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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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 “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 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 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 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 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 Brander.A strategic Trade Policy[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 hia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Developing Econmies，1962（1）：45-56.

[7]Bruce Zagaris.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政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 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鸾崾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政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政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 新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军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墓家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政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政治学挑战了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政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背后非正义的政治逻辑[13]。

新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政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政治学中不同地缘政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 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政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分裂、冲突和动乱。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图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分裂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政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 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 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了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政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革命”。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革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政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军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 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政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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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ultural strategy and schema of national security

WEI Wen-ying1， DAI Jun-cheng2， LIU Yu-li3

（1.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高级职称论文发表

    Terenzio 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高级职称论文发表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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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安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经济地位；经济决策；经济主权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主权、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主权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主权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主权，通过行使经济主权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主权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主权；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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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缘经济学；趋势；经济安全

一、地缘经济学的兴起与理论内涵

（一）经缘经济学的兴起

地缘经济学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1990 年，美国知名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依他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 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指出，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

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明显，各国面临的共有利益和共有问题普遍日渐增多。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仅仅是军事实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具体来讲，这种理论主要的观点有：

1、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 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

2、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3、地缘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

二、地缘经济学理论流派及发展趋势

由于该理论本身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形成不同理论特色的地缘经济学。因而地缘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各自民族国家特征的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学派、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

（一）经缘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思想

1、美国学派。

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路特瓦克、亨利·诺等人，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本土之外，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必须与跨国公司和私人经济相互作用、和平共处。为了经济利益，最明智的做法是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并且WTO、IMF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存在，为国家间经济利益的调和提供了平台。

第二，新形势下，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对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不能单纯地依赖军事力量和政治关系。美国要维护自身的地位将更多地依靠投资、贸易和技术交流。

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每个国家如同“经济人”一样，都是理性的。地缘经济学更侧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倾向于建立世界性的网络关系，而不是基于安全考虑，且为了反对某个假想敌人，结成某种国际政治联盟。

第四，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力图确保自身的政治独立，并对本地域以外的事务尽可能施加影响，但国家间的竞争则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手段，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要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遵循地缘经济原则。

2、意大利学派。

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等人，他们研究了地缘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学科，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不是跨国公司、托拉斯或银行，而是国家。地缘经济本身及其规律和机制成为国家行政法律组织的范式。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首要的意义。

3、俄罗斯学派。

目前俄罗斯地缘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研究模式，即A ·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

A ·涅克列萨提出了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这一模型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Э·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在其专著《地缘经济学（占领世界经济空间） 》中指出，地缘经济要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经济技术，俄罗斯经济应明确和有效利用其战略竞争优势，并竭力营造好的发展前景。

（二）、地缘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

目前，地缘经济学研究基本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俄罗斯三个学派为主体，其他国家的学者积极引入和参与的研究格局。地缘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各国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背景和本国地区的现实需要，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贡献，而且随着大量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出现，地缘经济学融合了越来越多其他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现今地缘经济学的发展中，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研究地缘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指示意义

从上述地缘经济学理论研究中， 可以发现地缘经济学研究对一国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并非地缘经济学的所有观点都可以接受，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思考。

1、为中国研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安全环境与竞争态势提供了理论视角。可以预计， 地缘经济学将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甚至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化提供帮助。地缘经济学所强调的国家间经济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对此中国必须有着充足的心理和实质性准备， 并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内容， 为可能的“经济战”未雨绸缪。

2、地缘经济学倡导的国家经济竞争力概念应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因而中国完全能够并应该名正言顺地制定国家经济竞争力战略， 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经济安全，迎接来自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挑战。

3、地缘经济学重点讨论的世界经济区域化及其相互竞争为中国寻求区域经济安全提供了思路。目前来看， 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区域经济安全将主要集中在亚太、东亚（包括东南亚） 、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在处理与周边这些地区的经济互动中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可能是现在就有的， 也可能是在将来需要面对的， 但肯定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所不可或缺的。

总的来说， 地缘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可以为制定和执行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地缘经济学既从时代主题的宏观判读、战略环境判别等方面为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 也从核心战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特别是地区经济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考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地缘经济学尽管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安全的所有问题， 但它有助于一些关键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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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金融法安全 经济法安全 金融危机 金融体制

法的价值是“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1]要确立价值，首先要确立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行为者努力奋斗所要实现的目标，凡是前进方向要达到目的的任何活动，都是价值定向的活动。”[2]法价值评价标准包括内在标准与外在标准。内在标准是主体所参照的内心依据标准。[3]

一、金融安全价值的提出

（一）金融安全价值的研究意义

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金融活动的发展和金融功能的深化，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加，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越来越显著，金融功能发挥的好坏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能否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历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在金融创新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波及面可能是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如何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金融完全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前一段时间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安全这一金融法价值命题的提出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两次金融危机均没有对我国造成毁灭性的危害，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并不是我国金融安全已经打到了很高的水平。相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关系的发展史。

20世纪20年代以前，整个经济市场信奉自由竞争理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处于鼎盛时期，他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只是守夜人角色。积极创造的态度内在地要求自由，自由必然要求竞争，竞争是自由的表现和实现。为此，人们往往将“自由”与“竞争”，合称为自由竞争。[4]

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繁荣，刺激了股票投机活动，导致股市泡沫。以1929年11月21日股市暴跌为导火线引发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1930-1933年有9096家银行破产，相当于1930年初银行总数的36％，银行总存款下降了39％。[5]人们对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优点产生了怀疑，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没有监管和无法控制经济的不稳定性是大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现在来看，货币主义者强调更自由的市场竞争力量的效率，认为强加于竞争行为的限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当。随着金融创新的剧增，旧的限制金融竞争的法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效力，一系列促进竞争的法律逐步推行。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由限制竞争的干预制度转变为鼓励竞争的政策。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6]

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我国金融体系受到外力的冲击，以及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现在金融经营者过度的追求金融经济价值以及效率价值，但是我们应该固守金融安全价值，保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盲目最求经济效益。

二、金融安全的概念

梁勇、卢文刚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的概念是以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的，即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7]

刘沛、卢文刚认为，金融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独立发展道路上，金融运行的动态稳定状态。并指出“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8]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经济发展的安全状态。因为经济运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安全以及反馈机制运行良好的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9]

三、经济安全概念

首先使用“经济安全”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发市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在该报告中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10]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被以发展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所替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维护经济安全已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11]

对经济安全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种角度来理解。微观经济安全有经营者权益安全、消费者权益安全和劳动者权益安全。民商法以个人经济生活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民商法以促进微观经济安全为主导。民商法的局限性表现为：对于市场短期性、直接性的天然缺陷引起的各种危机（如各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民商法无法以意思自治、平等自愿原则加以防范与化解，民商法只局限于个人，而无法照顾到整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而这些危机却往往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根基造成致命打击。

宏观经济安全即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它包容了微观经济安全。它既可以促进国民整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又可以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经济法以国家整体经济为本体，较之民商法，经济法因其本身的特征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安全。

四、经济安全价值的体现

我们从经济安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之一。

（一）金融安全

金融在世界各国的特殊地位及金融业对一国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强渗透能力，一旦金融失控势必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失控，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性，因而金融问题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类是市场性风险，它纯粹由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即使是成熟的市场、规范化的经营也有不可避免的正常风险，如利率和汇率等；另一类则属于经济体制或机制性风险，它是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或尚未根本建立，规则不清，国家监督不力，不确定空间增大而导致的风险，如信用风险、犯罪风险、政策风险和管理风险等。”[12]后者必须通过金融法来加以控制，为此，应尽快完善有关金融立法，完善金融业自身风险防范系统，同时增强对市场本身引发的风险的心理、经济承受能力，减少风险冲击，确保金融安全。

（二）基础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面对的风险是“产业空洞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而萎缩的现象”。[13]所以我国一定要注意产业的发展和布局。

（三）投资安全

国家应开放多元化的投资途径与渠道，引导投资方向，完善法律规范投资程序与条件，成为化解该领域高风险、增加外来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力。

（四）价格安全

五、经济法安全价值与金融法安全价值的关系

金融安全问题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自由，金融活跃和创新不断高涨，金融投机风潮不断发生，一个个国家接连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连锁反应的从一个世界影响到另外一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面对经济危机都不会独善其身。在这样背景下，很多国家纷纷关注金融安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安全运行的体制能够维护和促进一国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个安全的、有效的金融体制绝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它也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个人的意志，它是决定于一国产业结构的选择。然而，金融结构的安排又会反过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我们要注重经济法中的安全价值以及金融法的安全价值，从金融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建构，立法的必然性，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些也是与经济法的其他价值是相通的。从一个部门法来看整个法律部分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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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1]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Terenzio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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