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伊朗；伊斯兰教；宗教风险作者简介  赵锦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专题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3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对象。近年来，伊朗国内民众抗议运动与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相继发生，从2017年6月发生的德黑兰恐袭事件、12月底的“鸡蛋抗议事件”到2021年7月爆发的“水抗议事件”，再到2022年9月爆发的“头巾抗议事件”、设拉子灯王墓恐袭事件，表明伊朗在安全、宗教等方面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这也是我国在伊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郑筱筠研究员提出“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都信仰宗教，宗教深深地融入到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伊朗为政教合一型国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在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基于宗教风险理论，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伊朗的宗教风险。

一、“一带一路”与伊朗

及宗教风险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伊朗是“一带一路”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节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伊朗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伊朗北接里海、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东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邻，西接土耳其和伊拉克。从内陆交通看，伊朗国境内的铁路网与不少邻国直接相连，如伊朗铁路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已实现连通。并且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铁路网实现与中国铁路的互联贯通。从海运层面看，伊朗扼守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可谓世界石油的咽喉，在战略上和航运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伊朗区位优势独特，枢纽作用显著。其次，近年来中伊两国的交流合作更为密切。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多份双边合作文件。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比什凯克举行会晤，就新形势下中伊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2021年3月，中伊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协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范畴，聚焦能源、基础设施、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合作，2022年1月14日，两国外长宣布启动该协议。2021年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启动接受伊朗成为上合成员国的程序；2022年9月，伊朗在杜尚别上合组织第21次峰会上，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9个成员国。2022年10月13日，伊朗总统莱希接受采访时说道：“伊朗致力于与中国紧密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2月14日至16日，伊朗总统莱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伊关系提质升级。2023年3月10日，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两国复交。可见，中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再次，中伊互补性强。伊朗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而积极实行“向东看”政策，即“优先发展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关系，以此平衡西方带来的政治压力。”该政策不仅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合作发展对象，而且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出现交叉。从资源方面来看，伊朗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石油储量世界第四，矿产资源居世界第十五位。可以说“仅占世界人口总量1%的伊朗，自然资源储备却占全球总量的7%”。显然，中国作为石油需求大国，伊朗的供给至关重要。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来看，伊朗长期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国内经济发展疲软，工业化水平及产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严峻，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及强大的基建能力正好弥补伊朗方面的迫切需求。而伊朗领导层也多次表态要加强与中国在诸多方面的深度合作，将伊朗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总而言之，伊朗因独特的区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已成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必须要注意到的是，伊朗处于“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弧形地带形成的世界公共危机的震荡地带”的中间部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极易引发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并且，伊朗是“一个几千年来宗教意识形态一直占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先是琐罗亚斯德教，后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国家”，宗教影响着伊朗人的方方面面。鉴于此，为了更为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深化两国之间的各项合作，对伊朗宗教风险进行研究就变得极为重要且必要。二、伊朗主要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国土面积164.5万平方公里。根据伊朗统治中心数据，截止2022年9月，伊朗人口总数达8463万。伊朗是一个宗教多元化国家，主要有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宗教。第一，关于琐罗亚斯德教。该教是伊朗本土宗教，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伊朗文化的“根”。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琐罗亚斯德教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伊朗伊斯兰化后，琐罗亚斯德教失去主体地位。公元9世纪，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迁往印度，成为印度“帕西”人；另一部分则继续留在伊朗，生活至今。目前，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的合法宗教，在议会中有一个席位，2016年信徒有23109人。他们成立自己的协会，负责管理教徒的宗教事务、文化活动和慈善活动。此外，他们办有10种刊物，涉及社会、文化和宗教领域；另设置有女性机构，负责处理女性教徒的相关事务。琐罗亚斯德教徒在伊朗各地建有聚居区和学校，据统计其在德黑兰建有9所学校，在其他城市建有8所学校，涵盖小学、初中和高中。同时，在德黑兰有4座庙、10位祭司。第二，关于伊斯兰教。伊朗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伊斯兰教在伊朗历史上长期作为主导性宗教存在。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伊朗成为伊斯兰国家。经过长期的伊斯兰化熏陶，1501年什叶派第十二伊玛目派被萨法维王朝立为国教，什叶派逐渐成为“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伊朗多民族共同体的纽带”。此后，什叶派伊斯兰教始终在伊朗宗教格局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并成为了伊朗文化传统的“血脉”。第三，关于基督教。基督教景教于萨珊王朝耶兹德卡尔德国王（Yazdgerd，公元399—420年在位）统治时期，成为伊朗官方认可的宗教。在霍斯劳一世（Khusro Ⅰ，公元231—579年在位）统治时期，景教首领有了“‘伊朗牧首’的头衔”。此后，基督教始终作为少数派在伊朗发展传播。18世纪，新教开始在伊朗传播，一些伊朗人随后皈依了新教。1907年，伊朗宪法明确规定基督教为合法宗教，有权选出一名代表参加议会。1979年，伊朗伊斯兰宪法同样保障基督教徒的宗教自由，在伊朗议会中设有基督教议员一席。目前，伊朗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民族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其人口根据2016年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库，总共有130158人。伊朗基督教会分为东方正统教派、东正教会、天主教、福音派四大派别，各派别皆拥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刊物。第四，关于犹太教。犹太教在伊朗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伊朗宗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伊朗境内约有1万犹太人，主要生活在德黑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等城市。根据宪法，犹太教徒在伊朗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其政治活动主要由犹太人宗教领袖、议会代表和德黑兰犹太人协会理事领导进行。此外，犹太人在各个地区也拥有自己的学校、教堂、刊物、青年组织、女性组织等机构。还有中央图书馆、符合犹太教屠宰方式的10个肉食销售点、4家餐厅和20多个文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第五，关于巴哈伊教。1863年，巴哈伊教产生于伊朗，并在中东地区传播。巴哈伊教诞生之初，伊朗政府和什叶派乌莱玛就宣布其为“异端”，并进行了强烈镇压。宗教领袖霍梅尼也坚持认定巴哈伊教是异端宗教，对此实行了严厉的打压政策。目前，巴哈伊教徒在伊朗处于一种隐秘的生活状态，具体信徒数量不详。综上所述，伊朗是一个多元宗教国家，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主流宗教，是绝大多数伊朗人信奉的宗教，是当前伊朗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众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其他少数宗教在伊朗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但他们对于伊朗均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三、伊朗宗教风险分析正如郑筱筠研究员所言：“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换言之，宗教本身对国家安全难以构成威胁，但一旦与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就极易引发宗教风险。如2022年9月中旬，伊朗爆发头巾抗议，头巾本是千百年来穆斯林女性最显著的宗教特征，但为何现在能产生反对头巾的抗议？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伊朗为宗教国家，对伊朗进行宗教风险研判，需要细化风险研究维度。下面就从政教关系、宗教法治、民族宗教关系、宗教信仰格局、宗教教派矛盾、宗教极端主义、跨国宗教等几个维度对伊朗的宗教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一）政教关系之风险维度伊朗是政教合一型国家，其核心制度设计源自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根据该理论，伊斯兰教将管理国家的职务赋予教法学家，即最高领袖将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融为一体。同时，该理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军事、外交等方面通过一系列的伊斯兰化政策将政教合一型体制进行了完善。显然，伊朗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宗教因素主导了政治因素。然而，观察伊朗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如与穆斯林兄弟国家兵戈相见、与“撒旦”国家美国搞军火交易等等，表明伊朗政治走的是一条相对务实的道路。换言之，国家现实利益的驱动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弱化，表明政教之间实有相当复杂的矛盾，有引发宗教风险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重权力机构凸显政教结构性矛盾。从宗教层面讲，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及宪法监护委员会是国家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所在，彰显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领袖由1名什叶派资深教法学家担任，领导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部门，事实上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宪法监护委员会是由6名教法学家和6名律师组成的集行政、立法、司法职责于一身的特殊机构，掌握驳回伊斯兰议会法案、审查选举候选人和解释宪法这三大关键权力。也就是说，最高领袖及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职责是评判伊朗的各项政策与事务是否符合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教义。换言之，最高领袖及宪监会“对伊朗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负责，负责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从政治方面讲，伊朗总统及议会则直面国家社会的各种诉求，负责解决具体事务。具体而言，伊朗总统实际上是伊朗政治生活中的第二号人物，受到领袖和选举的约束。伊朗议会是国家立法机构，共有290个席位。总统及议会肩负实现人民愿望和诉求之责，其务实行为是民意的表现。政教双重权力代表双重价值观，最高领袖及宪监护会代表了“什叶派的价值观”，而总统及伊斯兰议会代表了“民意”。权力的双重性要求伊朗的政治实践及各项法律政策既要符合什叶派价值观，又要符合民意。然而，在实践中两种价值观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无论是什叶派价值观高于民意，还是民意高于什叶派价值观，若不能适时调节两种价值观，平衡两者的需求，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形成宗教风险。其次，改革派与保守派。目前，伊朗政坛大致可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派别。保守派也被称为“原则主义派”“强硬派”“伊朗右翼”，顾名思义，即支持最高领袖，忠诚于伊斯兰革命早期意识形态的派别。代表人物有前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2005.08—2013.08）、现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2021.08至今）等人。其支持者大多是伊朗神学院中的乌莱玛、底层民众等等。改革派是指支持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1997.08—2005.08）政治理念而形成的派别，其政治理念发端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其支持群体大多为城市中层阶级、知识分子、青年等等。两派由于政治理念的大相径庭，在对待具体事件上的立场及态度也不同。两派的权力斗争加剧了政教关系的紧张度。2009年6月，伊朗第十届总统大选，改革派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败选，其支持者遂走向街头抗议，进行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再如针对伊核谈判，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办公室负责人、改革派代表穆罕默德·阿里·阿布塔希强调“改革派一致同意恢复伊核协议，以减少与外国紧张关系、帮助国民经济和克服伊朗因制裁而面临的危机”。保守派则表示“聪明人绝不会两次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再如针对2022年9月发生的头巾事件，改革派强调事件的原因在于“道德警察”（Gasht-eerhad）的不合法，而保守派则强调是西方敌对势力在煽风点火，鼓励抗议。综上，国家机构的二元性及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产生的权力斗争，无疑会加剧政教之间的矛盾。虽然有一言九鼎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平衡两方的权力，但就伊朗现状而言，耄耋之年的哈梅内伊已无法通掌全局。总体而言，伊朗当前的政教关系较为稳定、风险低，不过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问题会影响政教关系变化，需要对此进行跟踪观察。（二）宗教法治之风险维度伊朗目前关于宗教的地位及各项法律政策依据源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宪法于1979年12月3日顺利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及宗教属性，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皆在宪法中得到确立和体现。1989年7月28日，伊朗当局对宪法进行了修订。从宪法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继承性和创新性结合的产物，体现了诸多原则。首先，它继承了《1906年波斯宪法》中的民主选举、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等现代民主制原则，1905年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伊朗国教是伊斯兰教，国家所有的法律必须得到什叶派教士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批准。其次，它体现和实现了霍梅尼“教法学家监护”的伊斯兰政治理想，宪法规定最高领袖由“公正的、虔诚的、明于时势的、勇敢的、有组织能力的、富有远见、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教士”担任。再次，宪法体现了依法治国、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总而言之，这部宪法体现了政治远见，对伊朗国家和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确保了伊朗沿着伊斯兰道路前进。关于国教，伊朗宪法第一章第12条规定：“伊朗的国教为伊斯兰教，属十二伊玛目派，这是永久不可变更的原则。而伊斯兰教的其他支派，如哈乃菲派、沙菲仪派、马立克派、罕百里派和裁德派均受到宪法的尊重，这些学派的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教法学规定，在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方面拥有完全的自由。”针对其他少数宗教，宪法第一章第13条规定：“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的伊朗人只作为少数宗教信仰而被得到承认，在法律范围内拥有履行自己宗教仪式的自由，在个人事务和宗教教育中可以根据其宗教教规行事。”关于宗教政策，也以宪法为依据，这体现在伊朗颁布的各类宗教法规上。如1990年5月2日，伊朗批准成立逊尼派专门学校，以教授逊尼派的相关宗教知识。1990年9月19日，伊朗通过《解决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伊朗人的个人地位和宗教教义的主张》，该法要求法院尊重非什叶派伊朗人的个人地位，官方认可的宗教之非什叶派伊朗人的个人地位、继承权和遗嘱得到法律保护，法院在处理执行遗嘱请求时，必须遵守其宗教中的规则和习惯。另外，伊朗还出台了各宗教的法律法规。2006年，通过了《德黑兰琐罗亚斯德教协会章程》，制定了婚姻、财产、儿童监护、遗产继承等几个方面的法律规范。2008年9月22日，通过了《伊朗新教基督徒个人身份条例》，制定了基督徒在婚姻、孩子的监护、遗嘱、遗产四个方面的法律规范。然而，近年来伊朗因宗教规范、道德警察等因素而形成的抗议活动，已使得一些如“头巾法”等宗教法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2022年9月底爆发的头巾抗议事件，一度表明“头巾法”到了需要调整改变的时刻。对此，伊朗当局也正在考虑修改头巾法，以平息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总体而言，伊朗对于宗教治理的法治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对各宗教少数群体的法律规范也日益丰富。但结合伊朗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伊朗在宗教法治领域依然有产生较高宗教风险的可能性，需要对此进行跟踪研判。（三）宗教民族关系之风险维度郑筱筠研究员认为：“全球宗教变化的趋势，决定了我们在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略时，必须将民族宗教问题提高到一定的位格加以重视，而且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的频频爆发也倒逼我们必须直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判。”如上所言，伊斯兰教对伊朗多元化民族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伊朗有40余个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绝大多数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人口比例上，呈一家独大之态势。在民族政策上，伊朗实行同化政策，否认有少数民族存在。且宪法规定伊朗人民不分民族和部落，均享有同等的权利，决不因肤色、种族、语言等区别而享有特权。伊朗主体民族为波斯人，绝大部分信仰什叶派，极少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6%。波斯人在伊朗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高级职务大都由波斯人出任。第二大民族是阿塞拜疆族，信仰什叶派，占全国人口的25%。现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就属于阿塞拜疆族。另外，该族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同属一个民族，属于跨界民族。第三大民族是库尔德族，占全国人口的5%，多为逊尼派，属于跨界民族。伊朗的另一跨界民族阿拉伯人是第四大民族，信仰逊尼派，分布在两伊边境和波斯湾沿岸省份。其他人数较多的民族还有吉兰族、马赞达兰族、卢尔族、逊尼派的俾路支人、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族等等。从宗教信仰上看，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信士皆为教胞（49:10）”的宗教认同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和谐共存的内核；从民族文化上看，对伊朗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各民族有着较为一致的身份感；宗教上的忠诚与文化上的认同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对国家的忠诚。在地域分布上，主体民族波斯人大多居住在中北部城市，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这就易使跨界民族发生跨国宗教问题，对此，本文将在下文中另行讨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程度高，各民族对伊朗的向心力强。总体看来，当前伊朗宗教与民族关系稳定、风险低。（四）跨国宗教之风险维度跨国宗教的风险分析“主要看是否存在数量较多的跨境民族、跨境宗教、是否存在密切的跨境交往、是否存在频发性的跨境恐怖袭击等。”当前伊朗面临的跨国宗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阿富汗难民问题，该问题甚至在伊朗国内形成“阿富汗恐惧症”。二是跨界民族夹带恐怖主义形成的跨国宗教问题，如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阿富汗难民问题是伊朗目前较为严峻的跨国宗教问题。四十多年来，伊朗一直面临阿富汗难民潮问题，可以说，伊朗收容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难民。据伊朗政府统计，约80万合法登记的难民生活在伊朗，其中78万是阿富汗人，2万是伊拉克人。此外，约有210万无证件的阿富汗人和近60万持阿富汗护照的人生活在伊朗。自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恶化以来，已有50万至100万阿富汗人逃往伊朗。在伊朗的阿富汗难民主要有什叶派的哈拉扎人和一些逊尼派的普什图人，他们虽然前往了局势较为安全的伊朗，但也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伊朗由于受到制裁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持续低迷多年，许多伊朗人处于失业状态，阿富汗难民更无法获得工作机会。由此，不少难民便走上犯罪之路。第二，国际社会援助难民的资金因制裁原因，无法进入伊朗，阿富汗人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第三，阿富汗人被伊朗人视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只能在伊朗政府允许的领域，如采石场、砖窑、建筑、处理污水、垃圾、化学废料等从事劳动。第四，阿富汗难民在伊朗形成的后代，难以融入伊朗社会，且其获得伊朗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道路受阻。以上这些因素，使本就处境艰难的阿富汗难民更为边缘化。对于伊朗人来说，难民中可能存在的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和“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以及阿富汗难民在伊朗造成的社会问题，使伊朗人有了“阿富汗恐惧症”。同时，阿富汗难民在伊朗遭受的歧视、失业、生活水平低下等因素，使阿富汗群体中兴起了反伊朗情绪。针对这一问题，相关各方皆无持续有效的对策。沉重的经济负担与日益明显的安全挑战，极有可能造成一些人借宗教的名义制造事端，导致风险维度不断上升。跨界民族是跨国宗教易产生风险的另一问题。伊朗的跨界民族主要有库尔德族、阿塞拜疆族、土库曼族、俾路支族、阿拉伯族。这些族群对应国家民族不一，可谓情况复杂。一是库尔德族，该族主要居住在伊朗西北部，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土耳其库尔德人隔界相望。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由于伊朗政府较为稳妥的政策，并无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伊拉克境内的科马拉党（Komala）、库尔德民主党（KDP）、库尔德自由党（PAK）等组织始终在利用民族问题引发事端。如2022年9月，这些库尔德组织就伊朗库尔德地区发生的头巾抗议事件推波助澜，促使伊朗军队对其越境进行了打击。二是阿塞拜疆族，该族隔界相望阿塞拜疆共和国，自1991年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以来，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阿塞拜疆的亲美以外交政策、地区分离主义倾向、与亚美尼亚、伊朗边界的争端等因素皆引发了伊朗的强烈担忧。三是俾路支族，该族隔界相望巴基斯坦、阿富汗。俾路支跨界民族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贩毒走私、分裂主义、跨境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域外国家的干涉是该地区民族、宗教面临的难题。伊朗政府在面对阿富汗难民、跨界民族问题时，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激烈的反应，外加域外大国利用宗教、民族问题进行挑动，就极有可能引发宗教风险。故此，就长远来看，伊朗在跨国宗教风险维度上，有发生较高风险的可能性，需要从宗教风险的维度长期关注。（五）宗教信仰格局之风险维度宗教信仰格局之风险主要从宗教信仰比例与当下发展的态势两个方面进行评估。我们可从下表中进行比较：

据上表显示，从宗教信仰比例上看，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宗教格局中一家独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人口总数始终占总人口的98%，而少数宗教的人口总数不过伊朗总人口的2%。从发展态势上看，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总数逐年上升，并且增长幅度极大；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人口数量近年来虽然也有所增多，但增长幅度低；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和其他宗教及无宗教信仰者，从2011年至2016年，人口出现负增长。总体看来，伊朗宗教发展态势始终呈现一家独大的特点，可以说伊朗宗教信仰格局情况较为稳定。（六）宗教教派矛盾之风险维度宗教教派之矛盾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不同宗教间的教派，二是同一宗教间的派别。从不同宗教间的派别来看，伊朗基督教和犹太教作为不同宗教的教派可能与伊斯兰教的教派产生矛盾，但从实际来看，几派之间少有矛盾事件发生。从同一宗教间派别的层面看，伊朗虽是一个宗教同质性极高的国家，但教派矛盾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逊尼派和什叶派因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问题而形成派别、产生对立，在此背景下，伊朗作为什叶派国家，在伊斯兰世界长期面临逊尼派国家的敌视，在国内则要安抚好逊尼派穆斯林的情绪。目前逊尼派穆斯林约占伊朗人口的7.8%，其涵盖的民族有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等，分别聚集在伊朗的西北、东北、东南和西南部。近年来，伊朗国内各类政治、宗教事件层出不群，逊尼派神职人员的立场及观点难免会被各方放大和针对。如2022年12月8日，伊朗哈什市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逊尼派周五聚礼领袖莫拉维·阿卜杜勒瓦赫德·瑞吉（Molavi Abdolvahed Rigi）遭到绑架并被枪杀。从伊朗外部政策看，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赛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的政策，虽可拒敌于国外，但加剧了与逊尼派国家间的矛盾。总之，在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分裂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下，极有可能激发伊朗逊尼派的不满，从而引发宗教风险，这是需要注意的。（七）宗教极端势力之风险维度伊朗虽一度被视为“中东安全绿洲”，但近几年来，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在伊朗的活动变得频繁，各类爆恐事件逐渐增多，国内安全风险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2017年6月7日，德黑兰发生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两起袭击分别在伊朗国会建筑和德黑兰南部的前宗教最高领袖霍梅尼墓地发生，显然这是精心策划和准备的连环袭击。2018年9月22日，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的阅兵仪式遭到五名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多人死伤。2019年2月13日，伊朗哈什扎黑丹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亡。2022年8月4日，伊朗宣布逮捕了1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从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进入伊朗，并计划在即将到来的伊朗节日阿舒拉节期间进行自杀式袭击”。2022年10月26日，伊朗圣地设拉子灯王墓（Shah Cheragh）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15人死亡。由此可见，伊朗当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安全风险。目前，对伊朗形成威胁的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主要有：活动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恐怖组织正义军（Jaish al-Adl），活跃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的真主旅，基地组织塔克菲理派，“伊斯兰国”、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伊朗库尔德斯坦的科马拉党等。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有左右夹击，渗透伊朗之势。在伊朗西部，“伊斯兰国”崛起后试图推翻伊拉克什叶派政权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这与伊朗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在叙利亚战场，伊朗是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伊斯兰国”也在渗透伊朗，发动恐袭。2017年，“伊斯兰国”首次发布波斯语视频，号召伊朗逊尼派反抗什叶派的统治。同时，“伊斯兰国”中的伊朗籍极端主义分子回流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IS-K）对伊朗业已形成威胁。可从以下三点来说明：首先，从其命名来说，呼罗珊涵盖了现在的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表明该组织的野心是极大的。其次，该组织人员伪装成阿富汗难民进入伊朗，伺机而动。再次，该组织已吸引了一些伊朗人加入，在2017年从阿富汗方面流出的视频显示，有伊朗人赴阿富汗楠哈格尔省加入当地的“伊斯兰国”分支作战。综上所述，伊朗有遭受来自外部宗教极端势力攻击的危险，同时还要预防在宗教极端化、激进化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内生性恐袭事件的发生。因此，必须谨慎对待，跟踪研判。四、结语通过对伊朗宗教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伊朗未来有产生宗教风险的可能性。伊朗作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节点国家，其关于宗教的方方面面，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及针对性的学术研究。同时，两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宗教安全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实现共享互赢，同时推动中伊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