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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仁与瞿恩:书生与知识分子(人间正道是沧桑)剧评

2024-06-29 22:3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读过杨立仁最好的文章评价一语中的:杨立仁不过是书生。在湖南醴泉,他本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楚材和周世农也说过他是一介书生。总觉得这样反复出现的身份确认是导演刻意为之的暗示,他渴望观众通过了解杨立仁的文化心理而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个人物。刺杀三省巡阅使之前,周世农问及他父亲的安危如何处置,他说,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但说话前他有片刻的沉默,在那片刻的沉默中眼中风云变幻,他终究还只是狂热崇拜革命的青年,只有热情却毫无经验,他只知“杀一人可震三军者,杀之”,从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如何顾及,他天真的只看到三步以内的世界,却自以为眼光长远心怀天下。后来他在广州再见周世农,旧事重提,他一针见血指出对方当年是在利用自己。立青曾为此发誓一辈子不原谅他,恨他罔顾全家性命的贸然。他心中何尝又不恼恨自己,但这样的任性他此生只有一次,这样冒失的仅凭一腔热血的杨立仁,从此消失。

和所有当时进步的青年一样,杨立仁读过无数的革命书报,甚至接触过马克思的理论。但他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多年之后在立华的火车包厢里他说起瞿恩,终于表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列宁马克思,根本不适合中国文化道统,所以共产党就成了草寇”。骨子里他最终未能变成一个知识分子,他仍是中国的“读书人”,在紧要关头,他想到的都是写在中国两千年典籍里的句子。他是读书人,读书人相信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国民党,则是他在成熟思虑之后选择的“正统”,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三民主义的追求之所以被他信仰,是因为这些更加符合他的文化道统。 立青在黄埔面试时说,湖南人矜气节而喜功名。矜气节,喜功名,这六个字说的恰恰就是他杨立仁。他渴望在这一场乱世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在黄埔军校时,他向楚材分析自己对政局的理解,说得对方心悦诚服,并承诺将他引荐给蒋介石,那个瞬间他的眼睛里是惊喜的踌躇满志,他说,在校长身边要想大事情。他的这番分析酷似隆中那一番应对,他想要成为的,也正是刘备身后的诸葛亮,而诸葛亮恰恰是中国千百年来读书人的精神偶像,是读书人能做到的极致。只可惜他终于没有诸葛亮的才德,蒋介石也终于不是刘备。他在政治上寻找到的第一任导师是楚材,后者权术阴谋无所不精,天生是做特务的料,可杨立仁是否如他?他学了他像了他,听了他的半人半兽理论,却最终与他分道扬镳。蒋介石中正剑上的言辞是不成功则成仁,楚材终于杀身成仁,可杨立仁不行。对于楚材来说,溃败的是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对于杨立仁来说,溃败的则是他选择依赖的正统。在押送国家财富去台之时他痛哭失声,那哭声中有双重的悲哀,他看到自己选择的“人间正道”的崩毁,偏安一隅可还称得起“正统”否?这是他不能问出口的,但是他可以问,这么多的金子就能撑起一个国家么?

一介书生做到最好是如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他拿起了枪,拿起枪竟也不能是投笔从戎,他终于不若班超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武将。爹说,他是九曲回肠,妹也说,他是九曲回肠。可这九曲回肠中藏了一个读书人的理想,藏了一个国和一个家。

他们爹爹说,家的上头是家族,家族的上头是民族,民族的上头就是苍天了。他可以说是无愧于家,险些将整个家葬送的唐突他再也没有,只是尽力保守婉转回护;他也可说是无愧于民族,国家蒙难之时他义不容辞深入虎穴;只是最后,他是否无愧于苍天?四一二之后,他在他父亲的书房里看见瞿恩,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看着一脸凛然的父亲,他的悲愤是真实的,他喊,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他恨,父亲宁愿用全家人的性命去维护这个共产党人,却不肯信任他。可是转眼他说,你错怪我了父亲,他说他和瞿恩在惠州城下面有一番生死交谈,这时他已然在演戏了,他哄他父亲将瞿恩交给他,从见到瞿恩的那一刻他想的其实就是将这个重要人物送往南京。这就是他的矛盾,他的悖谬,他明知道自己下一秒已经要做不可信任的事,却还渴望着家族成员的依赖和信任。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信奉道统却不尊崇儒家,一定程度上他更接近于一个法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成为一个君子圣人,不是人格境界的完满,所以他终于不能顶天立地无愧于心。他驾驶着属于他的家国航船颠簸前行,在船之将沉时,他把一些在他看来不太重要的东西毅然丢入水中,我无法猜想他是否想过等风平浪静之时再将这些东西捞起,我只知道有些东西被水浸泡之后就会变形,他再也不能回到最初。若干年之后立青已经不再为他当年刺杀三省巡阅使的行为恨他,因为同样为了信仰信念不顾一切的立青懂了当年的他。可他已经不复往昔,他说,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义语,因为二者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我固执的认为,这句话是打开杨立仁革命理解的钥匙,让我们得以从他对情爱的节制态度上窥见他对革命的态度,他对瞿霞和林娥两个女性的动心和放弃暗喻了他对革命曾经有过的狂热和最终的苏醒。 相比与杨立仁,瞿恩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对“儒”的理解,但是瞿恩最终不能被纳入其中考察,瞿恩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瞿恩试图寻找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正统”问题,他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更完善更健全的社会制度,不仅是要救国强国,而且最终这个社会必须尊重每一个个体,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杨立华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当年他带着母亲和妹妹远渡重洋去寻找这种制度,他在繁杂的学说声浪中仔细甄别筛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信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坚不可摧。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又区别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犹疑惶惑的时代。五四高扬的热情已经慢慢远离了他们的生活,落潮带来的低谷盘桓不去。大革命失败之后,落魄的情绪更是在他们中间流传,他们迷茫失落,陷入苦闷。而这时候的瞿恩,已经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笼罩之下在上海开展了长期的地下斗争。

他是已经将“小我”融入了“大我”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对妹妹瞿霞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理想,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前者的理想是小我的理想,是个体的理想,后者便是大我的理想,群体的理想。瞿恩对于这两种理想的界定便是他精神境界的一个证明,做出这个界定的同时他也深切的知道自己理想将被放置在一个什么层面,而他也早有了支付选择这个理想的代价的自觉。

在这部戏里,杨立青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杨立仁和董建昌是塑造的真实丰满的中间人物,而瞿恩,只能说他是从编剧到导演再到演员本人一致眷顾偏爱的形象,是这部电视剧尝试的一个完美主义想象,所以对他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的强调只在他选择了信仰之后就戛然而止,避免走入中国现代小说对融入革命洪流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的窠臼。这个想象本身应该是令人开怀的,因为他没有延续传统刻画完美正面人物的高大全手法——他有过恋爱,也曾经脆弱;也没有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血肉而炮制其阴暗面。他们将他还原成一个赤子,将他生命中本真的善铺陈开来,最大限度的保持了人物形象的单纯,展现了人性的光辉面,也更显得平实可亲。

在剧中瞿恩有两次失声痛哭。一次是攻打惠州之后,他因为腿部受伤而将被截肢,当匆匆赶来的瞿妈妈抱住他的头,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哭泣如不肯打针吃药的孩童,他毫不吝啬的展露着他的恐惧。他并不惧怕死亡,但是他惧怕自己不再完整,失去了一条腿的战士如何还能冲锋陷阵?另一次,是就要去莫斯科的立华到瞿家辞行,那时的瞿恩也如别扭的孩子,想挽留但明了已经挽留不住,只能用冷硬的话语去伤害爱人也伤害自己。这一次,也是当着母亲,他哭着问,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这样的百转千回,谁还能说他不爱,他像恐惧失去自己身上一个部分那样恐惧失去立华。他并非不解风情,自己也知道曾经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可以得到她,可是他的爱情已经超越了肉身层面的相互吸引。他说,要想超越我们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相拥在一起太难了,但虽然身体不曾,他们的灵魂毕竟隔着刺刀相拥过了,在情爱上,他已经遍体鳞伤。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部浪漫的电视剧,片尾曲的歌词是这部剧浪漫情怀的一个折射,我要飞,向自由向光明的天空飞翔,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而真正飞翔起来的人,不是杨家的三兄妹,而是瞿恩和瞿霞。瞿霞在南京陆军监狱中隔着漫漫生死看见他的哥哥,他说,我是飞向了光明;当她死时,她亦可以说,我无愧是瞿恩的妹妹,我终于可以陪他去倾听新中国的钟声。全剧的浪漫主义情结无疑是倾注在了瞿氏兄妹的身上,让他们怀抱着沉重的理想和信仰轻盈起舞。我爱极了瞿恩身上的浪漫气质,因为那已经不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是更接近于文人化的浪漫。这似乎又要回到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上去解释。中山舰事变的那一晚,他坐在地板上,面对着刺刀谈的却是爱情,这就是瞿恩的浪漫,他以四大金刚手中的利剑来比喻这刺刀,斩断光阴,也斩断爱情。他说完想说的话就躺在了冰凉的地板上,随遇而安,一脸从容。至于他就义那场戏,更可以说是全剧浪漫的高潮,天光黯淡,他仰着头,却带着笑,他向虚空中的某一处伸出手,去触摸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光明,他拖着沉重镣铐蹒跚前行,镜头不断切换,照着同样拖着沉重镣铐的,他的妹妹,她只能从那些冰冷的文字和语气中得知她亲爱哥哥的死讯。他坚持要杨立仁或者范希亮来行刑,前者是他爱人的哥哥,后者是敬慕他才情学养的学生。他情愿丧生在亲近的人的手下,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诗意的句点。枪声响起来的那一刻,他飞了起来,挣脱锁链,沉重起飞,轻轻落地。

突然间,我很想像林语堂定义苏东坡那样去定义瞿恩。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走出了自身局限的知识分子,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飞扬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布道者,一个人生导师,“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是孝顺的儿子,随和的哥哥,温柔的情人,忠贞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给他儿子的遗书中说,我要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到此处已经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到底对他的孩子说了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他是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已然知晓。他甚至可以被理解成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历史上铸就的精神里程碑。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没有人喜爱,只要我们相信崇高的心依然在,他就会被喜爱被尊重。

书生杨立仁和知识分子瞿恩,他们有过短暂的相逢和交锋。那一年惠州城下,乌云遮蔽明月,他带着敢死队要上战场,他说,你帮我捎句话给你的妹妹,他却一直沉默。后来他拿着火把在转角等他,他说,你必须活着回来,他但笑不语,终于说,回广州我请你吃饭,有酒吗?管够。杨立仁的眼眶潮湿,纯然是对勇者的欣赏。政治上他敌视瞿恩,但无论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他都在仰视瞿恩。多年以后,他得知自己爱而不得的林娥是瞿恩的妻子时,他告诉自己,败在瞿恩这样的男人面前,不丢人;多年以后他对自己的妹妹说起瞿恩:从个人品质看,堪称是个完人;多年以后他必须要从肉身上消灭这个不肯妥协投降的异党,却也明白,“可以消灭他们的生命肉体,却不能消灭他们的献身理念”。范希亮枪响的一瞬间,他的脸上有轻微的抽搐,在和立华拉扯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的外观下心却在痛哭。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没有选择人格境界的自我完善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是他究竟是读书人,对于一个个人品质已经趋向完善的“大儒”,他内心依旧由衷感佩。他不得不消灭这个完人的肉身,他可以拿出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在心理上他自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瞿恩人格的对立面,在完人的另一极,一个读书人必须要以特有的敏感展开对自我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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