国时候就已有兔毛制作的毛笔。白居易有《紫亳笔》诗云：“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果生紫亳；宣城工人釆为笔，千万毛中拣一亳。”梅尧臣也在《永叔白兔》中有“我欲拔毛为白笔”之语。

一、十二生肖中的兔形象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十二生肖是再熟悉不过。从唐宋以来，十二生肖俑常有出土。到了清代，清宫收藏的玉器中，经常会有十二生肖的形象出现。他们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或一天中的十二时辰。

陕西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过随葬品十二生肖俑，造型为人身兽首，其中一件兔头人，身穿交领宽袖袍服，腰束大带，双手拱于胸前，一副文人气派，生动自然。

唐代十二生肖俑

考古人员在江西信德县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属相俑，光亮如新，是南宋墓葬出土的瓷器艺术作品，造型也是人身兽首。其中的兔俑身穿圆领长袍，双手持笏板，俨然是一位文人形象，头上竖立着一双长长的大耳，特别有趣。

清代包含卯兔在内的十二生肖兽首人身造型。凡圆雕玉兔，比以往历代更加写实，不但注意了整体的起伏、结构和动态，对骨骼、肌肉加以突出表现，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符合解剖学原理，同时还十分强调细部的具体刻画，雕琢精美，碾磨光润，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质感美和造型美。

清代十二生肖玉坐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清 十二生肖之玉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十二生肖之玉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十二生肖之玉兔 故宫博物院藏

清 素胎彩釉十二生肖兔俑(正面)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侧面

背面

明代琉璃十二生肖俑之兔俑

二、中国历代文物中不同材质的兔形象

（1）历代玉石质地的兔文物

玉兔是中国古代玉器所常见的器形之一，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玉兔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凌家滩文化已有出现，但目前仅见一例，这件玉兔造型简单概括，为较抽象的仿生形态，仅可以大致识别出基本兔形。尊崇万物有灵的史前先民，很可能将玉兔当作一种动物灵魂载体、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神器。

凌家滩文化玉兔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10号墓出土

到了商代，动物形玉雕大量出现，造型丰富，玉兔也成为常见的玉器。商代玉兔多为薄片状，主要表现兔子的侧面，较抽象。兔大圆眼，有单环、双环之别，系斜刀法琢成。一般在头前对钻圆孔表示口部。无颈或短颈。前后腿折曲于腹下，或伸展相接为环形。短尾。体表偶见遍身分布的卷云纹，多采用双钩阴刻技法琢成。

商代玉兔河南安阳五号墓出土

商青玉兔 故宫博物院藏

商玉兔天津博物馆藏

商玉兔天津博物馆藏

商代玉兔 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

商代兔形玉环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玉兔受前代影响甚大，基本承袭了晚商遗风，较商代更加写实，虽为扁片形，但器边楞多打磨的圆润光滑，从而形成一种半圆雕的感觉。多作匍匐形，但以静寓动，具有一种蓄势待发的美感。耳部夸张，长度增加，达躯干之一半，多数凸出体外，不再紧贴脊背，耳窝打洼。前后腿弯曲于躯干之下，小腿显著拉长，关节处方折明显。臀微翘。器表光素不见纹饰。

商晚-西周玉兔 上海博物馆藏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兔 山东滕州前掌大村出土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兔 山东滕州前掌大村出土

西周玉兔

周玉兔 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藏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兔形象发现较少，到了战国晚期，汉代玉器上的兔子较前期更加写实，其造型准确，形态较逼真。陕西西安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所出七节兽首弦纹玉带钩，其中一件圆柱形构件之上高浮雕上有两只兔子。兔子体型虽小，但造型准确，形神兼备。

自隋唐以降，玉器的现实主义风格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一扫过去抽象化、神秘化的陈迹，开始向生活、装饰方面转化，大多面向自然，取材于生活。

北朝 石兔镇

唐代玉兔多为静态俯卧状，头伏于前肢上，后腿蹲踞，但神态往往显得警觉，存有一丝动感。整体轮廓简单，多为半椭圆体，以其较大的平面为底，在各面以线刻或浅浮雕勾勒出简约的造型，四肢、双耳紧贴身躯。常在腹部钻一横穿圆孔。

唐青玉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白玉兔 天津博物馆藏

唐滑石兔席镇 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滑石兔 安徽宿州农药厂宿舍唐元和七年墓出土

唐玉兔天津博物馆藏

唐玉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 石兔镇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宋代玉兔风格与唐代接近，但又有一定变化：此期玉兔以纯粹的静态基调为主，神态安详。兔子造型的大体轮廓得到凸显，体态丰满，前臂较唐代短，主要关节以粗深圆熟的线槽勾勒，且开始在关节边缘施用平行的短促阴线刻饰细毛。背腹之间，常对钻贯通天地方孔，供穿系绶带之用。

宋玉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长3.2厘米，青玉，琢成一呈蹲踞姿势之兔，兔体型狭长且两侧扁平，周身线条简洁抽象，背上及后脚部分刻画少许纹饰。

南宋至金 水晶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无色透明水晶制成，内有绺、鼻吻前端器表有磕伤。雕琢一只匍匐的小兔，比例上兔子的头与耳朵相当硕大。雕工较简，无甚多细部琢磨。由背部至腹部有直穿，应是用以穿系绳组，供佩带把玩。俄罗斯海滨沙伊金古城出土的金代水晶小兔与这件十分神似。

宋水晶兔 安徽灵璧滕子京家族墓出土

元 水晶兔 1994年上海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

宋青玉兔形镇纸 史绳祖墓出土 衢州市博物馆藏

宋兔形玉饰件 南京市博物馆藏

南宋玉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玉兔望月摆件 宋代玉器博物馆藏

到了元代至明初，以兔为题材的玉器更为丰富。不少器物上也出现很多兔子的形象，多为立体、多层镂雕、浮雕，结合线刻技法雕琢的嵌饰、炉顶等。这些玉器上的兔子通与月亮、洞石、柞树、祥云等元素共同构图，通常以交搭相错的枝梗或洞石为背景。此类玉器内容丰富，层层递进，纷繁错落，表面图案凹凸起伏有致，深景感、立体感很强，具有绘画般的艺术效果。

南宋-元兔钮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玉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兔形坠故宫博物院藏

明青花玉带沁双兔挂坠

清 青玉嵌宝石卧兔 故宫博物院藏

通高8.5，长13.5，宽5.1厘米。兔青玉质，局部黄沁为人工染做。玉兔呈伏卧状，四足弯曲向前，背部、双耳处有数道阴刻线刻画出毛绒质感，口衔灵芝，更显玉兔之温顺可爱。玉兔嵌有红宝、碧玺等彩色宝石八颗，颜色明艳洁净，从青玉的底色中透出闪闪的斑斓，赋予玉兔灵动之感。此兔造型圆润，雕工洗练，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兔为月宫灵物，灵芝是传说 中的仙草，兔衔灵芝的形象更增添了吉祥长寿的寓义。

（2）金属材质的兔文物

山西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山西沃曲县晋侯墓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在一座东周晋国墓葬中发掘出一件兔形尊，整体呈兔形，四肢较短，足部弯曲作跳跃的姿势；长长的耳朵贴于颈背上，圆圆的眼睛，短短的尾巴，突出的嘴部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兔尊上有盖，盖上竖起一个环钮，构思奇巧，制作精细。

西周兔尊 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山西青铜器博物馆藏

西周 兔尊 晋侯墓出土

西周 青铜立兔形尊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 戈己双兔耳簋 故宫博物院藏

高15.9厘米，宽25.8厘米。簋体圆，深腹，腹两侧有双耳，耳上部装饰兔首，耳下有小珥，簋颈部前后各饰有一浮雕兽面，左右饰目雷纹，簋足饰兽面纹。簋内底铸有铭文“戈己”二字，由此可知，此簋是“戈”族“己”日祭器。簋是青铜时代的重要礼器，最早在商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战国以后很少见到。簋的使用大多数是以偶数组合，周礼祭祀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西周双兔车軎（wei）故宫博物院藏

高8.8厘米，宽15.6厘米。双兔立于軎筒之上，两兔反向，臀部相连，俯首曲腿，圆目，长耳，圆腹，腹中空，腹外饰云纹。 车軎是古代车上的重要部件，“軎”位于两个车轮的外侧，用于固定车轮，将軎套于轴的最外端，防止轮子脱落。双兔车軎铸造精良，造型生动活泼。

唐代银鎏金兔鸟纹杯 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3）历代陶瓷材质的兔文物

唐 巩县窑白釉兔

侧面

细部

唐 巩县窑蓝釉兔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 邢窑兔形镇纸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唐 白釉点褐彩兔

唐 白瓷褐彩点眼卧兔 玫茵堂藏

唐 巩县窑三彩兔座枕 宿州市博物馆藏

唐 巩县窑绿釉兔座枕

唐代青瓷兔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白瓷兔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明 彭城窑白地黑花兔纹盆 故宫博物院藏

口径19厘米，底径13.5厘米，高6.5厘米。盆外壁尽施黑釉，盆内白底黑花装饰，中心部位勾勒出白兔一只，周围绘花草，形象夸张生动。纹饰丰富而粗率，尽显民窑的粗犷风格。彭城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是磁州窑的主要生产窑口之一。其烧造始于宋代，经金、元发展，元末明初进入鼎盛。彭城窑注重瓷器装饰艺术，粗瓷细做。此件器物的兔纹装饰图案在元明以来的磁州窑器物中颇为常见。可以想见，玉兔形象必然深受当时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清康熙 墨彩兔背灵芝瓷塑 大英博物馆藏

（4）历代绘画上的兔形象

东汉《兔车升仙图》壁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北宋宫廷画家崔白《双喜图》，画面上一只兔子回首望喜鹊，野兔和喜鹊好像在对话栩栩如生。此图为绢本设色，构图严谨，敷彩华丽。

宋 崔白 《双喜图》 高193．7厘米、宽10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北宋院体花鸟画受黄筌画体的影响，发展成熟，已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图式，所描绘的花鸟充当作品中的符号，逐渐成为毫无生气的装饰物。而崔白的《双喜图》打破了这种模式，将写生的韵味加入到画面中，使得作品更具真实，更有韵味。这正是崔白作品独有的风格，崔白也因此在院体画派中独树一帜。

宋《搜山图》故宫博物院藏

辽 佚名 《竹雀双兔图》 辽宁博物馆藏

局部

元代王渊《翠竹白兔图》

明 张路 《苍鹰逐兔图》

清 沈铨 《雪中游兔图》

清 沈铨 《竹下双兔图》（局部）

明末画家张翀所绘的《杂画图卷》中两只兔子体型比较肥硕，一只趴在花草上，目光炯炯，双耳朝前，与身呈平行状；另一只趴在地上，双耳直立，似乎在聆听。以水墨晕染，画风清润隽秀。

（5）历代织绣上的兔形象

宋代兔纹织金锦

明代穿花兔纹缂丝

明代兔纹织锦（局部)

明代《大方广佛华严经》封面上的兔纹织锦

清代刺绣中的兔纹

（未完待续）

石超，江苏泗阳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参加工作十七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研究和展览工作。主编《错彩镂金一浙江出土金银器》，《霓裳银装一浙江畲族服饰》等书，发表《吴越国金银器初步研究》、《浙江出土金银器概述》、《浙江省博物馆藏雕漆器》、《中国古代的螺钿漆器》、《从琴学问答看杨宗稷的琴学思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唐琴斫制工艺》、《彩凤鸣岐琴铭文解读》等金银器、漆器、古琴等研究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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