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成：汲取傈僳族《祭天古歌》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为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云南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在云南境内傈僳族相对聚居的地方，保留并传承了《祭天古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智慧，是云南文化强省建设可以汲取的重要资源。

　　一、傈僳族最悠久、最隆重、文化内涵最丰厚的“武萨古”

　　祭天，傈僳语称“武萨古”，是傈僳族历史传承最为悠久、祭祀等级最为隆重、文化内涵最为丰厚的传统祭祀仪式活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下辖的叶枝、巴迪、康普等乡镇至今还遗存着这一古老的祭天习俗。傈僳族祭天一般在每年的冬至前后三天内占卜择日举行，先由一系列小祭祀拉开序幕，包括尼哈古(祭路鬼)、米斯古(祭山神)、思格古(祭碗)、咋底古(祭粮食)、罗哈(全面的准备仪式)，终结于最盛大的武萨古(祭天)，整个祭祀活动耗时七天七夜。

　　传统上，上述区域的每个乡村都有专门的祭天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祭天人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代祭天司群体。祭天仪式由祭天司主持，并由他们吟唱全本祭天古歌(2016年搜集整理为24部)。在古代，傈僳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是靠口耳相传保持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各类口传史诗和歌谣据称数以百计，如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叙事史诗、祭祀歌、狩猎歌、放牧调、盖房调、逃婚调、寻亲调、生产调等。傈僳族祭天古歌，仅占傈僳族祭祀歌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的体量就有二十四个章节，八千余行，超过五万字。可以说，历代祭天司不仅是“祭天古歌”这一傈僳族口传史诗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也许还是这一文化的创作者。

　　二、口传史诗世代传递着关于树木、森林的传统知识

　　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民族的史诗，整部“武萨古”，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寻找”这一母题。各篇章中一再反复出现对各种树木、树林、动物的叙述;不同树种构成的树林与生活其中的动物(猎物)之间有着深刻的依存关系、与史诗中所要寻找的日常生活用具、工具、祭祀用品或法器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对应关系。

　　祭天古歌中的“寻找”母题及其叙事逻辑，目的在于通过口传文学的吟唱和讲述把关于树种、森林的传统知识传递给后人。这种史诗的构成和创作方式，反映的是一种森林之子和猎人的世界观，或者说，一个以山地农业和狩猎为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的世界观。因此，祭天古歌不仅在文学意义上塑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丛林世界，也在民族植物学和生态学意义上，完整保存和呈现了一种垂直分布的动植物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据此，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想象和复原出傈僳先民的生存环境。

　　三、祭天古歌在民族植物学上的重要意义

　　民族植物学以传统植物学知识和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人类如何认知植物，如何利用植物，如何保护和管理植物及其环境，如何将传统植物学知识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语言、文化等。

　　2017年召开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发布了《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宣言指出：有关自然的传统知识和乡土文化风情正在消失，其速度甚至超过了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这些知识一旦消失，其涵盖的许多对自然的独特见解也将一去不复返。植物科学工作者必须和拥有这些知识的人携手合作，全面理解并共同致力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化多样性，连同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对维护未来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跨文化、跨知识体系的合作，制定快速周密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中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多达3.4万种。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达5000年，且从未间断，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重要典籍，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植物的关系。中国也是世界上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少数民族多达55个，且有不同的支系，拥有77个特有语种。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但全国的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和其他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区域却占国土面积的64.2%。各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就有2万种之多，其中药用植物达11146种。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医药卫生、文化和宗教都离不开植物，自古以来就与植物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在生物、文化多样性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家里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各民族都具有本民族显著的地域和民族特征，民族植物学就是根基于此，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各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经验，并为之提供科学依据，以期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祭天古歌所反映出的傈僳族作为山地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态观，在民族植物学与生态学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祭天古歌中提到的大量植物和树种均为傈僳语名，相关的汉语学名和标准拉丁语名称都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辨识与梳理;具备植物学(生物学)知识的学者，可以通过对这些植物的辨识进而复原整理出一个民族植物学意义上傈僳族先民的生存环境乃至生态系统;把通过史诗复原的古老生态系统与今日傈僳族的生存环境比较，当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其中的变化和差异，也许有助于我们发现并找到古老生态世界中有价值的传统知识和观念，可供今天借鉴。

　　四、各民族生态传统知识可以为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智慧的生态文明思想与理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进入新时代，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造福世界人民。

　　当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声音和国家战略。云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造就了一方水土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长久以来和谐共居于此而保存了多元的文化多样性。与此同时，云南各民族也身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断裂、传统文化的消失、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决策，为民族植物学学科建设的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强大的方向性指导，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文化和传统知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应积极倡导把民族植物学意义上的各民族传统知识纳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体系中去认识和考量，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提供中国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 易思成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23年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