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人物】清华美院教授尚刚

结缘工艺美术1952年

尚刚出生于北京市东城区南板桥胡同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尚爱松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美术史家，常有文史、艺术界的大家前来与父亲畅谈，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尚刚自小便热爱传统文化。

1969年，尚刚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到黑龙江农场插队。“我那个时候书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很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是个几乎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尚刚打趣道。即便如此，尚刚仍旧没有放弃自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尚刚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转眼就到了1982年，受父亲的影响，尚刚本想考到中央美院学习绘画史，无奈这一年中央美院没有招生，尚刚便在机缘巧合之下，转考中央工艺美院的工艺美术史，自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方向。尚刚报考硕士研究生时，中央工艺美院的招生名额有7个，中国工艺美术史方向名额有3个，但最终全院仅录取尚刚一人，庞薰琹、田自秉、王家树三位大家便都成为了尚刚的导师。三位先生对尚刚的治学理念和教书育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庞薰琹先生是位卓越的画家。工艺美术跟绘画联系密切，但是是不同的两个方向。当年，学校里许多老师都愿意画画，不愿做工艺美术的设计。庞薰琹先生作为副院长，为了改变这个风气，多年停笔不画。“庞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这本书常常被用作教材，当时出版社要印成带彩页的，虽然书会更好看，但价格会贵很多。庞先生是艺术家，当然讲究美观，但他说‘我这个书是给学生写的，印彩版书卖得贵，对学生购买有影响’，所以坚决不印彩版。”庞薰琹先生的人格和对艺术事业的专注使尚刚钦佩不已。

从断代史入手

在读硕士的两年半的研究生里，从清晨到入夜，尚刚全力投入了这个领域。

“当时主要是三件事：一个是看展览，当时北京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临时性的展览；再一个看期刊，阅读《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等期刊；最后就是读古籍。”读期刊、做卡片累了，尚刚便以看教研室里的古籍为调剂。读到《元史》，尚刚发现，书中不仅工艺美术史料特别丰富，并且许多记载和当时学界的议论有出入。“古今说法不同，我当然更相信古人的记录。”当时，工艺美术研究比较落后，关注元代的更是少之又少，尚刚便把元代工艺美术定为硕士论文选题。

在元代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尚刚努力在蒙古族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汉族传统文明三种主要的文化背景下讨论艺术现象。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工艺美术品也大多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点，青花瓷即为典型代表。“当时的三种主要文明，在元青花上都有体现。比如说蒙古族喜爱白色、蓝色，青花瓷恰恰是白蓝两色；蒙古人喜欢数字九、讨厌数字七，青花瓷的装饰带就没有七层的，而九层的不少。上品元青花使用彩绘原料都是从波斯来的，装饰往往特别繁密，跟宋代、金代的简雅完全不同，却与伊斯兰艺术一致。另外就是跟汉族传统文明的关系，元青花能够见到以前很多的花纹、造型，却把以前花纹和花纹、花纹和造型的组合关系打乱了，花纹又往往特别满密、造型还常常特别硕大，这样，人们虽然熟悉器物的许多局部，但整体面貌是全新的。”

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罐，景德镇窑，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该罐疏密有致，布局匀当，是元青花的代表性作品。

硕士毕业后，尚刚便留系任教，工作一年后，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他说：“因为我做了元代，知道中亚的重要性。当时，苏联有些很好的学者做过和唐代工艺美术相关的中亚、西亚艺术研究，所以我读了他们的著述，对唐代也做了一些准备，回国后，就接着读博，做唐代的工艺美术。”

说起从元代转到唐代，尚刚笑称：“我就是喜欢搞‘乱’的。”他认为在这两个文化背景比较丰富的时代中，工艺美术的研究牵扯的问题更复杂，也更具有研究价值。

全面占有资料，改变学科风貌

工艺美术的学科曾经滞后，主要原因是对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和其他学科的成果的了解太不充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尚刚花费了大量精力，希望在系统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在资料搜集中，尚刚对古代文献的投入尤其多，认为系统占有，并且深入理解古代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的特质。

尚刚之前，在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里，还没有谁系统读过文献，讨论的焦点通常是艺术分析。但是，艺术史的问题不仅有艺术分析，还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历史与其演进，说明艺术现象发生的地点、时间，并且解说其中的原因。如果对这些没有充分的学术把握，再强大的艺术分析也难免走偏。尚刚相信，只有用文献和实物资料互相证明、互相补充、互相解说、互相阐发，才能够建成比较可信的艺术史。

之所以看重历史文献，尚刚认为，原因就是基本的资料就是实物和文献，考古学再强大，提供的实物资料也只如当年制作的沧海一粟。而文献不仅是补充实物欠缺的唯一知识来源，还是解说现存实物的唯一历史根据。为此，他在历史文献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也证明了其方法的正确。

比如，联珠纹从波斯传来，在南北朝后期到唐前期，是中国最重要的装饰现象。如果按照自西向东的传播路线，那么在中国西部的出现应当更早。目前，考古学提供的中国最早实物是吐鲁番558年墓葬里的丝绸，但按《北齐书·祖珽传》的记录，这种花纹的丝绸却更早就出现在并州（今太原）。为考订这个史事的具体时间，尚刚花费了大把时间，最后认定发生在543年。就是说，史籍里在中国东部出现的联珠纹反而比西部早了至少15年。这样，不仅为联珠纹传入中国提供了确切的时代依据，还说明单凭考古资料不足以建设艺术史。

继承前贤的传统，尚刚主张朴素的学术，坚持观点从全面占有的实物和文献史料中产生，反对用“洋”方法治学，抵制以“新”理念为主导。

断代史、通史和普及读物

尚刚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了《唐代工艺美术史》和《元代工艺美术史》。这两部重要著作均于尚刚的博士、硕士论文基础上成书，是他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它们都在学界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唐代工艺美术史》是第一部严肃的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元代工艺美术史》他投入更多，是迄今元代工艺美术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尚刚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好通史，如果说某某是通史专家，那等于是骂他。学术研究还有门类史，但断代史更适合教师做，因为门类史要更多了解实物，断代史却可以比较侧重文献，教师接触文物机会比较少，而读书的条件更好。我和我的学生都做断代，研究中，希望穷尽史料。只有穷尽了，不仅能说‘有’，而且敢说‘无’。”

尽管深知自己无法写出很好的通史，但是尚刚还是出版了自己的通史著作《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之所以这样，他说：“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不想让错误更多的教材贻误学生。如今的一些教材是为赶任务、评职称，匆忙拼凑的‘急就章’。”从2007年起，《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已经修订了两版，印刷了18次，是目前被采用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

中国古代艺术灿烂辉煌，应当更多地让人们了解，因此，尚刚近年又受邀写作了多种普及读物，有《林泉丘壑》（增补的第三版更名《烟霞丘壑》）《天工开物》《极简中国工艺美术史》《给孩子的国宝》等。他利用自己曾读中文系的“本钱”，以晓畅简净的语言，平和浅近地向大众传播知识，为增进读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热爱做出了贡献。

在论文集《古物新知》自跋里，尚刚曾经写道：“衡量我这类工作，有三个大的标准，一是对资料的占有，二是对资料的理解，三是立论的胆气。三个标准，对研究，要循序实现；论价值，却依次递增；在学人，前两个，与时俱进，后一个，与时俱退。这样，学人的成绩就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工作里。”因此，尚刚写作普及读物，也有“遮丑”的“私心”。想做工作，但“立论的胆气”却“与时俱退”，既然还有自知之明，又不敢“胡言乱语”，这样，写作普及读物就是自娱娱人的事情。——尚刚这样自我调侃。

尚刚坦言：“自己现在的目标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学人，希望能够以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为学术创造一点儿新知。一类是大众，希望借助普及读物的写作，让他们能够亲近传统文明，轻松地获得比较准确的知识。这些年，各类国宝、鉴宝节目受众特别广，但是它们往往娱乐至上，不煽惑毋宁死，任性解说、恣情演绎的成分比较大。所以，用轻松的笔调、亲近人的方式，严肃地传达正确的知识，为大众写作也是学人的义务。”

尚刚还有个学术计划，准备在退休后，把《元代工艺美术史》重新出一本。“好多年了，不断有出版社、有读者要我再版那本书，但那本书太老，我不想再版了，一方面我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另一方面我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想结合新资料、新认识重新再做一本。其他的事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这件事一定要做。”

古代工艺美术的功用

多年来，尚刚总在强调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巨大功用，在授课时和写作里，他反复解说着这样几个观念：

常有人把工艺美术与鬼斧神工、奇技淫巧联系起来，认为匠师的创作是玩赏品。但这是个误会，在古代，工艺美术品的主体是日用品。作品既便没有装饰，也有色彩，除去平面的织物等以外，还有造型，色彩和造型都是美的创造，都可以欣赏。这样所有的日用品都能够欣赏，许多欣赏品也可以使用。当然，作为艺术史，学者的大众更关注适用并且艺术性更高的精品。

因为不论官府制作，还是民间生产，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制作往往都是针对着财力与身份相当的阶层，甚至阶级，所以几乎所有的工艺美术品都体现着审美的共性，这和强调个性的诗歌、绘画等等不同，因为个性千差万别。因此，借助工艺美术，更能够了解中国审美的历史，这个审美史不仅是精英的，更是大众的、社会的。

在培养大众的审美上，工艺美术的价值是纯文艺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古代，人可能终身不去欣赏纯文艺，但一定要接触以日用品为主体的工艺美术品。因此，工艺美术自幼便培养着人们的审美倾向，这种倾向将在日后发生决定性作用，左右着人最终的审美判断。

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发明了丝绸和瓷器，还长期是唯一能够制作它们的国度。以后，虽然技术传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中国的制作水平还长期领先世界。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多条道路，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域外，不仅深受喜爱，还常常引来仿效，引导着世界潮流。

中华文明的核心当然是思想、是文学，但古代世界文盲太多，要想了解中国思想，中国文学，先要识字，如果没有译本，还要认识繁难的汉字。这样，中国思想、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就有很大的局限。可承载了、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工艺美术品不同，它们主要是日用品，不必识字，就能在使用中，认知了中华文明。因此，在古代，工艺美术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基本媒介，这是其他任何文明形式都不能比拟的。

“卖瓜的不说瓜苦。”尚刚这样自我调侃。但是，干一行，总该爱一行，具备条件，还该宣传一行。仔细想想，尚刚所言也合情入理。

创作要深合传统文脉，富有时代精神

古代工艺美术就是以手工业方式制作的造型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如今的工艺美术往往走出了手工制作，大多离不开电力驱动，比如陶瓷制作、玉石碾琢、机器刺绣。当代的工艺美术已经包含了具有手工意味的创作，甚至是机械化、信息化产品。纯手工的作品已经大多转为欣赏品、玩赏物，它们的价格也大多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工艺美术在日常生活里的地位下降了，并且，伴同文明的进步、传播的发展，其文化地位也衰减了，起码不再是传播文明的基本媒介。

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曾经是国家创汇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之后，工艺美术的外贸地位大大降低，创作经历过困顿衰落，工厂转制停产，从业者大大减少。不过，跟随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也迅速提升，中国工艺美术又有大发展。国家采取多种振兴措施，行业迎来转机。而富裕人群对名家作品热情高涨，前几年，售价几乎高得离谱。若干名家也被到手的名利熏得昏昏然、飘飘然。当代的工艺美术创作出现了问题。

尚刚直言，当代工艺美术的乱象主要出在设计，集中表现为沉迷仿古和妄自出新。妄自创新主要是想把工艺美术变为前卫艺术，对精湛的技艺或者精良的制作甚至不屑，还总想用工艺美术品承载上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时髦观念，甚至会把作品起个英文名，好像中文已经不能展示其高明、体现其玄妙，这大体出现在院校。行业里流行的是沉迷仿古，或者一味仿制古代经典，单是《清明上河图》，就有不同材质的许多仿品。或者把古代因素随意拼凑，使作品非驴非马，让人啼笑皆非。

尚刚说：“继承传统，不是继承某个纹样、某个造型、某个色彩，不是仿制那些古代名作，应该继承古代的文化精神，令创作深合传统文脉。一定要使作品饱含时代气息，富有时代精神。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所以辉煌灿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沿着传统文脉，不断发展，风格代代不同。

对于中国当下的工艺美术，尚刚并不悲观，认为如果要提高设计水平，关键在提高从艺者文化修养。眼下，已经有一些匠师在努力读书学习，创作出不少精彩的作品。并且，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各地也在大量开办各种培训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许多院校都在努力，想方设法提高从艺者的艺术素质和文化修养。不过，学习是终生的事业，不会朝夕奏效、立竿见影，不能指望短暂的培训发挥持久的效力。同时，培训的内容也应当拓展，不该仅仅限于工艺美术和绘画、雕塑，应当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和古典文学，因为那才是中华文明和文艺的核心。

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对南北朝至元，特别是元代和隋唐五代心得较多，贡献颇大。主张以尽可能全面的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互相补充、互相解说、互相阐发，以建设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发表学术文章逾60篇，其中，论文近30篇，出版个人著作11种，其中，学术专著4种。5次被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评为“良师益友”，研究与教学成果6次获得省部级政府奖励，负责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为国家精品课，先后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和北京市教学名师。？他致力于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已三十余年，为人低调、治学勤勉。他期望在求真的基础上，努力求解，以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做出既有资料依据，又富学术深度的归纳。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先后出版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填补学科空白，引领整个工艺美术史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来源：人文清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