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不乐观

　　2017年12月10日，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智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太和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分析指出，在当前的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传统村落数量锐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传统村落的数量急剧下降。2008~2010年间，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多个田野考察小组对中国（长）江（黄）河流域（以下简称江河流域）的传统村落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考察范围覆盖17个省级行政区113个县（含县级市）902个乡镇。根据2010年的调查数据，2010年这些地区的传统村落仅存5709个，这比2004年的统计数据减少3998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4年6月12日至9月30日，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再次对“江河流域”的传统村落展开考察，并对此区域原已纳入考察范围的1033个村落进行回访调研。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历经四年之后，2010年调研的1033个传统村落又消失了461个，占总数的44.6%，以每年11.1%的速度递减，也就是说约3天就有1个传统村落消亡。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整体上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呈严重下降趋势：行政村自1986年至2011年，数量减少258020个，平均每年减少10321个；自然村自1990年至2013年，数量减少1123200个，平均每年减少48835个。据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大陆行政村个数为54.67万个，自然村的总数为270.18万个，比之前的数据略有上升。在消失的村落中，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

　　第二，传统村落毁坏日益严重。

　　尽管近年来传统村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传统村落由于各种原因毁坏严重。如据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川渝调查组调查，在YY县苍岭镇大河口村石泉苗寨，全寨基本是木制干栏式建筑，大多建于清代到民国时期，由于村庄空心化严重，缺乏管理，损毁严重：有些是瓦面破损，房屋漏雨严重；有些是房屋结构松动，倾斜明显；有些装饰壁板脱落，一些精美的门板、窗花木雕掉落。还有一些村庄则由于保护措施滞后而导致民居破损严重。如，BZ市恩阳区青木镇黄桷树村，在老街两边的房屋中，大量房屋破损严重，其中有6户人家的房屋因为没有能够及时修缮，导致房顶完全垮塌。当地村民、村干部告诉调查人员，不是他们不想修，而是在黄桷树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政府制定了统一的保护发展规划，需要统一维修，不允许村民私下修缮。由于保护规划迟迟不能确定落实，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屋破败垮塌而无能为力。云南考察组调查的CX州吕合镇吕合村，位于茶马古道滇藏线支线上，是古驿站所在地，也是汉代南疆丝绸古道一部分。吕合村作为驿站的职能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该村以一条老街贯穿，两侧的民居皆临街而建。民居院落呈狭长形，中部皆有一个院子，前后各有一处两层的木质建筑。2016年7月，该村遭遇一场大火，烧掉了老街7户人家的房子。其实，半年前该村已装好消防栓，但因水龙带和喷枪的配套设施没有跟上，着火之始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导致火势蔓延。由于各种原因而毁坏的村落不计其数。江浙组的调查员也发现该区域不少传统村落破坏比较严重，如枫溪村、花桥村、泽随村、山头下村、山下鲍村、大窑村、徐畈村、杨湾村等村落均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而破败不堪。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日趋式微。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并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及其文化空间”。传统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中国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和7000多项省级、市级、县级“非遗”，很大部分在传统村落里。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旅游开发、工程建设等对传统村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大量传统村落消失，依附在传统村落中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灭绝。加上“空心村”的大量出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如在云南考察组考察的14个传统村落中，列入申报资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在十几个，或者更多。但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村落除了保留较好的民族传统节俗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中已经不复存在。如大理市双廊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资料中有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实际情况是，其中的白族大本曲、扎染工艺、剪纸工艺在该村已无传承人可觅，而当地旅游商业街随处可见的扎染商品，是当地商人从周城村购买而来然后在此处开店兜售的。当地村民称，村中已无人掌握扎染技艺。江浙考察组也发现，根据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统计数据，江浙地区共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46人，这与江浙地区数量庞大的非遗相比还是差距不小。而且许多传承人年龄偏大，这意味着许多非遗面临消失的可能。考察人员在大窑村发现，村里目前仍从事手工业制瓷的仅有两三户人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仅1人。又如贵州LS县控拜村，其人口总数2000多人，现在村里留守的不足200人，该村有600多年的银饰文化历史，现在愿意留在村里继续打银的年轻人只有1人。

　　第四，传统村落环境破坏与污染严重。

　　传统村落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到环境的承载力。近年来，旅游开发导致游客大量涌入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环境承受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造成了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云南考察组考察的传统村落中，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如大理剑川沙溪古镇寺登村，旅游开发成熟，游客众多，四方街两侧遍布各式餐饮店，店中污水直接向街边排放，排污不畅造成食物残渣腐烂发臭，使得整条古街沉浸在一种馊臭之中，空气质量堪忧；又如大理洱海周边旅游开发建设多年，蓝藻危机曾多次暴发，始终未摆脱过水体污染的威胁；云南楚雄吕合镇吕合村，200年历史的吕仙桥却退变为垃圾场，居住在河边的村民直接把日常生活垃圾倾倒在吕仙桥下，待大雨来临时把垃圾冲走，不仅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河流下游也同样受到波及。据贵州考察组的调查，不少传统村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卫生问题。

　　（参见《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p6-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