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规范与寒山诗的英译

蒋 林， 潘雯辰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翻译规范与寒山诗的英译——以斯奈德和赤松的译本为例

蒋 林， 潘雯辰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寒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诗人，其在本土被边缘化的诗歌经过译介的一番洗礼，在目的语文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本文运用图里的翻译规范，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角度探讨和分析翻译规范在源本选择、翻译策略的设定和翻译方法的使用三个方面对斯奈德与赤松英译寒山诗的影响。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斯奈德采用向目的语规范靠近的翻译策略，将寒山形象、诗中佛教意象及典故等进行归化处理。赤松则更倾向于源语规范的翻译策略，力图忠实地再现源语文本信息，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出寒山清新自然的诗风。

翻译规范；寒山诗；斯奈德；赤松

在美国伯克利地区有一处名为“诗歌道”的诗歌文物建筑，斯奈德译的寒山诗和威特·宾纳翻译的李白诗，与杰克·伦敦、罗伯特·海耶斯等名家的作品一起位列其中。寒山外表放荡不羁，衣着褴褛不整，但其思想境界极为高深。其诗带有宗教气息，借世俗杂事抒佛教看法与禅宗主张。然则诗如其人，寒山诗不拘泥于主流，打破古诗历来语言优雅凝练的传统，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故而一直未被正统文人所接受。

北宋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背景上相近，寒山诗在一衣带水的邻国获得了故国不曾享有的名声，并在因缘际会下进入到英语世界。1954年，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美国《相遇》杂志上发表了他翻译的27首寒山诗，开创了英语国家研究和翻译寒山诗歌的先河。1958年，加里·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常春藤评论》上发表，被英语世界公认为寒山诗歌中最具影响力、最为广大众接受的译本。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华生通过日语转译，于1962年发表了译著《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此外，1983年，民间译者赤松的《寒山诗歌集》问世，“这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寒山诗全译本，因而在寒山诗的翻译和研究领域具有特别的意义”[1]。寒山及其诗歌在美国广为流传，赢得了在源语文化中望尘莫及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社会对寒山诗歌有一种精神上的渴求并且在寒山诗歌的译作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2]，更在于各大译家精准的翻译。本文结合斯奈德和赤松的两个寒山诗译本，深入分析翻译规范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设定和翻译方法的使用三个方面的影响。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文本间的转换，更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既然每一项社会文化活动都受到相关制度、规范的约束，那么翻译也必然是“受到社会文化限制的活动，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因素限制”[3]。事实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会受到规范的制约。

“规范”（norms）一词来自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列维（Jiri Levy）和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便在翻译研究中讨论过“规范”问题。然而真正促使翻译规范成为翻译研究重要论题的是以色列人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图里将“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4]。图里把主要作用于翻译前期阶段的两类规范称之为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3]。预备规范指待译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的直接性。选择翻译文本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考虑到不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往往会选择迎合目的语主流趋势的源本，以获得更多目的语读者的关注。翻译直接性即指是否允许或接受第三国语言的转译。初始规范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如果译者更倾向于遵循源语的语篇关系及规范，其译本就会带领目的语读者向源语文化靠近；反之，如果译者更倾向于遵循目的语的语篇关系及规范，其译本就会向目的语文化靠近，更符合目的语文化的阅读习惯。图里称其为“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充分性翻译，抑或可接受性翻译，大部分翻译作品往往都是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图里把在翻译过程中起具体指导作用的规范称之为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如果说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了译者的整体翻译策略，操作规范即是在微观层面上影响译者的抉择。操作规范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学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与译文的完整性有关，包括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是否有删改等，篇章语言学规范则在细微层面上指导字词、短语等的选择。

与传统翻译理论将“绝对等值”奉为圭臬不同，翻译规范旨在客观、非评价性地描述翻译现象，通过分析无数翻译个案在文化语境中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对译者决策的规范制约，归纳总结翻译规律，以期帮助并引导译者呈现更佳接受效果的译作。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在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间取舍的产物[3]，规范对译者的影响反映在译作的每一层面。本文拟从这一理论依据出发，探讨并分析翻译规范对斯奈德和赤松英译寒山诗的影响。

斯奈德译本在西方世界能够获得大众与专家学者的双重青睐，成功的源本选择功不可没。笔者认为，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歌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即与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译者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以及当时美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斯奈德少年时代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高峻山地中度过，所隐居的内华达山也处人烟稀少之地，与寒山所居住的寒岩甚是相像。斯奈德回归自然的山野情结与寒山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接，故而选择翻译寒山诗也在情理之中。他说：“我在山中待过很长时间，因此对寒山这一地理环境了如指掌。相反，要我对中国诗中的妻妾、宫宇或者战场同样熟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翻译有一部分几乎是对我在西埃拉·内华达山所历所感的一种身体感应”[5]。其次，斯奈德选择寒山诗歌与他痴迷于东方博大精深的经典文化不无关系。斯奈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陈世骧攻读东方语言文学，在陈的推荐下开始接触寒山诗歌，从此与寒山的文学结下了因缘。其后又远赴日本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经典文化的热爱引导他走近中国诗歌，而其对中国佛学禅宗的热爱使之与寒山邂逅。此外，寒山诗中所蕴含的人生态度满足当时美国社会精神贫困者的内心诉求也是斯奈德选择寒山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战结束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战争的创伤使民众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念。寒山诗中诗人身处寒岩自得其乐的禅宗境界，正好符合当时美国青年期望回归本真、皈依心灵、向往自由的心理，符合战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斯奈德相比，赤松选择寒山诗歌也有着相似的原因。赤松，本名比尔·波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时接触了中国的佛道经典，深感其中的微言大义，于是便开始学习中文。期间，赤松更是辍学远赴台湾佛光山定居，与那儿的寺庙僧侣共同度过了三年饮水曲肱的生活。据译者自述，他在无意间得到了一个寒山诗译本，考虑到自身中文和中文诗修养还远远不够，因此想出了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提高自己中文能力的办法。所以，《寒山诗歌集》是在不断学习、研读和修订的过程中逐渐问世的[6]，而《寒山诗歌集》也是英语世界最早出现的全译本。此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状况也在无意间影响了赤松对寒山译本的选择。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表象繁荣民主的美国实则千疮百孔。赤松试图从东方典籍中汲取养分，希冀用中国佛学中绝尘超俗的生活方式、隐居自然的禅心来拯救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感到无助、孤立的美国民众。从1972年起，比尔·波特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歌集》、《石屋山居诗集》、佛学经典《楞伽经》和《菩提达摩禅法》等。

一般而言，译作越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就越受欢迎，因此译者会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如勒弗菲尔所说：“只有当主题的选择符合社会系统中的意识形态时才能被社会系统所接受”[7]。斯奈德和赤松选择寒山诗正体现了预备规范的影响。在满足自身兴趣爱好的同时，他们慎重考虑了当时美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历史，选择富有深厚禅意的寒山诗，以满足目的语读者对东方神秘宗教的精神渴求，迎合目的语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主题，为译作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以及译者对翻译规范的考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选择“充分性翻译”的译者往往会对源本进行陌生化处理，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对于选择“可接受性翻译”的译者而言，通常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源本进行本土化处理。

斯奈德的寒山译本在西方能风靡一时，除了源本的选择，译者使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也功不可没。中国斯奈德研究专家区鉷认为：“在译诗中，斯奈德主要采用了直译与‘陌生化’的方式翻译寒山诗……这些‘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美国众多有识之士认为走下坡路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清新之风’，寒山诗中所流露的充满禅机和人生哲学的处世方式是他们乐意接受并争相仿效的”[8]。胡安江在给寒山译者分类时，认为“斯奈德和彼德·斯坦布勒无疑归属于后者……后者主要着眼于翻译规范中所谓的期待规范，以目标语文化、目标读者和译入语为依归，在翻译处理上则以译本的‘可读性’和预期读者的‘可接受性’为准绳”[6]。

笔者认为，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过寒山诗中的禅意禅心，帮助心灵迷失的美国民众重建精神家园。寒山一生著诗300余首，斯奈德却只挑选了其中有关寒岩和禅境的24首，其用意不言而喻。为了达到翻译目的，他对源语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及个性化创造，使之更符合目的语规范。2003年出版《中国古典诗歌选集》的编辑、美国翻译家温伯格也说：“尽管斯奈德所译不多，但他于1958年发表的寒山诗却无疑是一部俗语经典。其中，斯奈德将一位半传奇的游方僧人变成了一位美国嬉皮士”[9]。如此一来，目的语读者对于这样一位奇装异服、装疯卖傻的海外僧人便有了跨越时空的沟通，产生了心灵共鸣。

细读赤松的寒山诗译本，大多数译文都逐词对译，译者固守中文规范，没有冲破原文句法结构的束缚，在原有的音乐感和文学感上丧失了应有的艺术效果，显得平淡无奇。1983年，译者赤松在《寒山诗歌集》的出版序言中说：

我通常使用口语体翻译寒山诗，也许读者会很好奇：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否恰当地体现出了寒山诗的语言特色？事实是：肯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然而，本人往往用英语口语译寒山，试图传达出原诗的神韵。也许这样做效果并非如人意，但我笃信直译的翻译方式，且不期望太多的读者会读第二遍。本人之所以如此，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是诗人[6]。

相较于韦利、华生和斯奈德，赤松译本在诗意和诗歌意境的传达上稍显逊色。然而其独特的双语对照阅读模式和细腻周全的注释是其他三译本所不及的。赤松几乎对每一首诗都做了详尽的注解，确保目的语读者面对佛经典故和佛教中特有的意象时不会产生理解障碍，弥补其文本表达上的缺憾。值得一提的是，赤松于2000年对其1983年初版做了大量的修改，然而其异化的翻译策略保持不变，只是对初版中有待修正的地方重新加以改进，并调整了部分句式结构及选词。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整体上看，斯奈德为了使其译本能更好地被美国民众所接受，更多地采用了向目的语规范靠近的归化翻译策略，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读者对寒山诗的可接受性，并确保了译文语言的流畅。赤松则坚持向源语规范靠近的异化翻译策略，试图使读者在欣赏时能感受到寒山不拘一格、逍遥自在的语言特色和隐士风范，给乌烟瘴气的美国社会带来一缕清新之风。尽管译本效果不甚明显，但其翔实的注解对喜爱中国经典文化的读者而言大有裨益。此外，受到美国新诗运动和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斯奈德和赤松都突破了格律体的束缚，采用散体译诗的方式，节奏自然，无形中与寒山不拘格律、朴实无华的作诗风格相吻合。

在不同的翻译阶段有不同的翻译规范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如果说在翻译前期，初始规范和预备规范帮助译者在双文化背景中分析研究源文本，确定整体翻译策略，那么操作规范则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着眼于具体的字词选择、句式构成、文本删改、风格再现等。

首先，在字词方面，由于散体译诗，斯奈德译本“省去原诗的韵脚不说，甚至多处省去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8]。而向源语规范靠近的赤松译本，“直译和口语化的译诗风格表露无遗；单音节词、缩略词、省略用法、非正式表达法充盈其间，整个译文的非正式色彩非常浓烈”[6]。试看例1：

例1：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a.（斯奈德译文）：Rough and dark - the Cold Mountain trail，Sharp cobbles-the icy creek bank. Yammering，chirping-always birds. Bleak，alone，not even a lone hiker.

b.（赤松译文）：The trail to Cold Mountain is faint，the banks of Cold Mountain are a jungle， birds constantly chatter away，I hear no sound of people.

斯奈德译文开篇四句，没有一个句首连接词及谓语动词，通篇以形容词或分词开头，营造了一个清冷寂寥的意境。译者以独特的翻译手法，成功向目的语读者传达了一首通过描景表现禅趣的诗，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此外，由于译者偏爱山居生活，其选词相对于原文的清幽而言，略显粗犷与豪放，如rough，sharp等。而赤松的译文则表现出对原文的极大尊重，极力保持其朴实自然的语言风格，选用字词平淡简单，尽其最大限度还原目的语读者一个忠实的文本。

其次，在处理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上，斯奈德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特有意象的可接受性，尽力将之本土化，力求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中产生共鸣。而赤松则一如既往地坚持使用加注的翻译方法，使读者能够体会到寒山诗独特的语言特色（如例2）。

例2：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

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a.（斯奈德译文）：Go tell families with silverware and cars，“What’s the use of all that noise and money?”

b.（赤松译文）：all you owners of tripods and bells，what good are empty names[10].

钟鼎之家在汉语文化中喻指富贵宦达。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介绍林黛玉父亲林如海时曾写道：“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古时富贵奢侈的人家人口众多，吃饭时要以打钟为号，大鼎盛食，故称钟鼎家。寒山在诗中试图告诫达官贵人，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空有其表，徒有虚名。世人应当追求内心宁静自在的禅境，而非虚无缥缈的俗世诱惑，如此才能超脱顿悟。斯奈德把“钟鼎家”翻译为families with silverware and cars.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兴起，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盛行，拥有银器和小汽车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人人追而求之。斯奈德充分考虑到目的语读者中的主要群体，即“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将“钟鼎”翻译为当时西方世俗生活中的奢侈品，满足他们对小资生活的不满和鄙夷心理，讽刺美国社会过度追求物质生活，而精神世界匮乏的普遍现象。

赤松译本将“钟鼎家”直译为owners of tripods and bells，并采用脚注的形势加以补充说明：Tripods and bells were cast at great expense for use at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the names of ancestors or the men who commissioned them were often carved on their surfaces. Empty names, indeed!三角架和铃铛是祭祀仪式中耗费巨资的祭祀用品，可用于驱邪避祸。尽管赤松译本所选择的意象从字面看似与“钟鼎”相仿，但对于当时高度工业化的美国而言，银器与小汽车更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对整首诗所表达的意境更能感同身受。

图里的翻译规范产生于对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翻译的文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11]。本文并非比较两个英译本孰优孰拙，而是通过分析两个英译本，一窥翻译规范在翻译活动中对译者的影响及其在文本选择和译本中的具体体现。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缘于自身对东方语言和经典文化的热爱，以及寒山诗中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禅宗境界与当时美国民众的精神诉求高度契合。在具体文本翻译中，为了使其译本更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斯奈德采用向目的语规范靠近的翻译策略，并将寒山形象、诗中诸多佛教意象及典故本土化。赤松则更倾向于偏源语规范的翻译策略，力图再现最忠实可靠的源语文本，让目的语读者领略寒山清新自然的诗风。

[1] 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1.

[2] 郑亚敏.翻译是历史性过程中的有意构建——从远行的寒山诗歌翻译看它和美国社会文化的契合[J].外语教育教学，2010，（5）： 84-88.

[3] 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26，57，73.

[4] Gideon Toury.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80.98.

[5] Snyder Gary.Reflections on My Translation of the T’ang Poet Han-shan[J].Manoa，2000，（1）：137-139.

[6] 胡安江，周晓琳.空谷幽兰——美国译者赤松的寒山诗全译本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3）：131-135.

[7] 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03.

[8] 区鉷，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J].中国翻译，2008，（3）：20-25.

[9] Weinberger Eliot.The New Directions——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M].New York：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3.79.

[10] Pine Red. 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M].Port Townsend：Copper Canyon Press，2000.221.

[11] 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 江苏：译林出版社，2009.36.

（责任编辑：徐吉洪）

Translation Norms and Translations of Cold Mountain’s Poems：Take Snyder’s and Red Pine’s Translated Versions as Examples

JIANG Lin, PAN Wen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Cold Mountain is a legendary poet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is poems, which were marginalized in China, have achieved unprecedented success in the Wes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on Synder’s and Red Pine’s translations of Cold Mountain’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liminary norms, initial norms and operational nor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Snyder adopte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following the target language norms, and domesticated Cold Mountain himself, many Buddhist images and allusions in the poems. However, Red Pine was inclined to use the foreignizing strategy of abiding by the source language norms, striving to faithfully transfer the mess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convey the fresh and natural styles of Cold Mountain’s poems to the target reader.

translation norms; Cold Mountain’s poems; Synder; Red Pine

2014-10-0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WW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YJA752013）

蒋 林（1970-），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潘雯辰（1989-），女，浙江湖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H059

A

1006-4303（2015）01-0050-05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