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如何做到“循天理”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夫礼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失之则天理灭，人欲肆，焉得不死。”礼是先王顺应自然规律，用以调治人的情感的规范、秩序和礼仪。礼即是“法”，丧失礼仪秩序，社会的伦理道德便将不存，失去道德约束，人欲必将泛滥。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曾提到：“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可见，此处他也将天理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表现来看待。

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在使用天理难容、天理良心、天理昭昭、伤天害理等成语中表达天理的观念，也常将天理与公道组合使用，指的都是是非善恶的伦理道德标准。人们认同天理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是非善恶观念，实质上表明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价值体系，是整个社会共同维系社会生活和谐（有序）的价值基础”。

3.天理是“心”“良知”和“中”

王阳明心学中的“天理”概念，可谓独树一帜。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知行合一”——中都显露出与前辈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迥然有别的天理思想。其天理思想更为多元化，更加丰富，有“心”“良知”“中”等多重含义。

心即天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在《传习录》中，他对这种“无私欲之心就是天理”的观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与前引朱熹的天理观点具有根本性区别，即所谓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分野之说。他强调，“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而且，“善念存时，即是天理。”“至善只求诸心”，达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的状态和标准。

良知即天理。王阳明说：“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他在《大学问》中阐释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这与前述天理的第二种含义十分相似。

中即天理。王阳明还认为，孟子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中的“中”，应解释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中字之义”“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而“无所偏倚”即谓之中——“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

二“循天理”之说

吕祖谦、朱熹在《近思录》中提出了循天理之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且不论此处的天理具体含义如何，从前述三种含义来说，无论是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原则或者准则，还是良知，在为人处世、履职行事、学问研究的过程中都应予以尊重、遵循和谨守，做到这些便是循应天理，反之悖逆天理，势必“天理难容”，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

循天理是知行合一。如果，“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便是知而不行。王阳明曾说：“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

循天理便是善与致良知。王阳明提出，善恶“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最后达成“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而且“千思万虑（天理），只是致良知。”致良知即“致知”，将良知推至事事物物，也就是知行合一。

三司法裁判如何做到“循天理”

既然已梳理出天理的多种含义，且循天理是当然之理，那么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做到循天理呢？

遵守自然法则规律

从自然法则、自然规律的含义出发，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就要做到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规律。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遵循和合理运用各个学科领域经过科学证成的原理、公理、定理和定律，妥善适用免证规则，减少不必要的证明程序，果断排除与之矛盾的证据、临时性认知和推论，保障科学理性的司法认证和事实推理。

在审理涉司法鉴定、知识产权等复合理工学科知识的案件时，尤其要注重辨识各个学科专业知识及其据此得出的检验结论、技术成果等，充分利用鉴定人、专家证人的专业特长，补足法官自身的知识短板，尤其注意通过发挥诉讼过程的对抗特性，增强辨识各种专业理论知识及其所得结论的准据。

守护社会伦理道德

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原则或者准则的含义层面，要做到循天理，法官首先要做到严明司法。南宋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指出，“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严明之术，在于察见物事，裁处事体。”谨持法理应在先，法官应坚持法律理性、依法裁判，在判案过程中要依据证据规则、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严格适用法律；深察人情应在后，而深察人情需要秉持是非善恶的社会价值标准，法官因此应当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以是非善恶作为“准情酌理”的重要参考标准。

而且，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官便是这种最低限度道德的守护者，法官也应当担负守护社会伦理道德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彰显为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树立和维护积极向善的社会行为规范。

做“无所偏倚”的裁判者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陆澄）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王阳明）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何者为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

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即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然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无所偏倚”即是保持客观中立，这完全契合现代法治精神对法官的要求。在王阳明看来，摒弃私心是手段，目的是达到无所偏倚的纯乎天理状态。我国古代官员审案多在公堂之上高挂“明镜高悬”匾额，即昭示官员判案应“如明镜然”，公正廉明、执法不阿、大公无私。为此，法官要防微杜渐，“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及时排斥各种可能造成偏倚的因素；要在克己上下功夫，“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可见，做到无所偏倚可以称得上是法官“循天理”的关键。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刘 强|编辑：党政瑜 李绍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