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世间》：世俗情怀、人际关系与温情现实主义

近期，电视剧《人世间》的播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作品以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起伏浓缩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以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场面绘就了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画卷，以有效的视听手段对琐碎的日常生活予以诗意化提升。同时，该剧又以三位主要人物辐射了中国社会诸多阶层，并呈现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来观照现实世界，并以温情、理想主义的色彩表达出人道主义的情怀。

一、世俗情怀与人间烟火气

电视剧中，周秉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聊着家常，看着电视过年。荧屏之外，观众也与周家人一样吃着团圆饭，体会着他们的过年，感受着他们的悲欢。荧屏内外，形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同构关系。过年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也是万家团圆之时，剧中人物吃着水饺，放着鞭炮，与亲朋团聚，互相拜年，构成了中国人最仪式化的生活场景，也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场面。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使得中国文化带有了一种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就是国人对于现世生活的迷恋，不追求死后的彼岸世界，而是把生活的意义放在现世安稳、此生幸福之上，集中体现就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尤其对于缺少成功的事业、难以寻求更大人生价值的平民百姓而言，天伦之乐或许是他们此生的最大追求，甚至是唯一追求。

长篇小说《人世间》，梁晓声/著  本书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电视剧是从拍全家福开始的，以一次次过年团聚为标志性内容，拍全家福、过年团聚成为最能体现家庭幸福、天伦之乐的重要仪式化表征。周家人将这一仪式看得非常之重，这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在家庭层面最为重视的内容之一。周志刚病重，等来三个子女聚齐之后，才安详地合上双眼，面容舒展，这是他与这个世界告别时最后的幸福——全家团聚。如果说西方人以宗教信仰来对抗死亡恐惧的话，那么中国人战胜死亡恐惧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子女。以家庭为核心的世俗生活是中国人活着的生命意义，是寻找精神寄托、情感慰藉与身份认同的港湾，也是普通百姓抵抗苦难的最后一块堡垒。在这一点上，该剧是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结构相通的，也是与中国人的精神诉求共振的。

人间烟火气，最抚世人心。电视剧中，功力深厚的演员表演、时代感鲜明的空间设计、非常生活化的对白以及精心打磨的细节，共同营造出了具有生活质感、烟火气十足的世俗生活场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作者们将琐碎的日常生活处理得极为真实、细腻、生动、鲜活，拍出了情感的浓度、人性的温度、社会的丰厚度，从而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对生活本身的诗意提升，这是电视剧改编的一大成功之处，也是该剧能够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式人际关系与理想主义

原著作者梁晓声十分重视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的探讨，其早期作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就是他根据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的观察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在小说《人世间》中，融入了原作者对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分析与思考，经过改编之后，电视剧也对此予以了重点呈现。沿袭了小说的结构方式，电视剧依然采用了以周家三位主要人物为中心的辐射结构，包括以周秉昆为中心的留守在城市中的平民阶层，以周秉义为代表的官员阶层，以周蓉牵连到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他们共同串联起了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各个阶层，也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关系。

在电视剧中，周秉义被塑造为一心为百姓做事的好干部形象。他到军工厂之后为工人发煤炭以解决群众取暖的问题，做了副市长之后为化工厂工人的安置四处奔波，上任哈阳市市长之后又为解决三千人的就业问题到处拉投资。在处理他与光字片亲人与乡亲之间的关系时，他既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又不以权谋私，在弟弟周秉昆要被出版社开除的时候，不愿意违法说情，坚守了法律的底线。可以说，周秉义是理想官员的化身，其与平民之间是一种理想化的官民关系，在他身上承载了创作者对理想官民关系的想象。周秉昆从偶然的一次机会结缘马守常一家人，到每年一次的家中做客，在马守常住院期间对他的看护，以及曲书记对周秉昆等人的教诲与帮助，在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也建构出了一个和谐的官民关系。虽然作品也呈现了一些他们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一组关系仍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代际关系上，周志刚、李素华夫妻与三位子女之间，周秉昆、郑娟与周楠、周聪之间，郝省长、金主任与郝冬梅、周秉义之间，以及周蓉夫妻与冯玥、乔春燕夫妻与牛牛之间等，虽然都存在过隔阂，甚至发生过较大冲突，不过最终都能互相谅解与包容。在手足关系上，周家子辈三人也存在着摩擦，但总能得到化解，和好如初。同为底层的周秉昆与其他朋友之间的情谊更是如此，虽然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为养家糊口而奔波，甚至为生活艰辛而抱怨，却也总能在他人遇到困难之际伸出援手，互相安慰、帮扶。剧中，当周志刚晕倒之后，周秉昆的朋友们急忙赶来，男人们跑到医院，女人们到家中安慰周母，这种平民之间的情谊让人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在夫妻关系上，周秉昆与郑娟、周秉义与郝冬梅之间为彼此牺牲、对彼此忠贞，是让人羡慕的理想伴侣关系。虽然周蓉与冯化成、乔春燕与曹德宝、孙赶超与吴倩等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争吵、隔膜，但更多的还是选择了关爱、包容与谅解。显而易见，这些人际关系也是理想主义的。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更能让观众产生认同，心生感动。

孟繁华曾指出，梁晓声一直秉持着理想主义情怀。作家自己也说过，“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在采访中，他也经常深情地回忆并肯定当年其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街坊邻居之间那种在苦难中互相帮扶、抱团取暖的良性人际关系。可见，虽然原作者在用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进行创作，但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则是理想主义的，这一处理方式符合其“好人文化”的伦理追求，承载着他对良性人际关系的美好追求，而这一追求也正是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

三、 温情现实主义与价值坚守

理想化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阶层关系的确立，也意味阶层之间的对抗与伤害无法成为人们生活艰辛与人生不圆满的主要根源，对此，小说与电视剧都将之更多地归因于时代阵痛、意外事件与性格观念等问题。上山下乡、国企改革、工人失业、出国潮等时代变革改写了人物的命运，但创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时代的变革。剧中，周秉义与姚立松两对夫妻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兵团，创作者借二人的对话来表达自己对知青岁月的感受，周坦言“无比怀念”，姚回应到“你怀念的是青春”，正符合原作者对那段岁月的一贯评价——青春无悔。

电视剧将人物的不幸命运更多地让意外事件承担，但也因此弱化了批判现实的力度，让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笼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周秉昆善良敦厚、有担当、有韧性，苦心经营饭店，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也如愿获得了正式编制。他购买了一处大房子，改善了全家的居住条件，完成了对自己能力的证明。看似事业与生活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奈何购房受骗，只能再搬回光字片。在此，创作者批评了主管部门的推卸责任与官僚作风，但是更多的不幸来自于意外。作为全家人骄傲的周楠在异国他乡遭枪击意外去世，随后周秉昆与骆士宾发生肢体冲突，又导致了后者的意外死亡，自己也被出版社开除，并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多年的奋斗成果化为乌有，人生也跌入到谷底，造成他命运不济的不是阶层冲突，而是意外事件。

周秉义也是如此，娶了省长的女儿，并进入到省市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成为了光字片子弟成功的典范，可是郝冬梅却因插队期间掉入井中，丧失了生育能力，为本应圆满的人生留下了一大遗憾，这也是意外事件导致的。为了爱情不惜与家庭决裂的周蓉，毕业之后成为高校里最年轻的副教授，虽经曲折但最终也分到了住房，人生本应幸福圆满，却因自身性格及价值观的问题与冯化成感情破碎，后者随第三者远赴国外，女儿也因没有被陪伴成长而关系不亲，人生的不圆满同样不是来源于阶层冲突。

编剧王海鸰在采访中也谈到：“原著为底层人说话、呐喊，这也是小说《人世间》最打动我的一点，但我想不能止步于此，我更倾向于明亮温暖的色调，更喜欢给人希望，但又是实实在在的。”电视剧让周秉昆命运多舛，但给了他一个好妻子；让周秉义无儿无女，却赋予了他事业的高度与恩爱的夫妻关系；让周蓉夫妻不合、母女不亲，同时又给了一个深爱她的蔡晓光与修复的母女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原著中周秉昆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电视剧将其改为九年，时间的缩短，也意味着编导对人物赋予了更多的同情，也为该剧增加了些许温情。虽然作品对现实问题批判的不足，使电视剧少了一点穿透力，但同时又继承了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在创作美学上的选择与取舍，正体现了创作者复杂的心态与价值的调和，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时代语境下的考量。

人道主义还体现在作品对普通百姓身上所坚守的价值的肯定。周秉昆的正直与善良、责任与担当、自立与自强，朋友们之间的相互帮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为爱人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为兄弟姐妹所付出的帮助与关怀，对子女们的关爱与慈爱。身处困难之际，仍然选择做一个好人；面临钱色诱惑，不丧失生命的尊严。这些都是普通百姓身上的人性之光，也是创作者对这一社会大多数群体的礼赞，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基石。

无论是那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还是特定时代的良性人际关系，以及对价值的那份坚守，都不难看出创作者的一种怀旧心态。心理学家指出，人们的怀旧心理有一种美化过去的倾向，这种倾向实则是在将情感、欲望投射到遥远的过去，从而弥补当下的匮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历经改革开放，中国人在生活条件上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也出现了精神涣散、人际关系疏远、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该剧通过对几十年历史的回望，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能够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一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