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件场外小事，感受下世界杯背后的多方角力｜B面卡塔尔·前线

今天是卡塔尔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也是我来到卡塔尔的第10天。

过去10天里，我经历了很多好玩的事。和越南记者在主媒体中心相互调侃；在餐厅服务员示意从旁边进入时，下意识掏出手机准备扫码；甚至因为赶时间，把挡在身前的前世界杯金靴迭戈·弗兰一把推开……

抛开在这些轶事，真正地收获是在现场感受到了真正的世界杯。这是一个复杂的商业媒体产品，运转背后的千头万绪里，藏着组织者、举办国、参赛国不同的心思和打算。在现场超过95分别的欢呼声里，懒熊体育也希望能呈现出一些更冷的思考。

国际足联的两次表态和一个绝招

世界杯是一场全球关注的商业大秀。在这场游戏里，FIFA既是幕后的经营者，又是游戏的规则制定者。我在多场不同的新闻发布会上，体会到不同身份下FIFA表态里的弦外之音。

第一次是开赛前一天。因凡蒂诺自比为“残疾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同性恋者”，希望用这种奇怪的表达展示自己和国际足联的共情能力——少数群体利益和平权运动一直是西方社会近年的重要议题。作为经营者，FIFA决定要展示这种顾及客户感受的姿态。

但持续近10年的聒噪，总归是让人心烦的。一旦抓住破绽，FIFA还是会适当展示不满。18日，一名欧洲记者在裁判发布会上询问“为什么女性裁判员的数字是6名（而不是其他数字）”，FIFA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立刻还击：“我相信哪怕我们指派了20名女性裁判，你也可以问为什么不选21个。”

金哨科里纳的那双“鹰眼”是国际足联关于赛场公平最好的名片。而在公平背后，竞赛规则本身又是国际足联最简单，同时又是最有效的终极绝招。

19日，德国队长诺伊尔在驻地发布会上非常严肃地表示，“德国队有德国人民的支持，我一定会佩戴OneLove袖标（支持少数群体）。”FIFA的回应粗暴而有效，一张黄牌劝退了所有针对卡塔尔这个国家关于同性恋法律的“挑战”。

2017年，卡塔尔航空取代了阿联酋航空，成为FIFA赞助体系第一梯队里新的金主。今年3月，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卡塔尔能源公司又马上填补了“俄气”的空缺。国际足联预测本届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到75亿美元，预计比上一周期高出15%。这张黄牌代表着国际足联对大客户的坚决支持。

摘下墨镜的伊朗姑娘

嘘声淹没了整座哈里发体育场，斯坦尼康摄影机前的伊朗运动员昂首闭眼。现场大屏幕上切到一位带着头巾的伊朗老妇的泪眼，比2010年朝鲜队郑大世的眼泪还让人动容。嘘声之后是全场近5万人的掌声。那是开赛至今，本届世界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瞬间。

当然，那个镜头的切换是媒体内容呈现的技巧。实际上，在21号的哈里发球场外，大约有1/5的年轻伊朗女球迷。在伊朗，她们不被允许进入体育场。

她们不会回避媒体的采访，大方着在镜头上展示着“妇女、生命、自由”的T恤。只是，在面对镜头时，她们还是会戴上墨镜、用披在身上的国旗遮住面部。一个看起来像油管博主的小哥显然很知道这里面的门道，他特地戴了一顶棒球帽，在采访的时候交给没有头巾的伊朗姑娘。

我守在镜头旁边，拦下了一位刚刚接受完采访的伊朗女生。她大方地摘下墨镜，解释说镜头前的行头是“出于安全考虑”。她从伊朗前来，既要支持这支勇敢的国家队，也需要考虑回国后的生活。出国对伊朗女性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尤其是前往海湾国家。她同时告诉我，这里应该大多数是生活在国外的伊朗姑娘。

这就是世界杯的场外魅力：一场你可以有各种吐槽，但需要依靠它展示各种性格的大秀。伊朗女性如此，那位号称“到卡塔尔报道世界杯而非支持卡塔尔”的著名主持人莱因克尔同样如此。

没有世界杯，就没有卢塞尔

世界杯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卡塔尔的发展。

卡塔尔一共有不到300万常驻人口，其中本国公民只有约30万。大部分劳工大多来自于说母语的贫困国家，例如南亚和非洲。第一天降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就告诉我，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外国人。

他们曾经处境艰难，在臭名昭著的“卡法拉”制度下，收入微薄而又难以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如今他们可以拿到大约1500卡币（约合人民币2850元）的月收入。可以说，在大街上身穿卡塔尔国家队球衣的，都是这些外国劳工——本国居民还是会身穿传统服饰，这也许是“福利”，但也是某种程度的部分身份认同。

在我的住处就有几名斯里兰卡劳工，从对我这名住客的称呼——“sir”，我仍然可以感受某种等级意识的存在。对，并不是服务意识，因为绝大部分的服务真的很糟糕。机场的非洲小哥同样如此，当我拎着两个加起来超过50斤的行李箱狼狈地寻找同伴时，他们没有帮忙分担，因为“如果我拖着你的箱子，会被认为是想偷盗或者抢夺你的行李”。

建设的速度也因为世界杯加快。据同行的马德兴老师介绍，2018年他第一次前往卢塞尔体育场的时候，周围全部是一片荒漠。而在昨晚的巴西和塞尔维亚比赛前，我们在卢塞尔球场外发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多哈城区的商业街。我曾在此前的报道里将卢塞尔比作卡塔尔的“雄安新区”，现在我觉得球场周边，似乎更像即将完成更新的北京工体商圈。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例如在这条紧邻世界杯决赛球场的商业街里，我只发现了麦当劳、星巴克两家国际品牌，其他店铺多为打着阿拉伯语的招牌，甚至没有阿迪、耐克这样的运动品牌门店。在我们印象中，迈向国际化，这些东西似乎不可缺少。

德国主持人的第九届世界杯

在不同场合里，不同媒体之间的动作，也是我观察行业的一个很好窗口。

在德国队驻地，除了几家中国媒体外，主要是德国本土媒体、日本媒体（首战对手）和英国媒体。

日本媒体的选题和提问基本都和自己的球队有关。他们还专门准备了一块有26人名单的提板，然后请图片报足球主编Falk点出谁是德国媒体眼中最有威胁的那个。基本做到了：知道用户/观众关注什么（本赛本身）；找到专业的采访对象；问出不尴尬的问题。

英国媒体继续搞事，问题基本都是：不让德国人喝酒他们会怎么办，会不会佩戴OneLove袖标（答案是会的）……印象比较深刻一段问题是：《太阳报》记者问小新，害怕多哈的阳光造成可怕的伤害吗？（诺伊尔之前自己透露有皮肤癌）小新的回答是：这你就尬黑了，我夏天休假的时候也晒日光浴的。

至于德国媒体，71岁的天空主持人Uli，不仅还奋斗在一线，而且在发布会结束后，每半个小时就要和后方做一次现场连线。这是他报道的第9届世界杯，他说也很羡慕我28岁就能到世界杯现场（也真的很幸运），他第一届参与的时候都39岁了。

这个对话是趁着Uli准备稿子的间隙，见缝插针聊出来的。塑料英文也不允许我和他深度探讨德国媒体的“盈利模式”。但我想，不管什么盈利模式，如果没有对专业主义的追求和热爱，应该都很难让人坚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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