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洪波：伊犁地名史源学的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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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犁地名在新疆地名谱系中最具特色，学界对伊犁地名有过许多研究。拟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伊犁地名系统构建成果为起点，对近年学界有关伊犁地名的研究，特别是在伊犁地名史源学的探索为重点，进行评述。

关键词：伊犁地名；地名迷宫现象；地名史源学；探索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文化形态，是某一区域历史文化中最具本土地方特色的成分。地名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没有地名，人类社会将是无法认识的混沌世界。“行万里路”，将是一句空话。在现代社会，地名的社会功能有了极大的扩展，诚如我国著名地名学家曾世英所言：地名涉及国家尊严、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研究地名及地名学，探其义，知其理，明其功，作用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名事业取得了巨大成果，地名研究已成显学，成果斐然。

西域新疆地名，向为学界所关注。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著名历史学家冯承钧就撰著《西域地名》，引起学界重视。新世纪以来，新疆著名地方志学者钟兴麒先生以多年的学术积累，完成了《西域地名考录》这一近百万言巨著。此外，新疆学者牛汝辰、牛汝极等对新疆地名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当然，新疆地名工作成果中，最重要的数新疆各县市《地名图志》的出版，这是新疆地名谱系构建的里程碑。

新疆地名谱系中，伊犁地名最具特色。伊犁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地方，地名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民族色彩鲜明浓郁；且伊犁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区，在地名上也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伊犁地方历史上多次主体民族的更替，形成地名多语种共存的特色，既有古代历史民族语地名，还有现代民族语，如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汉语、锡伯语等地名，甚至出现不少多民族复合语地名，表现了伊犁地名的多样性、多民族性和历史厚重性等构成特点。

一

伊犁地名沿革

伊犁地名的形成，可上溯至汉、唐，以及元、明、清代和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中形成的地名，与其主体民族的历史活动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古代民族语（印欧语、突厥语）地名层、蒙古语地名层和近现代汉语为主多语并存地名层现象。

汉、唐以前，古代民族语地名，仅有少数留存，如《汉书》中的伊列，《唐书》中的伊丽，《突厥语大词典》的伊拉，其语源已很难考证；但仍有不少古突厥语地名至今沿用，如纳喇特（那拉提）、崆吉斯（巩乃斯）、阿尔斯朗、木扎尔特等。一些至今留存的少数外来语地名，如潘津（波斯语，意为“五水”，指附近有五条溪流）等，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的留存。

元、明时期，是蒙古语地名形成期。目前涵盖较大地域的伊犁地名中，有许多是蒙古语地名，如固尔札、阿里木图、特克斯、尼勒克、霍尔果斯等。不少突厥语地名此时被蒙古语地名所取代，如苏特库勒（乳海），改称察罕赛剌木淖尔（蒙古语，意为白净湖），今简称赛里木湖；唐代称为热海的伊塞克湖，蒙古语称为“特穆尔图淖尔”，意为有铁的湖（清代文献也称图斯淖尔，即盐湖）等等。伊犁蒙古语地名在许多历史文献中有丰富记载，如《雷纳特地图》，据历史记载，该图为伊犁珲台吉噶尔丹策凌亲手绘制，后送给了有功战俘瑞典军官雷纳特，今藏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雷纳特地图》238个地名中，除历史上的伊犁西路和新疆其他地区的众多地名外，仅伊犁地名就有：特克斯、察罕乌苏（今昭苏的阿克苏）、阿圭雅斯、莫力台（莫云台）、特里克（科克铁热克）、果尔特（却拉克铁热克河）、库克乌苏（科克苏）、济尔噶朗（河，今巩留县境）、赛音博尔齐（伊什克里克山）、阿塔（阿腾套山）、察布察尔、海努克、霍诺海、伊犁、萨穆勒（萨玛勒河）、霍尔果斯、开根（格根山）、察罕乌苏（今霍城清水河）、塔勒奇、乌琥尔里克（今霍城水定）、烘郭尔（今伊宁铁厂沟前山）、阿里木图（河）、固尔札、济尔噶朗（河，今伊宁县境）、喀什（河）、阿布喇勒（山）、额林哈毕尔噶（山）、空格斯（巩乃斯）、珠勒都斯等。伊犁蒙古达什达瓦《祭地文》中，也有许多伊犁地名，如伊犁、喀什、崆吉斯、特烈克、汗腾格里、格登、雅马图等60多个地名。

清代是伊犁现代地名形成的重要时期，这里要特别指出，清乾隆帝弘历对伊犁地名形成曾起到过特殊作用。弘历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力排众议，皇纲独揽，决定出兵西域，初定伊犁，完成西北边疆的统一。次年二月，传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伊犁一带，测量晷度，并令绘制地图，将所有山川地名考察纂录进呈，经7年之久，纂成《西域图志》48卷，凡疆域、山川、官制、兵防、贡赋等，均考古证今，备录详载，为西域新疆首部史地典籍，至今仍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弘历素晓民族语文，深知西域地名来自民族语言，仅译其音，不究其意，不免“粤问而燕答，鲁鱼亥豕之纷”，故又传谕命编纂《西域同文志》，并特亲加指点，“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使一地一名，而六种文字全备。该书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曾由武英殿刻印，“自是之后，统以新证之名为指南”，对西域新疆地名的规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弘历还是历代帝王中，唯一对伊犁地名有直接举意创造之人。“伊犁九城”之起名，除塔勒奇城外，城名和城门之名，都是弘历“钦定赐名”。惠远、惠宁、绥定、拱辰、瞻德、广仁、宁远、熙春这些城市地名，是伊犁地方历史上首次之创制。至今，惠远一名仍继续使用。今日伊犁首府“伊宁”之名，也还有弘历造意的深刻痕迹。盖“伊宁”之名，公认取自“伊犁”“宁远”两个地名的首字，是典型的派生地名。一般人均以为是汉字地名，其实这是典型的民族混合双语地名。因“伊犁”这地名，是古代伊犁民族语之弘历“钦定”译音，“宁远”是取代初始“安远”之地名。因此，伊宁这一地名还是弘历的创造。这一创造，开启了伊犁地名官方命名的先河。

乾隆收复伊犁后，为了巩固开发西北边疆，由政府大举安排各民族移民伊犁，屯垦戍边，移民实边。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至三十三年（1768），从南疆的阿克苏、叶尔羌、乌什、喀什、和阗、拜城、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迁移维吾尔族农户至伊犁共计“六千四百零六户，二万三百五十六口”；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五年（1770），由热河、凉州、庄浪、西安等地移迁满族军民共6586户，大小27092人至伊犁；乾隆二十九年（1764）起，清廷从东北盛京等十三城移迁锡伯族军民4030人至伊犁，同时，还从黑龙江迁移索伦（鄂温克）、达呼尔官兵民众共大小3263人至伊犁；此外，还有许多内地汉族、回族移民分别以绿营兵、商贾民人和遣犯等身份移迁伊犁。哈萨克族向伊犁东路移民，始于伊犁光复以后，光绪八年（1882），首批哈萨克乃曼的黑宰、阿勒班两部约3000余户迁居伊犁。总之，清代各族人民移入伊犁，开始形成各族人民共处伊犁的新格局。随之，汉语、维吾尔语、锡伯语、哈萨克语地名逐步取代蒙古语地名，形成多语种地名并存的新局面。著名史地学家徐松在伊犁撰写的《西域水道记》等著作中，记录了当时的伊犁地名近千条。这是十分宝贵的地名历史文献。

清季，随着新疆建省，推行郡县制度，伊犁开始出现县级地名，即绥定、宁远，皆为县治所在之旧城名转换而来。

总之，随着清代伊犁多民族移民社会的形成，伊犁地名完成从以蒙古语地名为主，变为多民族语种地名并存的转型。地名分布与民族居地分布大致平行，其特征是：伊犁各城及其附近，汉语地名占有优势；牧业广大地区，以蒙古语、哈萨克语地名为主；锡伯语地名主要分布在伊犁河南岸原锡伯营驻地；维吾尔语地名，在伊犁地名中数量多、分布广，主要在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原清代回屯的各屯区农村。兹以伊宁县为例：头于孜、克伯克、托和拉卡、开弭、亥买、哈的尔、买卖雅尔、沙底克、布拉把什、托古斯塔拉、毛拉托古大、百什稳、日出温、托和吉、思拉木、阿布拉什、多拉、巴依图海、买卖提敏、阿哈台、胡大乎立、波罗吉、阿卡密、阿莫尼牙子、阿拉博斯、呼鲁斯台、萨哈、萨木萨克、白罗恺、阿通、哈山、买卖苏皮、哈底玉其温、苏鲁塘、哈什、阿托克、苏蒲台、合拱极、雅乐齐斯、坎圩子、恰博恰、海努克、下加孚斯台、上加孚斯台、胎美特、城盘子、巴彦岱、巴彦岱二三段、达达木图、潘津、吐鲁番、肉则买提、吉尔格朗、五工、哈里登、绰络海。这些清代文献中留载的地名，至今仍然在通行。

民国时期，伊犁地名最重要的创置是县级地名的形成。伊犁由伊犁府辖宁远县、绥定县的辖境内，先后设置了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宁西、霍尔果斯等县（当时伊犁专区辖境内尚包括精河、博乐、温泉三个县，现已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管辖，其地名之沿革本文略去不论），兹分述如下：

伊宁县。清季初设时称宁远县，是沿袭县治所在地宁远城而得名，而宁远城之名，为乾隆帝弘历于1762年“钦赐”的，曰安远。寓远方安宁之意，旋改称宁远。笔者猜测，宁远这一地名，或惠宁、惠远两座满城名字的后两字衍生而合成。民国三年（1914），宁远县因与山西、奉天、甘肃、湖南省的宁远县重名而改称伊宁县，盖取“伊犁”“宁远”之首字而派生合成。这种取某地名的一端派生合成新地名的做法，后来为伊犁地区内一些县汉文命名时所沿用。

绥定县。清季，绥定县是伊犁府的附郭县，县名沿袭当时府治和县治所在绥定城而得名。地名绥定，一直沿用至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绥定改名水定。

霍城县。民国三年（1914）六月九日，国民政府内务部据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为巩固伊犁西部边防提出设县之请求，正式批准从绥定县析置霍尔果斯县，治所在清代九城之一的拱宸城。“拱宸城者，即和尔郭斯城也。”该城地近伊犁中俄西部界河霍尔果斯，因水得名，开伊犁县级地名因水定名的先例。霍尔果斯河在《西域同文志》卷五中写作和尔郭斯郭勒，称：“和尔郭斯郭勒，准语，谓畜牧地，滨河宜牧，故名。”霍城是霍尔果斯县的简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约定俗成地通用。如民国九年六月，霍尔果斯县知事廖振鸿给省长杨增新的呈电中称：“霍城昨来俄败兵两起······”。正式更改霍尔果斯县为霍城县，据称是在1947年，但无文献证据。

巩留县。民国十九年（1930）从伊宁县析置，但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日期是1932年3月24日。初始时，其辖境含今新源、尼勒克、昭苏、特克斯等县及察布查尔、伊宁县的一部分。这片地域当时汉文译为“巩固斯托古斯塔留”，其意为县境内有巩固斯河流域等被称为“九源”的广大地区，在汉文县名规范时，取其首尾两字简称巩留。一些读物中称县名寓“巩固长留”之意，是没有根据的后人附会之词。可见，巩留这个地名，是民族语汉文译写复合地名。巩留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伊犁最大辖境的县，此后从中又析置有巩哈、新源、特克斯、昭苏等县。

特克斯县。民国二十年（1931），特克斯设治局从巩留县析置，辖今特克斯、昭苏两县之地域。民国二十六年（1937）2月24日，伊犁屯垦使兼中将警备司令邱宗浚和伊犁行政长陈德立据新疆省政府第224次委员会会议决议联名发出通令，从3月1日起，特克斯设治局改设为县，定名特克斯县，特克斯县因水得名。特克斯河在元明时期译称忒哥河，事见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许国桢《伊犁府乡土志》和《中俄伊犁条约》中称帖克斯河；《西域同文志》卷五云：“特克斯郭勒，准语，野山羊地，滨河多此，故名”。徐松《西域水道记》据此编入，后为各家所沿用。民国三十二年成稿的《特克斯县志》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称：特克斯者，音译蒙古语，即平原旷野水源纵横之谓也。《特克斯县地名图志》谓：特克斯，系突厥语，为野山羊之地之意。《昭苏县地名图志》则称：特克斯，系突厥语，为平川、山口平地之意。

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8日，新疆督办盛世才发出电令，撤销伊犁屯垦使署及其管辖的伊犁锡伯营、索伦营、额鲁特营和察哈尔营；1月14日，伊犁使邱宗浚提出伊犁“四营”改制方案，获准；随即宣布成立河南、昭苏、巩哈等设治局。不久，这些设治局均升格为县。

河南县。其辖区在原锡伯营屯垦区内，治所在依拉齐牛录（今爱新舍里镇）。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1日，河南县正式成立。河南县名是根据邱宗浚之命，因辖区位于伊犁河之南岸而得名，又因县名与河南省重名，1944年5月4日又改名宁西县。当时伊犁专署代专员乔根宣布改名通知中称：宁西县“取该县位于伊宁之西，而且含安宁西边之意”。

巩哈县。其辖区从伊宁县和巩留县析置，治所泥勒海（今尼勒克镇）。1939年6月1日，由原设治局升格为县。巩哈县名，伊犁屯垦使邱宗浚的决定理由是：“巩固斯、哈什河两处与焉耆、库车对峙，壤地相接有数百公里，距伊宁有六七百里之远，为南北交通孔道，地方重要，物产丰富，有设治之需要与可能，兹将巩固斯与哈什河并设一设治局，定名巩哈设治局，该局地址在泥勒海”。可见，该县名是因水得名。它的地名构成和巩留县地名一样，是民族语汉译复合地名。

昭苏县。其辖区从特克斯县析置，原为额鲁特营左翼牧地，属上三旗，有六苏木（苏木，蒙语，原意为“箭”，为蒙古八旗一级单位之称），1942年5月10日，昭苏设治局升格为县，治所在今昭苏镇，该地建有圣佑寺庙，俗称喇嘛昭。《昭苏县地名图志》称，昭苏其名来源于喇嘛昭的昭字和六苏木的苏字，合璧而成。当年，伊犁屯垦使邱宗浚为昭苏定名的上呈电文是这样说的：额鲁特营所辖有喇嘛昭六苏木，该设治局即定名为昭苏设治局，兼寓政府领导民众共上光明清醒络经之意。可见，昭苏这一地名的定名本意，还是比较正面健康的。

新源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1日），巩固斯设治局从巩留、巩哈县析置，旋又改称恰克满设治局，治所塔里地。1941年夏，恰克满设治局“由塔里地移至伯什土比新街市办公”。1942年5月9日，伊犁行政长李建唐发布《关于恰克满设治局改为新源设治局的通令》称：“窃查恰克满设治局按维语恰克满三字为大布，意义殊不相宜······将该局改名为新源设治局。”1946年10月，撤新源设治局建新源县。至此，伊犁地区县级地名全部形成。

地名新源与水相关，寓意为“新的水源”或“新开拓的源野”，因境内有一条著名的巩乃斯河而定名。巩乃斯地名历代史籍多有记载，汉文音译有孔葛斯、空格斯、控克斯、巩固斯等，民国时期始规范译为巩乃斯。巩乃斯地名的语源，多数学者认为属突厥语，后来被蒙古语、哈萨克语整合而成，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西域图文志》卷五云：空格斯郭勒。回语，踏地有声也，滨河之地，行踪响应，故名。《西域水道记》沿用其说。《新源县地名图志》云：巩乃斯，哈萨克语释为向阳的意思。与新源相邻的《和静县志》称：巩乃斯，蒙古语，绿色的谷地之意。

伊犁县级地名存在汉语和民族语两种名称并存使用现象，即汉文法定地名和民族语约定俗成地名共生共存。如伊宁，民族语称固勒札；昭苏，民族语称蒙古库热；巩留，民族语称托古斯塔拉；巩哈，民族称尼里海；霍城，民族语称霍尔果斯；新源，民族语称巩乃斯等等。1944—1949年，伊犁“三区政府”实际管理期间，伊犁县级汉文名称曾一度宣布废用，全部使用民族语，宁西县改称“苏木尔”县，特克斯县改称“克孜勒库热”县。清代“伊犁九城”也有两种名称共存使用现象。如宁远城，民族语称固尔扎城；惠宁城，民族语称巴燕岱城；惠远城，民族语称库热城；广仁城，蒙古语称乌克尔博罗素克，汉语俗称芦草沟；熙春城，民族语俗称喀喇布拉克或城盘子等等。有些小地名，也有双语共存使用现象，如伊宁人民公园，汉语俗称西公园，民族语则称王尕德尔巴格。总之，一地双语并存使用，是伊犁地名的一个特色。

随着伊犁地名系统的逐步形成，地域中心地名词亦开始逐步固化。自清代开始，伊犁这个地名就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区域中心首府的通用地名。乾隆朝清廷收复伊犁之初，伊犁将军暂驻衙乌哈尔里城（即绥定城，今水定镇），该城亦称为伊犁。乾隆三十年闰二月（1765年4月），惠远城工竣，伊犁将军府迁入，惠远城就同时被称为“伊犁大城”，清代史籍图书如《钦定新疆识略》等均标明惠远城为伊犁。在清代，俄国人也称惠远城为伊犁或固尔扎城。如M·A·捷列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称：“在1764年（原文如此——引者）设伊犁将军府，建伊犁城（固尔扎），又名惠远城”。但作者在叙述1871年5月3日开始俄军入侵伊犁地区的情况时，又把伊犁苏丹的大本营宁远城称作“伊犁城”。他写道：“6月22日，早晨8时，部队开始行进至距伊犁城五俄里的城盘子村······午后二时，科尔帕科夫斯基带着部队胜利入城······整个出征自5月3日······到6月22日，即占领伊犁城之日止，总共延续了50天”。俄国侵华急先锋伊·费·巴布科夫在其《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在征服了准噶尔人后，中国人······在伊犁河上准噶尔汗木棚所在之处，建立了惠远城或伊犁城（现时的固尔扎城）”。巴布科夫还把伊犁将军称作“固尔札将军”。1893年，今惠远城建成后，先后有伊犁将军及民国的镇边使、伊犁镇守使、伊犁屯垦使入驻设衙，仍通称伊犁（民族语称库热）。清季民初，宁远城（今伊宁，民族语称固尔札）为伊塔道、伊犁道公署驻地；迨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伊犁行政长公署驻地；随后，伊犁屯垦使署、伊犁警备司令部等权重机构自惠远城迁入伊宁城，伊宁成为伊犁地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宁城遂又别称伊犁。新中国成立后，伊宁曾是伊犁专区、伊犁地区的首府，也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故至今伊宁市仍俗称为伊犁，民族语则称为固尔札。伊宁、伊犁、固尔扎遂成为今日伊犁区域中心地名词。

二

现代伊犁地名系统的构建

新中国建立后，伊犁地名终于走过了自生自灭的自然发展历史阶段，逐步建立了今日完整的地名系统，地名事业也日益发展繁盛。

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对伊犁地名进行了必要的整顿。首先，恢复了伊犁县级地名的汉文称谓，废用苏木尔县，恢复宁西县；废用泥里海县，恢复巩哈县；废用克孜勒库热县，恢复特克斯县。1953年，巩哈县改名为尼勒克县，因境内尼勒克河、山得名，此系蒙古语“婴儿”之谓。1954年3月17日，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废用宁西县名，县名简称察布查尔县，是县境内有一条锡伯族人民开挖的察布查尔大渠而得名。

建国后，伊犁唯一新建县级地名是伊宁市。1952年，以原伊宁城为基础，从伊宁县析出建伊宁市（伊宁县治所于1957年迁往吉里于孜镇），初建时仅有五区、二乡、四十三街；1975年，又将伊宁县的巴彦岱公社划入；200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伊宁县达达木图乡和潘津乡划入；新近，市南侧伊犁河滨，原察布查尔县奶牛场辖境又划入，成为伊宁市南岸新区，是伊犁自治州直辖县市中区域变化最多、面积扩展最大的地方。伊宁市地名和伊宁县地名是同一祖源，其民族语称呼亦同一名称为固尔札，这也算是一个特点。此外，1965年，绥定（县镇）地名改为水定；1966年，水定县与霍城县合并，撤销水定县的建置，县名霍城，治所在水定镇。至此，当代伊犁地区的县市级地名最后定型。

现当代伊犁地名数量增长中，最突出的是屯垦地名的增长，即新疆兵团农垦系统辖区的地名新创，约占今伊犁地名的5%左右。在察布查尔县，共计地名1042条，农垦团场地名168条，占15%左右。这些农垦地名和清代伊犁营屯、旗屯等同类地名相似，都是以部队番号作为地名。对此，笔者曾撰文介绍指出：“这些兵团农垦系统单位按人民解放军的番号（从60团到77团以及所属连队）为地名的独特现象，这是一个创举。”屯垦地名，有的是某个地域或地片的首次命名，有的则是取代旧地名，甚至取代一些著名的历史地名。如伊犁九城之一的拱宸城，即霍尔果斯城，今日已称为62团，其旧称霍尔果斯地名则移至旧称为尼堪卡口岸的地方。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伊犁地名工作由无序走向规范化。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的公社、大队普遍改变历史上通行的地名，使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化新词，如红旗、火箭、东方红、反修等，各地重复使用，甚至用顺序编号称呼地名（如特克县的六个区，改称为从第一到第六“红旗人民公社”）等混乱现象，全面整顿，坚决废除，恢复使用历史上通行的原地名。对多年来形成的地名存在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音译随意无规、用字不当等现象，初步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1978年，伊犁地区首次进行地名普查摸底，伊犁八县一市初步收录地名2390余条，其中有哈萨克语地名682条，维吾尔语地名372条，蒙古语地名360条，锡伯语地名38条；按地域统计，新源县收录地名224条，尼勒克县375条，特克斯县218条，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55条，伊宁市103条，霍城县436条，伊宁县284条，巩留县225条，昭苏县270条。

1983年5月，伊犁地区召开首次地名普查工作会议，决定开展地名普查的补充调查工作，各县市陆续成立了地名工作机构，共抽调工作人员300余人，对各地历史沿袭使用的各类地名的地理位置、语别、含义及其相关的经济、文化关系等项内容搜集记载；纠正生僻字、贬义字、多音字；重点调查边境地名、城市街道地名；对生产建设兵团团场、连队及其村镇进行命名等。在此工作过程中，各县市均建立了一套图、表、卡、文等比较完整系统的地名本底资料。1985年，全地区地名普查补查工作结束，共收集地名约12000余条，纠正错误地名300余条，恢复历史地名175条，重新命名207条，整理地名文字10174份，表32套，卡片9877张，地图257幅，照片1186张。

经过地名普查补查，各地在基本掌握地名本底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编纂《地名图志》。1985年，尼勒克县《地名图志》率先出版。随后，特克斯县、察布查尔县、伊宁县、巩留县、昭苏县、新源县《地名图志》亦先后出版。伊宁市、霍城县的《地名图志》也已完稿待印。各县的《地名图志》的内容都以规范内容进行设制，以图、表、照片、文字记叙，一般有概述、行政区划、居民点地名、经济地名（包括工矿企业、商业、建筑、交通、财税金融等地名）、文化地名（包括文体、科技、医疗卫生、名胜古迹等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包括山脉、山峰、山口、河沟、河、泉、湖、草原、地区等地名）、历史地名，以及农垦团场地名等内容。伊犁已出版的7部县级《地名图志》中，共收录地名6332条，其中尼勒克县1171条，特克斯县802条，察布查尔县1045条，伊宁县511条，巩留县808条，昭苏县1003条，新源县992条。

此外，伊犁地区地名办公室还首次出版了《伊犁地区行政区划标准地名图》和《伊犁地区行政区划标准地名录》，该地名录共收地名1208条，其中伊宁市地名138条，伊宁县地名193条，霍城县地名115条，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111条，巩留县地名99条，尼勒克县地名167条，昭苏县地名105条，特克斯县地名99条，新源县地名181条。

1991年以后，伊犁地区又进行了地名建档、设置地名标志、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等项工作。经过补查和资料更新，业内整理统计，全地区共收地名9088条，其中行政区划地名962条，居民点地名2018条，自然地理实体地名2816条，人工建筑物名称494条，党政机关名称494条，专业部门名称1615条，名胜古迹地名145条，兵团系统名称544条；按语种分，哈萨克语地名3346条，汉语地名1498条，维吾尔语地名1239条，蒙古语地名714条，柯尔克孜语地名82条，锡伯语地名402条，突厥语地名77条，混合语地名183条。

综上，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伊犁地名系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基本构建定型。

三

伊犁地名研究的迷宫现象

伊犁各县《地名图志》的出版，历史上第一次对伊犁地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描述并记录在案，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功不可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伊犁第一代地名工作者，都是来自不同行业岗位的非专业人士，他们都是边学边干，属于“自学成才”的类型，由于其知识学养背景不同，在地名的认识、撰述中都会留下不同的印记。如著名地名察布查尔，名响遐迩，《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第105页称，察布查尔一名源于准噶尔蒙古语“恰布恰”山名，因该大渠凿渠于恰布恰山口，大渠建成后，万古荒原顿成粮仓，故锡伯人称此渠为“察布查尔布哈”，锡伯语含有粮仓之意。但该图志的第152页又说，“察布查尔山······准噶尔时期称恰不恰，蒙古语为悬崖地。至清，因开铜矿，得名铜山，后受察布查尔大渠的影响，逐步演变为察布查尔山，锡伯语为粮仓山。同一志书中，上述两样表述中的因果关系却是矛盾的。察布查尔这个地方，在河南县（即今察布查尔县的前身）建立前，是巩留县的辖境，对此地名的解释，《巩留县地名图志》第54页云：“察布查尔，《西域水道记》又作察布察尔，清代文献也作恰布恰。察布查尔是蒙古语，意为切挖的凹地”。在地名特克斯的含义解释上，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存在。《特克斯县地名图志》谓：特克斯系突厥语，为野山羊之地之意。而《昭苏县地名图志》则称：特克斯，系突厥语，为平川、山口平地之意。两者大相径庭。这种“法定地名工具书”之争，使人如坠迷宫，笔者对此戏称为“伊犁地名迷宫”现象。

伊犁地名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多种民族语言的构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异常复杂的知识系统，称其为“地名迷宫”也许是恰当的说法。近年来，不少伊犁地名研究者，沉陷“迷宫”而不能自拔，形成众说纷纭的热闹景致。

上世纪末，伊宁县地名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伊宁县地名志》。初闻该书出版信息，颇令人兴奋，因为这是伊犁地区地名志书的首制，但阅后笔者深感失望。且不说这本志书的体例混乱，严重“越境而书”，正文中塞进大量商业广告，甚至选登法国卢梭语录“社会是书，事实就是教材”、苏联诗人马雅柯夫斯基诗句“我赞美祖国的现在，我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未来”这些和志书风马牛不相及的莫明其妙的文字，现仅就有关地名的谬误内容选引两例，看看主编是何等地陷入“伊犁地名迷宫”的。

其一，该书第14页称，“明末清初，准噶尔崛起，称雄天山南北，在伊犁河北岸建固勒札都冈（俗称金顶寺，原址在今伊宁市红旗大厦旁，毁于70年代初的‘文革’期间）。”按：金顶寺遗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7年7月4日公布的文化保护单位之一，位于伊宁市东4-5公里处，即今伊宁市花果山上。固尔札庙被毁时间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阿睦尔撤纳叛乱败退时，“及清师再定伊犁，遥望火光烛天，则固尔札庙灾，喇嘛皆焦土，与崇奉喇嘛之憝酋，亦同归于尽矣”。可见，《伊宁县地名志》记载固勒札庙的地址和被毁时间都是错误的，地点差4-5公里，时间差了200多年。很明显，主编者是把今伊宁市红旗大厦斜对面，原苏俄侨裔东干族人士奴拉洪（汉名游华亭）阿克撒卡尔修建的东干清真大寺当作金顶寺了。

其二，该书第36-37页第三章达达木图乡的达达木图村条目中称，该村是“乾隆年间，来自喀什、和田的维吾尔族被安置在此屯田建村，取地名为村名，沿用至今。1768年曾设‘卡伦’一处（见《新疆大事记》第97页）”。按：清代回屯达达木图的创设，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是乾隆据伊犁将军保宁的奏请批准成立的，其地不在今伊宁市的达达木图，而在“伊犁西南达尔达木图”。关于达达木图卡伦，“乾隆五十四年（1789）建，为移设卡伦，由锡伯营分管。光绪八年（1882）被划入俄境，为前苏联达尔达姆特”。《伊宁县地名志》把今外国的同名地名张冠李戴，强加在今伊宁市达达木图村上，这是“伊犁地名迷宫”失误的典型例子。但这失误的后果是谬说流传。新疆地名委员会的解玉忠先生（也是《伊宁县地名志》署名顾问）将上述志书内容全部移植到他著的《地名中的新疆》一书中。

有关伊犁地名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偶见于各种期刊。其中，广东商学院人文广播学院杨凌教授曾刊发过两篇论文，即《新疆伊犁地区地名中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积淀》和《试析新疆伊犁地区地名文化》，对伊犁地区地名使用现状、伊犁地区地名的多民族语言积淀、伊犁地区地名含义、命名特点、地名性质（包括考古学性质、语言学性质和特点、民族学性质和文化特征等）等广泛内容进行叙述和分析。这是近年来，对伊犁地名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一次学术梳理的文章。作者认为：“新疆伊犁地区地名繁多，研究其命名特点和性质，可对地名所传承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民族语言管窥一斑”，作者希望“通过对新疆伊犁地名的不完全统计，分析其语言积淀和文化内容，说明地名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可见，作者的立意是很有学术高度的。作者的“文章资料来自本课题组2005年7、8月在伊犁地区考察一个多月的资料”，很可能没有机会阅读伊犁地区的有关史志书籍和地名资料（如各县的《地名图志》），文章中出现了许多伊犁地名历史、民族、语言学方面的低级错误，这是外地学者进行短期考察后撰文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这也是“伊犁地名迷宫”现象的又一特例。考虑到该组文章已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秉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列举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就教于作者和方家、广大读者。

其一，历史时空错位。文章提到“建国后以政府行为命名的市、县级地名”中，除伊宁市、尼勒克县、察布查尔县，系建国后命名或重新命名县市地名外，其他如伊宁县、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特克斯、昭苏县等都是在民国时期已被官方正式命名的，这种时间的差异是不可混同的，如伊宁县地名和伊宁市地名的命名时间相差几乎半个世纪。文章在叙述固尔札地名的由来时，称“这个固勒札盘羊金顶喇嘛庙经历了千年”的说法，不正确地过分夸大，因为它只存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文章说 惠远在“公元1763年，康熙皇帝亲赐其名（惠远），意为‘清皇恩德惠及远方’”。这又是一个低级错误。众所周知，惠远城是乾隆朝期间收复伊犁后才兴建的，康熙皇帝玄烨驾崩于1722年12月20日，惠远城建成于1764年，此时玄烨已死去42年。“惠远”这一城名是康熙的孙子乾隆弘历“钦赐”的。文 章说，“1934年，盛世才执掌新疆大权后，提出建制县、乡两级政府方案，而且很看好新源的自然环境。1939年，时任伊犁行政长官的刘斌受命来到巩乃斯落实盛世才提出的方案，才在别斯托别（今新源县粮食局一带）附近栽桩奠基，筹划建立别斯托别牧业村，这就是当时隶属尼勒克县最早的新源县的雏形”。这段文字的全部内容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首先，文章提到的东北军将领曾任伊犁屯垦使和伊犁警备司令的刘斌，已于1937年被盛世才罗织的所谓的“阴谋暴动案”被捕入狱（后被处决），1939年的伊犁行政长是姚雄。其次，1939年7月1日，巩固斯恰克满设治局（即新源县的前身）才成立，暂驻塔里地村，后才迁至别斯托别。当时该设治局的辖境大部分是从巩留县析出的，部分辖区才从巩哈县（当时还没有尼勒克县这个地名）划给。文章还提到，“昭苏县原名蒙古勒库热（蒙古神佑庙或蒙古喇嘛庙）。因十三世纪察哈台统治时期在此修建蒙古神佑庙而得名”。事实全错。按：昭苏的喇嘛庙，汉语称圣佑庙（神佑庙是伪地名），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6），时间差了七百多年。

其二，地名含义错解。文章说，“巩留县，取巩固新政权之意”，“昭苏县，取紧邻原苏联之意”，这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断。这些县名的含义，因前文已有解释，兹不赘。又，文章称“塔兰奇（tarantche蒙，当时的蒙古人以此称呼从南疆来此地种麦子的维吾尔族农民）城在今水定镇与三道河镇的中间，已平为农田。”这是谐音讹传伪地名。按：塔勒奇城，是清代“伊犁九城”的首建，乾隆二十六年（1761）建成后，由绿营兵驻扎，与“塔兰奇”毫无语言学关系（塔勒奇，蒙古语，其含义解释见下文），这是汉语读者的误读。汉语塔勒奇与塔兰奇一字之差，但在民族语中，其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决无误读之可能。

其三，伪俗地名的讹传。文章称，“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伊犁地区各县都以自己的论据，争相论证乌孙国就在自己的县辖范围之内”，继而，又争先论证下嫁乌孙国的所谓细君公主墓的地址，“特克斯县认为该县境内的‘姑娘坟’更像细君公主墓；新源县认为矗立在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附近高20米、直径350米的特大土墩最像细君公主墓；昭苏县则认为该县夏特柯尔克孜族乡的古墓最像细君公主墓。2005年6月21日，经伊犁州同意，昭苏县在夏特柯尔克孜族乡高十几米、直径40多米的乌孙古墓前，为细君公主墓举行了揭牌仪式，细君公主墓的纷争由此暂告一段落。”这种根本没有任何考古资料发现为依据，用行政手段认可，人为制造细君公主墓的做法，完全是旅游部门的商业炒作闹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考古工作者和考古部门对此予以认可。对这种炒作，学人最低限度可以保持沉默，以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术斯文。但文章作者竟认为“至此，乌孙国这个有名无实的地名，从此有了天地见证的实物。”话说到这个份上，夫复何言！

前述塔勒奇地名问题，伊犁作者晏海发先生撰文《从伊犁地名看历史上移民开发》论证认为，准噶尔浑台吉当年的开发中心，就在“今霍城县三道河乡及其周边地区，即在清代伊犁九城之一的塔勒奇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至今在该区仍有准噶尔时古堡废弃遗址。伊犁地区霍城一带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仍称这里为浑塔吉或塔己，而回、汉族称‘塔尔吉’。清文献和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第一次记为塔勒奇城，又将霍城县境一段北天山称之塔勒奇山。清时，又在该山道设塔尔奇阿曼驿（即今果子沟头台）。不管是塔勒奇城，或以此命名的山、驿，都是珲台吉之音转，都是准噶尔时期珲台吉领地的称谓。长期以来，人们对塔勒奇名称由来，众说纷纭，苦苦思索，而不得要领，因为清代学者不懂民族语言，加之汉字译写错误，造成讹音改变地名，给后人造成历史性舛误”。

对晏海发先生关于塔勒奇地名的看法，笔者提出如下争鸣意见：首先，塔勒奇这个地名，从来就不存在“众说纷纭，苦苦思索，而不得要领”的情况，这是个伪命题。塔勒奇地名，不是“清文献和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第一次记为塔勒奇城”的，塔勒奇地名，至少在准噶尔珲台吉噶尔丹策凌统治伊犁时，就已经被记载在当时的准噶尔地图上。当年，噶尔丹策凌珲台吉为了奖赏被俘的瑞典军官雷纳特在伊犁作出的贡献，曾将自己手绘的准噶尔地图在释放他回欧洲时，作为礼物送给雷纳特，这幅地图后史称为“雷纳特地图”，现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在这张被称为“雷纳特一号地图”上，就有塔勒奇地名。地图绘制者噶尔丹策凌珲台吉是决不可能把自己的王号作为地名讹写成塔勒奇写在地图上的。塔勒奇是一个古老的蒙古地名，是山、水地理名称，在清代文献如《西域同文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都有清楚的记载。塔勒奇鄂拉（山），还被当作名山享有岁祭之荣耀，并专门撰有“岁祭塔勒奇鄂拉文”，文曰：“······南屏拱抱，沿山之鄂博星罗。北渚回环，傍水之谟多锦簇。源泉有本，开一鉴于峰头。烟火相望，耸孤城于遥岸。形势冠诸绝域，典物锡以隆文······”对塔勒奇山、水、城之赞美，堪称极致。因此，说塔勒奇地名“因为清代学者不懂民族语言，加之汉字译写错误，造成讹音改变地名，给后人造成历史性的舛误”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当年撰写《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的学者，都是乾隆朝当代精英人物，《西域同文志》同时用满文、汉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维吾尔文注音，说他们“不懂民族语言”，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清代修建的塔勒奇城的名称是因山、水而得名，这是清代伊犁九城中，修建最早，规模小，唯一没有被乾隆皇帝“钦赐”地名的城堡。

塔勒奇这地名，在俄国文献上也是早有其名。早在18世纪，俄国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温科夫斯基大尉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塔勒奇地名的记录。他曾于1722年11月12日渡过博尔塔拉河，16日到达赛里木湖边，17日又顺着一条叫塔勒奇的小河向西南行进了6小时。他把塔勒奇地名用俄文记录为Талки。塔勒奇俄文译名，在俄国学者M·A·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第二卷的地名索引中也有记载。可见，俄国人对塔勒奇这一地名是很熟悉的。

总之，塔勒奇是伊犁的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著名地名，《西域同文志》说：塔勒奇，准语，谓刷木器，本岭名，又名其河也。钟兴麒先生在其巨作《西域地名考录》中考释说：塔勒奇，为托忒蒙古语，柳树之意。冯志文等编著的《西域地名词典》对此有四条记载：其一，塔尔吉，村镇名。霍城县三道河子乡人民政府驻地，维吾尔语，意为“狭窄”，地形狭窄，故名。清代伊犁九城之一。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建塔勒奇城。其二，塔勒奇城，位于霍城县城西约5公里的三道河乡塔勒奇村内，西邻塔勒奇河，北约2公里处为磨河古城······据《清实录》载，该城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山为名，称塔勒奇城，为守备驻地。系清代伊犁九城之一。塔勒奇城毁于1871年沙俄出兵入侵伊犁的战火之中。其三，塔勒奇城，清代城名。《西域图志》塔勒奇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筑城驻兵，为当时伊犁九城之一。故址在今霍城县西北。其四，塔勒奇山，清代山名。今新疆伊宁市北部之科古琴山。该词典的编著者如此重复设置条目，不嫌麻烦，是何用意，不得而知，今抄于此，为读者备忘增识也。

四

迷宫的探索者

“伊犁地名迷宫”现象或许是历史的吊诡。“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人们在苦苦地思索着。我们的祖先既然留下了地名这个印记，我们总会找到走出迷宫的办法。

苏联地名学家A·波波夫说，“地名研究应建立在历史、语言、地理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全部综合的基础上”。前述“伊犁地名迷宫”现象说明，经过大规模普查之后，对目前已获得的伊犁地名材料，进行地名史源学的探索已成为当前学界的迫切要求与呼唤。

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为，按照我国地名学者孙冬虎先生的说法，“地名史源学的探索并不局限于如何鉴别与地名相关的史料，还应解决如何寻找史料、运用史料的途径与方法问题。追根寻源是为了依据文献资料与实际调查所得，深入挖掘地名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地名要素的本源；正本清源，是为了纠正各类文献可能存在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错误记载，消除俗语源与伪词源对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影响”。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敢于走进伊犁地名迷宫的探索者姜付炬先生。近年来，姜付炬先生开启了他的伊犁地名史源学的学术旅程，从2009年起，撰写了许多有关伊犁地名史源学探索的系列文章，刊发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伊犁研究”栏目中，这些文章，现已收载《伊犁古今地名论札》一书中。我作为“伊犁研究”栏目主持人，有幸成为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经历了惊喜、意外、欣赏、叹服以及意犹未尽、些许遗憾等等全滋味感受。

姜付炬先生以写小说闻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防疫》《巴拉提换脑记》等曾震动新疆文坛！退休蛰伏数年，潜心学术，网上下载历史资料近万种。前述这些刊发的文字，是他多年学术积累的厚积薄发。作者以其敏锐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训诂学等等文献资料和长期在伊犁工作生活中积累的现场感悟，对伊犁主要地名进行了认真的史源学的探索梳理，把伊犁地名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探索中，独具慧眼，发人所未言，是一大亮点。如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伊犁历史地名蛰失蜜城、也里虔城等，姜付炬先生以大量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资料，进行科学的地名考证，得出了新的解读。《新唐书》卷40地理志中，“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这条资料，尽人皆知，但从未有人对“蛰失蜜城”的地名含义作过考证和解读。姜付炬先生从语言学入手，以历史、地理、植物学的多种文献资料佐证，令人信服地推理考证，解读了唐代伊犁蛰失蜜城的地名密码，指出蛰失蜜城是“波斯语yasmin，阿拉伯语同，英语jasmine，维吾尔语yasmin，哈萨克语jasmin，汉唐传入我国后称其为耶悉茗、耶悉弭或野悉密”译名固化而成的。元代伊犁河南岸的“也里虔”城，论者一般均认为是伊犁城、益离城等的同音异译。笔者对我国著名史地学家岑仲勉先生据《耶律希亮神道碑》的记载，考证也里虔就是伊犁城的说法，曾撰文赞同，这一观点一度似乎成为伊犁学界的公论。但姜付炬先生从《元史·耶律希亮传》和《耶律希亮神道碑》记载中发现了差异，用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充分资料，否定了“也里虔”就是伊犁城的说法，提出“也里虔”是契丹语“夷离堇”的同音异译，即“也里虔城”是“大王城”之意。

姜付炬先生是中华文化的浸染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迁居伊犁的第一代汉文化移民，他的这种文化背景在伊犁地名研究中也留下了痕迹。

伊犁的多元文化，是在中华文化影响交融中成长的。在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究竟有多少中华主流文化的元素，它的表现在哪里？这是个充满挑战性的学术话题。地名是历史现象的记录，它的流传就是历史的复活，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从现代进入历史的一个重要又方便的切入点。姜付炬先生在伊犁地名研究中，对古代伊犁汉文化元素的追寻，也有可喜的发现成果。比如，元代史籍中记载，在今霍城县地域中曾存在一个“赤木儿”城。“赤木儿”是何种语言？它的含义是什么？迄今为止，除岑仲勉先生有过十分勉强的解释外，似乎没有人认真作过研究。姜付炬先生对刘郁撰写的《西使记》中，以伊犁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为起点，详细论证了“出布儿——赤木儿”即系汉语晋方言“杵磨儿”的异音，然后用历史、地理、汉语方言等多种学科知识，合理地推断，“杵磨儿”——赤木儿城当为8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仅见汉语地名。这真是石破天惊 的历史推断。在《巩乃斯与凯坎河》一文中，姜付炬对著名维吾尔学者M·喀什噶里编撰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出现凯坎（kaykan）这一地名进行论证。他引用德国阿尔泰学泰斗A·冯·加班的名著《古代突厥语语法》词典中的一个词条“kayirkancig”，汉语“慨”，悲叹之意，“其音与《突厥语大词典》的kaykan相近。论证认为，kaykan——慨慷这个古突厥词汇是借用汉语，或为唐人直接命名，并为突厥人接受。”这种语言交融现象，作者用介绍中外语言学家，如A·冯·加班，国内如蒙古族学者茫·依林等关于“汉语与突厥语有亲缘关系或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有共源关系”这一学术研究成果，为自己的立论添加支撑。这种努力，十分令人称赞，也是学人具有广阔学术视野的一个例证。

姜付炬先生还对弓月与伊丽、喀亚斯与双河城、那拉提与雅马图、固尔札与海努克、喀什河与喀孜温、赛木里与艾比湖、昌曼河与昌马河、巩乃斯与凯坎河、乌孙山与恰巴恰、帝帝河与叶叶河等等，凡史籍上记载与现代仍通用的伊犁主要地名，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伊犁地名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史源学梳理，对伊犁主要地名的发生、古今变化沿革等，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阐释。不管其论说是否成为定论，但这使清理伊犁多民族地名语源走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对姜付炬先生的全新的阐释，可以击节赞赏，当然也可以完全不同意这种对现有流行观点的“叛逆”，可以对它进行否定。但从今以后，批评者必须迈过姜付炬先生已经构建了的伊犁地名解读这个学术门槛，必须有更高更全面更有力的考评来回应。笔者以为，这种祈待，也许是走出“伊犁地名迷宫”的最好方法。

姜付炬先生在论证伊犁地名过程中，总是以平等的学术姿态，对待以往既有的观点和成果，表现了学人对学术的充分尊重。姜付炬是电脑高手，他充分利用当代科技手段，为自己的地名研究给力，如在考评喀亚斯三个古城的地理位置时，就引用了谷歌的古城遗址卫星图像。他十分注意田野调查，他所研究的伊犁地名的地理现场，几乎都亲自踏查过。为了弄清伊犁昌曼河与甘肃玉门昌马河音义上的关系，作者特此前往甘肃玉门实地考察，这对一位年届七旬的学者来说，其认真执著的学术姿态，令人敬佩。

姜付炬先生的地名史源探索之旅，学术知识准备充分，撰写认真，考证周全，学术态度端正，成果如何已不重要。笔者以为，地名研究是冷门学问，需要更多的关注，认真讨论，求取共识。毕竟，在求知的艰难小路上，过程远比成果重要。

作者：赖洪波

来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选稿：易欣嘉玉

编辑：朱 琪

校对：汪鸿琴

审订：计梦菲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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