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个人才能：论宇文所安的杜诗研究

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国汉学大家，宇文所安在汉魏诗、唐诗、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颇为国内学界所瞩目，本文从他的《盛唐诗》一书中对杜甫诗歌创作的研究入手，分析他是如何将诗人置于传统与现实之中，分析其风格特色的形成，同时对宇文所安研究中的疏漏与偏颇处予以指出。

自16世纪西方耶稣会入华传教以来，在掀起一股传教热的同时开始了“中学西渐”的学术之旅，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研究逐渐由本土范围扩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形态，海外“汉学”从肇始到现在已经蔚成大观，名家辈出，成绩斐然。本文所论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需要保持，但是它需要补充，需要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欢迎来访的接待站”。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①。秉持这一信念，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汉魏诗歌、唐代诗歌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他的汉学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他对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杜甫的研究是从杜诗的具体历史和文学语境入手进行分析的，在对杜诗的研究中，宇文所安既表现出他分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同样也存在一些疏漏和偏见。

才性与史诗：风格论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作家研究形成了一种以历史背景、传记和思想艺术分析三分天下的固定格式，即简要概括历史背景和作家（诗人）生平，然后将作家（诗人）作品进行分类，分别分析其思想艺术特点。这种研究方法自有其条理性，但往往不能使人感受到作家（诗人）的鲜活性，就好像一部机器整体被拆成了七零八落的零件，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一堆堆零件，而非作家（诗人）鲜活的人生和艺术。所以对这种方法的缺憾之处很多人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为研究的条理性计，又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

在对杜甫的诗歌创作研究方面，宇文所安虽然没有开辟出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法，但也有不同以往的特点，他将诗人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和文学语境中去，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以杜甫的生平经历为叙述的基本线条与展开背景，将其一生大致分为早期的杜甫、叛乱时期的经历与创作、远赴秦州和成都、夔州与晚年的杜甫等几个历史阶段，分别考察这几个阶段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变故对其诗歌的影响，以及其诗歌因此而呈现出的突出特征与整体景象。

宇文所安曾通读杜甫的诗文全集，称杜甫为诗坛的天才，如同西方的莎士比亚，他眼中的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标准的罕见巧合”②。杜甫的伟大表现为多样化的才赋与个性，也表现在杜诗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真实和个人历史的真实。

从才性方面来看，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了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③。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集大成的诗人，在于他虚心向以前历代和同时代的诗人学习，正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所说的那样“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杜甫不满当时“好古遗今”以及“务华去实”两种错误倾向，认为不能粗暴地全盘否定六朝文学，而应该对六朝以来的作家进行具体分析：论庾信则强调顾及全人，不因其早期诗风浮靡而忽视其晚年“凌云健笔意纵横”的长处；论“初唐四杰”则说明评价作家应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王杨卢骆当时体”，不能因为他们尚未脱尽齐梁遗风而否定其致力于转变诗风的历史功绩。在继承前人文学遗产方面，他主张广泛吸收前人的创作经验，既坚持“别材伪体”的批判精神，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过程中积累起博大深厚的艺术修养。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有意忽略类型的统一，从未为约定俗成的题材规则所限制，所以其诗歌具有复杂多样性，这不仅是一种整体风格，而且在单篇诗作中，他也能迅速地转换风格和主题，并且能够从风格转换中创造出新的审美标准，以取代以往对诗人情调、外部景象、叙事时间及个人体验的一贯性关注。宇文所安认为“杜甫从惯例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是一种不同的、较深刻的变化”④。总的来说，宇文所安的这一观点是切中肯綮的，但由于他过分注重杜诗中的风格和内容的转换，所以在论述中选取了杜甫的《渼陂行》作为他模仿岑参风格及其“好奇”特点歌行的范例，并将岑参遵守情调一致的要求作为缺点。但实际上说，杜甫的《渼陂行》可能具有创作上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而作为歌行作品比起岑参的创作来说却是差了很多的。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中写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成功地运用了衬托手法，通过渲染飞沙走石，厉风寒雪的恶劣环境，反衬出将士们坚强豪迈的战斗精神。它的节奏急促，变化灵活，读起来也很顺口，给人以慷慨激昂的感觉。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更是歌行体边塞诗中的翘楚之作，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文思开阔，结构缜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而杜甫《渼陂行》中的繁复变化却破坏了诗歌整体风格和整体意象的一致性，特别是全诗结尾处的感叹则类似画蛇添足。

宇文所安论杜甫的学习借鉴方面举出不少例证，但杜甫在写作宫廷诗方面的成就却被他刻意忽略了，也许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应主要突出他的关心民生、抒发远大抱负之作，而宫廷诗可能影响到诗人的声誉，所以不提也罢。因为一说到宫廷诗，人们似乎都没有好感，把它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联系在一起。但唐肃宗乾元元年春，由中书舍人贾至首倡，太子中允王维、右补阙岑参、左拾遗杜甫唱和的早期大明宫诗却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⑤杜甫的这首诗里带出了几分山野的情趣，以及对历史透彻的理解，意境高远。少了一般诗人写宫廷生活所会有的呆板，多了些灵气，而又不减少场面的宏大气势。因此虽然有歌功颂德的嫌疑，但并非朝臣唱和的俗套，而是诗人在大难初夷之时，号召全国，鼓舞士气的应有之举，乃是难得的好诗，特别是在艺术成就方面，堪为宫体诗之绝唱。宇文所安有意忽略杜甫的这方面的创作，不利于全面理解杜诗的“转益多师”。并且在思想上，诗人表现的是乱世中的一种理想，一种信心，是对光明前途的追求与文明昌盛的向往。endprint

杜诗被后代评论家誉为“诗史”，鲁迅有云：“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⑥即是说杜诗贴近现实，这在一些叙述个人经历的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杜甫具有儒家“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一生所作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真实和历史真实，所以陆游读杜诗曾感叹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在宇文所安的研究中，他认为杜诗大多可以精确纪年：“对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反映，其契合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同时代诗人的作品。这种与政治历史的契合，特别是与安禄山叛乱中事件的契合，使杜甫赢得了‘诗史的称号。”⑦宇文所安重点提到诗人作于755年安禄山反叛爆发前期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称之为散漫的自我分析、自我嘲讽和自负傲气的奇妙混合。杜甫从京都长安奔赴奉先县，当在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的十月和十一月之间（这首诗题下原注：“天宝十四载十月初作”）。这一年的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沉溺于逸乐之中，殊不知安禄山叛军已闹得不可开交。其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然而诗人途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作品中，杜甫结合自己的生活，推想到社会群体；从万民的哀乐，来推定一国的兴衰，所以诗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咏怀》、《北征》、“三吏”、“三别”等忧时伤乱的杰作更为人所瞩目。

杜甫忧国忧民的诗作已经被公认为史实之作，而他关于开元盛世的描绘则是别一种史诗。杜甫晚年屡经丧乱，回顾早年胜事，往往感慨系之，“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因此当诗人漂泊流寓夔州时抚今追昔，写下《壮游》、《昔游》、《遣怀》等篇什，于感伤中充满了对盛世辉煌的追忆和向往。《壮游》回忆他“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忆昔》（其二）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回忆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的情况，抚今追昔，一个如此繁盛的社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然衰落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让人无限伤怀。而诗人在开元年间的壮游经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从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游历、交友，而不是像晚年这样为谋生糊口而到处漂泊，像无系之舟一样不知最后在何处停泊。

杜诗的才情和史诗性既体现在前面提到的忧国忧民的诗作中，还表现在家庭诗和寄内、忆内诗中，诗人的这类诗同样具有一种宽容的人性。宇文所安指出，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中，妻子和家庭极少被提及，“而杜甫不仅在古体诗中大量写了他的家庭，如《彭衙行》，而且在律诗中优美地描绘了他的妻子。”如《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借助想象，抒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艺术表现的丰富性：文本论

论及杜诗的艺术成就，宇文所安从文体创造的无比精湛、创造想象的自由实践、二元对立的诗歌结构、题材的拓展、语言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组诗形式的新发展等方面做了探索。

宇文所安指出：“文学史所关注的惯例、标准及其在时间发展中的转变，对于理解杜甫诗歌的作用很有限。”杜甫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独辟蹊径，开拓出了许多新的诗歌领域，如儿子生日、庭树枯死、公务繁杂等许多前人从未入诗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皆有上佳的描述，从而为中唐、特别是北宋诗的广阔范围取材提供了模式。

在宇文所安的研究中，他对杜甫诗作中的“二元对立”结构进行了重点分析，他说杜甫是最早发现悲喜剧力量的中国诗人之一，在悲喜剧对立冲力的结合点上，显示了标志杜甫诗歌复杂性艺术的另一面。杜诗《登高》、《登岳阳楼》等都于前半首写恢弘开阔的景色，而后半首描绘出一个多病愁苦的自我，宏阔的自然与潦倒的个人形成了二元对立，凸显出自身的不幸⑧，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首写“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面对“公然抱茅入竹去”的南村群童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诗人由己及人，暂时把自己的困苦弃置一边，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真切呼唤，形成了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

宇文所安认为组诗是杜甫对诗歌传统的一个重要贡献。杜甫早期所作的《秦州杂诗》尚是单篇作品结合成大致连续的组合体，而到后期写作《秋兴八首》时，各篇之间已经构成了复杂的联系，其主题具有了高度集中性。在这组诗中，杜甫将夔州景象与对朝廷的忆念交织在一起，引出对于时间和诗歌艺术不朽之间的联系的广泛思索。虽然在杜甫之前，将诗篇组合在一起已经形成传统，但“杜甫是第一个充分发展组诗的诗人，在他的组诗中，每一首诗只有放在整组诗的背景里才能显示出完整的意义。这种组诗完美地解决了中国抒情诗的一个中心问题，既能充分展开题目，又不破坏短篇的简洁、密度及强度”⑨。此外，杜甫对题材有较大的创新，超越传统并扩充了现有题材的范围。他对不定场合诗歌的处理等方面也是宇文所安关注的重点。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追究诗歌语言惊人效果的文学宣言。他最富于独创性的文体特征是语言的复杂化，与主题的复杂化相应，宇文所安认为杜甫诗作在较深的文字层次上，复杂多样体现为模糊多义的句法和所指，以及极端矛盾复杂的的旨意。⑩为此他分析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按照一般的理解，“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和初唐四杰除了“清词丽句”之外，更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endprint

宇文所安是英美“新批评”的积极实践者，按照“新批评”的理论观点，要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对诗歌中的词语尤其是中心词的直接意义及所有内涵意义有相当的敏感，揭示词语中的含混、反讽，了解词源知识乃至该词与神话、历史或文学有关的典故，寻找和揭示文本内在的张力，并解释这些张力是怎样围绕文本的中心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而“新批评”理论家威廉·燕卜荪提出含混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在诗歌中尤为突出，含混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它可以使语言活动方式中潜在的意义得到充分的表达，是增强作品表现力的基本手段。他认为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不同，在诗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意的，因此便出现了语义含混的情形。含混有同音异义、一词多义等诸多类型。语言越是凝练、简约，其意义越可能含混，所以诗的语义结构层次特别丰富多样，其意义的多重性应借助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剖析。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宇文所安对“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一句的意思进行了多重阐发，简单的诗句被分解出五六种不同的意义。他认为杜诗语言的复杂在陈述的语言和对句的“联想”语言中模糊多义，有时会达到无法理解的地步。他指出虽然所指对象的不确定性和联系的无限性是律诗较普遍的文本特征，但是，杜甫律诗的模糊多义，特别是他的晚期律诗，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的任何作品。

非个人化：方法论

与诗人传记式分析交织在一起的是宇文所安对杜甫诗歌的“内部研究”，但不同于“新批评”派只注重“文本细读”，不顾及文本之外任何方面的做法，宇文所安的内部研究倾向于将诗人置于文学传统和惯例中来研究和讨论分析，在这一点上，他回归了“新批评”的先驱托马斯·艾略特。

英国诗人、批评家托马斯·艾略特曾提出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其基本内容是：生活与艺术不能等同，它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作家的个人感情经验必须经过非个人化的过程，将个人的情绪转变为宇宙性、艺术性情绪，才能进入文学作品。他的“非个人化”理论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从诗人与传统的关系来看，艾略特认为一首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和其他诗歌之间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在他看来，诗是以往被写下来的所有诗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首诗都处在诗歌传统的有机链条中，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脱离诗的伟大传统而独立存在，具有他的完全意义。第二，诗人创作过程具有非个性化的特点。艾略特认为诗人的创作不是表现个性，诗人只是艺术表现的特殊工具，种种的印象和经验借助于诗人的心灵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组合则形成了诗。第三，诗歌表现情感具有非个人化的特点。诗的好坏并不在于诗人的感情，不在于其个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

宇文所安在对杜诗的研究中较为娴熟地从前两层意义运用了“非个人化”的理论。他指出杜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杜甫既不屈从也不避开传统，而是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因此在杜甫的诗歌创作后面隐含着各种各样的诗歌传统，如咏物传统、抒情传统。杜甫的《彭衙行》中描写对妻子的思念时，借用并重新组合了此前诗歌主题传统中许多的元素和惯例：思人的反应、宫女后妃程式化的角色描写、友人或情人的别离，杜甫将所有这一切的陈旧的元素与创作传统在妻子这一主题下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感情与创作模式，“从这种陈套化的传统中，杜甫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动人地、自然地抒写了夫妻情爱。”因此，杜诗不是传统的简单的模仿或组合，特别是三十岁以后的杜甫已经不是初学的诗人，而是充分成熟的诗人，体现了稳定的笔调和鲜明的个人声音，“老去诗篇浑谩兴”。正如宇文所安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传统文学理论的回响之外，诗歌的性质成为杜甫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文学传统的不断发展就在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如同你在观赏风景时你自己有时也会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一样，一个诗人在成功地继承传统，并通过个人才能将之发展进化之后，他自己也必然会成为后代诗人需要学习借鉴的传统。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很好地继承传统并创立了新的传统，这是宇文所安的杜诗研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自序》（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③④⑦⑨11 12 13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9、210、211、212、247、215、228、237页。

⑤周建国等：《中华文学通览唐五代卷——煌煌唐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2页。

⑥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第20号。

⑧对杜甫形象的这一方面的分析，西南交通大学柏桦教授的《烂醉是生涯——论杜甫的新形像》一文曾有所论述。

⑩这一观点见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8-249页的相关论述中。

14 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london，1947，4.

15托·斯·艾略特著：《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作者简介：

张宪军（1968— ），男，河北省故城县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中外文论。endprint

山花2014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