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聚任：社会关系重建在社会重建中的意义与途径

　　社会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方面。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造成了500多万人失去家园，近7万人死亡，数十万人伤残。但其损害不仅仅是建筑物的破坏和人员的伤亡，还造成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冲击与破坏。因此，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救助，同时还需要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社会的重建。

　　社会重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涉及到多个层面。从理念的方面说，它是指社会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但从具体的层面来说，它是指如何修复受到破坏的家庭、组织及各种社会群体联系，使人们重新过上有序的生活。人类是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人。尤其是在更多传统性的乡村社会中，人们之间长期以来建立起了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联系，形成了密切的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但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使原来的共同体解体了，社会秩序彻底打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灾区的人们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重新振作组织起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重建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在以往的灾后重建中，人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直接的物质救助和物质生产的恢复。但从更长远和更根本的方面来看，大灾之后的社会重建极其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强调和谐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一切重建的核心应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应把人们的社会需求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在人们的各种需求中，物质需求虽是必不可少的，但社会重组和社会联系的需要具有整体意义，涉及到每个人的福祉和未来美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在灾后重建和规划中，不能忽视社会意义的重建，这种重建应是有序的，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也应积极地参与社会重建的规划与设计，使各级政府和人们注重长远的社会发展与和谐关系的建设。特别重要的是，因为重建的社会将在群体组织形式、关系模式、甚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会不同于他们以往的形式。如更多的人可能会离开原来相对偏僻的山村，搬迁到新的居住点或相对发达的城镇集中居住。这就会遇到社会转型中生活方式的转变与适应、社会结合方式、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的转变等问题。从更长远的方面来说，这种新的社会重组将关系到社会的协调发展与稳定。

　　当然，社会重建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不同的层面和内容，但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社会关系的重建。因为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不但毁坏了人们的生活家园，也使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属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纽带，使他们瞬间陷入了社会关系断裂之中。所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他们需要的不但是物质生活的救助，同时还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和社会关系的重建。

　　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它体现着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因为社会关系作为人们的基本社会结合方式，它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同时，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它是人们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例如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缘或家族基础上的，属于原发自生的首属关系，具有高度的亲缘性和集体性，社会交往密切。个人的生活与群体密切相关，他们在情感上和物质上的满足都依赖于其共同体。关于这种传统共同体的特征，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的：“关系本身及来自关系的社会结合，或者被认为是现实的有机生活，这是共同体的本质。”他认为，在各类“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愉快的、专一性的、深厚的和长久的；人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因此它不同于建立在次级关系上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状态。

　　然而，像大地震等这类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完全毁坏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原来的社会关系也断裂了。这种断裂的突出表现和影响是：

　　首先，家庭成员及亲属等直系关系受到了严重破坏。家庭成员和亲属关系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纽带，是人们获得物质与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但在这场大灾难中，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无数个家庭不存在了，也使他们失去了直接的依靠。

　　这类首属关系是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纽带，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传统性的乡村社会中，由于日常生活联系的核心——村落共同体——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亲缘和地缘关系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亲缘和地缘关系是村民们认同和依附的主要社会关系。这表现在，家族是村民们获得互助合作这类资源的主要途径。在人际交往中，一般关系越是靠近亲缘和地缘的核心，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此外，家族组织也是村民们获取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主要途径。即家族在传统社会的资源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亲缘和地缘关系成为了村民们认同和依附的主要社会关系。可以说，无论是日常的生产经营、幼儿的抚育、老人的赡养，还是婚嫁丧葬、建房等事情都离不开亲缘和地缘关系，只有当亲缘和地缘群体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才会考虑“外人”。第二，亲缘和地缘关系常常以“拟亲缘”的形式在社会中扩展。由于村民们对亲缘和地缘关系的认同与依附，因此，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当村民们对外提供帮助的时候，往往也是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优先的：对于自己的亲属认为有帮助的义务和责任。在这种传统性的乡村社会中，聚族而居和家庭生活中血缘亲情等因素，都导致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需要长期、稳定、和谐为要旨。于是，村民们在为人处事中加入了情的成分。因此，在这种初层的扩展——权利和义务的扩展之外，往往也存在次层的扩展——感情的扩展。但失去了亲属，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最亲密的关系与依靠，陷入了极大的悲伤和无助之中。

　　其次，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失去了作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与一定的群体相关联，从而构成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体现着社会嵌入性的结构关系，是人们获取家庭之外更多社会资源和支持的重要渠道。但大灾难破坏了这一切，使人们瞬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社会网络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目标及利益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互惠互利的特征。但大灾难使社会网络出现了断裂，人们从而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比如社会资本就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美国著名学者帕特南（Robert Putnam）看来，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效率。而且认为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中，其生活和工作更为容易。另外，我们可以把信任看作是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如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在文明社会里信任对于人们共同工作、参加团体都是必要的。因此这两类资料[信任和团体成员数目]都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标准。”信任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信任在关系中体现出来，关系是信任的舞台。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信任。尤其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人们更需要充分的信任与合作。

　　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及生活中，由于“关系”具有突出的意义，因此社会关系网络显得尤为重要。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乡村社会是在传统礼俗的制约下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人们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因此，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尤其是血缘关系为基础，靠礼治维系。从社会关系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礼俗社会），人们彼此高度信任，并建立起来良好的合作关系。

　　然而，瞬间的大灾难中断了原来的一切社会联系，每个人似乎都被抛到了孤岛上，打乱了以往的社会联系和秩序。地方行政组织管理也一度出现了“真空”，人们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社会生活陷入了茫然和不知所措之中。尽管这次震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应急反应速度很快，各种救援随即展开，但对于身临其境的大部分居住相对封闭偏远的人来说，他们首先感到的仍是孤立无援。所以他们要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再次，随着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人们也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所在的生活共同体或社群不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也为他们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我们是一家”的感觉是所有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的人的基本认识。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熟知，交往密切，相互依赖，具有天然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但是前所未有的突如其来的大灾难破坏了这一切，人们陷入了恐慌不安的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相互安抚与支持，使他们重新找到新的希望。

　　因此，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应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的重建，这是社会重建的重要事项。社会关系是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的重要层面。尤其是在急剧的变故之后，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冲击，原有的社会关联机制失去了，而社会风险加大了，社会安全感降低了，因而原有的社会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来习以为常的秩序失去了，而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尚未形成，从而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关系断裂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尽快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必须从社会关系重建入手，寻求解决之路。这种社会重建跟居住家园和物质上的重建同样重要，二者相辅相成。

　　具体来说，灾后社会关系的重建主要应考虑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建新的社会联系纽带。大地震破坏了原来的社会联系纽带，急需对其重建，但这种重建不可能恢复原始状态，而是将在新的关系条件下重建。比如原来的家庭关系残缺不全了，有些亲属没有了，那么如何去重组呢？重组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是不同的，我们应以恢复家庭性的初级关系为基础展开工作，注意在尊重原有风俗习惯基础上进行重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不能忽视其传统与习俗，这些是他们建立基本联系的基础。

　　当然，由于这次自然灾害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几乎彻底摧毁了具有特殊主义特征的初级社会关系。而且大批的人会离开故土，被迁移安置到新的生活居住区。所以，许多人将无法像原来那样主要依赖原初特殊主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而且在一时缺少政府及社会团体的救助情况下，他们虽然首先需要自助自救。然而，在接下来开展的社会重建中，在家庭重组、初级关系的恢复中，还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与支持。比如在安置点的选择、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安排上，应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以避免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第二，重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说，社群意义的重建应该特别重视互助合作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我们需要重建的就是有效的社会支持网。这种网络可把来自政府、民间团体等各方面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受灾者。对于大规模的灾后重建来说，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非常重要。

　　在这次大灾难中，我们既看到了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组织与救助，同时也看到了强大的民间力量与支持。前者是正式的组织力量，是政府主导型的，而后者是非正式的网络性的支持力量，是民间志愿型的。对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来说，这两方面的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支持网络可充分利用社会和个人的各种资源，体现社会的互利合作性，从而促进灾后社会的重建。例如，在这次灾后恢复重建中，除了当地居民的自助、国家和政府的及时协调安置、对口支援外，各种救援和服务团体也来到了灾区，为灾区人民提供物质的、心理的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但由于这次灾害的破坏力极其严重，灾区社会重建将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所以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关于灾后社会支持网的建立，需要动员社会各种力量的参与。在移民安置、“三孤”人员安置、社区重建等方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单个人或团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若把不同机构或团体的力量集合起来，构建起强有力的开放性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各种互助组织，将会极大地促进灾后的社会重建。所以，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各种社会支持网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灾后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不仅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物质经济上的支持，还需要精神的抚慰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与重建。甚至后者是一项更长期更艰巨的重建任务。

　　注 释：

　　1.Tonnies. Ferdinand Tonnies: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7.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作者简介：林聚任，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原文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