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脩法讨臣，臣慑雨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彊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

这就是墨子认为引发国家灾殃的七大优患，无疑反应了造成当时人与社会堕落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将墨子所目睹社会的堕落局面总结如下：当时的君主明知城郭无法抵御外敌入侵，却不惜斥巨资妆点豪华奢侈的宫殿，无视百姓的痛苦与悲伤，只顾自我的安逸与享受。这导致战争连年频发，无法抵制他国侵略，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此外，墨子还指出百姓的劳动力耗尽于无用之地，国家的赏赐给予无能之人，钱财也浪费于招宾待客之处。有识之士好成帮结派，王君立法讨伐臣将，令臣将畏君不敢进谏，致使君王自以为聪慧过人，有事不问臣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君与臣之间无法沟通的时代，君王信任的人不效忠君王，然而效忠君王的人却又无法获取君王的信任。国家如此，民生更是惨不可言，家畜与粮食无法满足百姓的生活，臣将更是治国不足，整个国家上下意见不合，赏赐未必会让人高兴，惩罚也未必能让人畏惧。

国家与社会的混乱堕落让百姓陷入痛苦的泥淖。墨子将当时社会与百姓的生活描述如下：

“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 贵必傲贱, 诈必欺愚, 凡天下祸纂怨恨。” (《墨子•兼爱中》)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

也就是说，强者压迫弱者，富者歧视贫者，贵者鄙视贱者，奸诈者欺骗愚笨者，全天下的祸端均来自于篡夺与怨恨，百姓忍饥挨饿，无衣避寒，还得日夜不息的劳动。

《墨子》一书中处处谈及当时社会混乱与堕落造成百姓痛苦生活的原因。墨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关爱（兼爱），他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谙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巳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换言之，墨子认为国家战乱与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诸侯、大夫、个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缺乏相互兼爱。

墨子还主张社会的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下之义无法统一（尚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玆众，其所谓义者亦玆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馀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馀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墨子•尙同中》)

墨子指出个人的价值标准有所不同，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相互攻击，在家中父子兄弟相目成仇，就算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各有所想，难以融合；在社会中，即便有余力，也不去帮助别人，知道正确的方向，也挡着不告诉别人，有用不完的钱财，也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与禽兽毫无差别，整个社会陷入君臣长幼毫无礼节，父母兄弟更不堪言的混乱局面。

墨子还主张社会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统治者没有重用贤明有能的人才（尚贤），墨子对此表示：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尙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衆，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衆贤而巳。(《墨子•尙贤上》)

即，当时统治者虽努力治国，关注民生，善治行政，但是国家非但没有富强，反而陷入混乱的僵局，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未能重用贤明有能之士。墨子还提出统治者未能重用贤能之士所造成的后果，他说：

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彊。(《墨子•尙贤中》)

墨子指出，若统治者不能重用贤能之士，那么不肖者将掌理国政，这就会造成善待贤者、惩罚乱党的法制出现混乱，以致于无法赏赐贤者，无法惩罚乱党，最终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伦理，将出现没有慈爱孝道，没有尊老爱幼，居处无节，出入五度，无法分辨男女的乱局，国家政治也将出现官吏偷窃课税，不守城池，君主不誓死治国，狱事判决不公等问题，整个天下伦理将会丧失，不义之事将会纵横驰骋。

国家、社会、家庭的混乱与堕落的残局让百姓处于水生火热的痛苦之中，他们由此慢慢地陷入“命运 论”的困局，失去摆脱现实生活的意志，这种命运论或者宿命论也是造成社会混乱与堕落的原因之一。墨子在《墨子•公孟中》中说：“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也就是说，宿命论，即认为贫富寿夭与治乱安危是上天注定无法凭人力量改变的想法，最终导致为政者肆意乱用职权，疏忽国事，令天下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墨子还始终强调命运论带来的后果，他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宫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墨子•非命上》)

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墨子•非命上》)

墨子将国家、社会及家庭陷入混乱与堕落的原因总结为：没有互相关爱（兼爱）、没有统一天下之义（尚同）、没有重用天下贤才（尚贤）、百姓因饱受混乱与堕落之苦而失去了打破困局的意志（非命），最终陷入了命运论。

那么，百姓能否摆脱这种混乱与堕落的局面呢?墨子在人的本性中寻找其可能性，他提出了“所染论”，认为人的行动、道理及品行是受影响而形成的，他说：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重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皐)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擧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传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擧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墨子•所染》)

也就是说，丝线被蓝色染料染后会变为蓝色，被黄色染料染后则会变为黄色，国家也同样会被“染色”，受贤才良士影响的君主能成为圣君，受不义辱人影响的君主则会成为暴君。因此，无论是国家社稷，还是君臣百姓，所受影响的不同将决定是否会出现治乱安危。

三. 法天

那么，国家社会与人应当效仿何物呢？如上所述，只有效仿兼爱、尚同、尚贤以及非命的人与社会，才能摆脱混乱与痛苦，但是当时社会极度堕落，已经无法摆脱邪恶之物的影响，因此人效仿人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墨子说：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墨子•法仪》)

墨子认为应当效仿者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师者，因为他们都不诚实，墨子主张将天作为法度，他认为仅凭人的力量无法克服社会的混乱与堕落，无法建立兼爱、尚同、尚贤与非命的社会，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效仿天志。无论是兼爱与尚同，还是尚贤与非命，都来源于天志。墨子对兼爱与天志描述如下：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墨子•法仪》)

就是说，若效仿天志，那么人便会相互关爱，互相帮助。用天之眼来看，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肮脏之徒，还是清高之士，都是一样的人。

墨子将尚同与天志的关系解释如下：

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墨子•天志上》)

就是说，下人顺从上人，百姓顺从官吏，官吏顺从将军与大夫，将军与大夫顺从三公与诸侯，三公与诸侯顺从天子，天子则顺从天志，这恰好与墨子的尚同世界一脉相承。换而言之，尚同的最终目的就是顺从天志，尚同则以天为本。

此外，墨子将尚贤与天志的关系解释如下：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故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铰，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子•天志中》)

即，顺从天志是善德之行，逆反天志则是错误之举。行政时，顺从天志是善行，反之则是不善之举。因此是否顺从天志应当作为评价官吏是否诚实的标准。由此可见，墨子将“尚贤论“的根基放置于天。

墨子将“非命论”的根据也同样放置于天，他提出“三表法”，否认命运的存在，墨子说：

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也就是说，要判定命运论的有无与是非，必须制定一套标准，为此墨子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第一标准“本”，是指以顺从天志圣王的历史经验为本；第二标准“原”，是指顺从判定主体，即人民的耳目；第三标准“用”，是指顺从实际对百姓有利之事。

“三表论”的第一条“本”就是要以圣王的历史经验为本，因为圣王就是一种依据上天法度统治臣民的存在，对此，墨子陈述如下：

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法仪》)

世间没有比顺应法度更好的方法，圣王将天志作为法度，上天欲行，则为之，上天不欲，则禁止不为，圣王切实顺从天志，没有任何私心，施德而不傲，长久而不衰，顺从天志。由此看来，桀纣是违反天志的君主，汤武则是履行天志的君主，而且这个世上根本没有命运的存在，国家、社会、人的治乱安危取决于顺从天志的程度，而并不是已经注定好的命运，墨子将反驳命运存在的“三表论”的根据也置于天志。

由此可见，天是兼爱、尚同、尚贤、非命的根本，是决定世间一切的标准，摆脱世间混乱与无秩序痛苦的方法就是顺从天志，若能顺从天志，便可实现理想社会。

四. “天下无人”的“安生生”社会

顺从天志实现兼爱、尚同、尚贤、非命的社会是怎么的形态呢？墨子认为没有注定的来世天国与极乐世界，只有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上天的意志，换而言之就是要建设人间天国，墨子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安生生社会”(《墨子•尙贤下》)。所谓“安生生”是指天下世人皆兄弟，即“天下无人”（《墨子•大取》) 共同体社会，对此，墨子说：

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尙贤下》)

“安生生”社会应是若有力气，则应勤于帮助百姓，若有钱财，则应与百姓分享，若有道理，则应善于教人，饥饿者应有饭可吃，无衣者应有衣可穿，疲困者应可休息，应可控制混乱的社会。换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是贤明有能的人才，大家可以共同远离贫贱，享受富贵，这是一种能够让全天下生命得以安生的社会。

墨子所追求的“安生生”社会就是在人间实现上天的意志，为实现上天的意志，就必须要顺从上天的意志，墨子说：

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顺应天志善行治国，建造国泰民安，百姓有衣可穿，有饭可吃，没有担忧与负担，世间万物安逸祥和的社会，也就是“安生生”社会。天的意志就是兼爱、尚同、尚贤与非命，要想实现“安生生”社会，就必须要实现天志，即兼爱、尚同、尚贤与非命的价值。

首先，墨子将实现”兼爱“的社会描述如下：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簒，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若能顺从天志，实现兼爱，那么社会将没有战争爆发，没有你争我抢，不会相互攻击，君臣则会相爱惠忠，父子相爱慈孝，兄弟相爱和谐，强者不会压迫弱者，多数不会劫持少数，富者不会轻视贫者，奸诈者也不会欺骗愚者，在兼爱的社会里人人相爱，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对此，墨子还表示：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敎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尙贤下》) 有力相营，有道相敎，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

也就是说，实现全天下没有外人，大家互相帮助、和谐安生的“安生生”社会。

“安生生“社会是一个尚同的社会，墨子认为要实现“安生生”社会，统治需要具有秩序，如果不能实现尚同，那么天下则会大乱。墨子在《墨子•尙同中》说：“在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他认为唯有实现尚同，才能够建设“安生生”社会，墨子将实现尚同的理想社会描述如下：

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一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两，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墨子•尙同上》)

无论是里长、乡长，还是国君，只要是国家社会的阶层都能够和谐同生，维持秩序，保持和平，这就是尚同社会。天子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能够符合天意，推行顺从天志的政治，这就是尚同社会。

“安生生”社会还是一个尚贤的社会，尚贤的社会崇尚贤才，依靠有能力的人推行政治，这以上天的法度为本，因为上天提拔赏识贤才，疏远抑压无用之人。墨子在《墨子•尙贤中》中说：“古圣王以审以尙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擧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废之”，他还对尚贤的理想社会描述道：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 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墨子•尙贤中》)

墨子认为若能以上天的法度为根本，实现尚贤的社会，那么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大小官吏都不会偷懒，万事都会很勤勉，这样国家的刑法则会正直，国库粮食才会充裕，百姓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兼爱、尚同、尚贤的社会是非命的社会，若不实现否定命运存在的非命，那么将无法实现兼爱、尚同、尚贤。如果百姓相信“命运论”的存在，那么将会没有怨言地接受统治者的任何蛮行，不会为自己的生活付出努力，由此对上天的信任也会逐渐淡化，渐渐地远离兼爱、尚同、尚贤的社会。所以，墨子认为命运是暴君编造出来，用以抚慰走投无路者的作为，并不是诚实者的作为，他在《墨子•非命下》中表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又在《墨子•非命上》中说：“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表示命运论是覆盖上天之义的作为”，这是因为上天要求人们付出努力建设兼爱、尚同、尚贤的社会。

墨子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决定人与社会一切的应当是“力”，即人与社会的一切由“力行”而定，“力”是指以人能力为基础的努力，“力行”是指人们勤勉的努力，墨子说：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赏，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术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緖，綑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非命的社会是官吏、农夫、富者不敢倦怠，勤勉努力，所有百姓都能富裕生活的社会，这正好与兼爱、尚同、尚贤的社会别无二致。

因此，我们可以说墨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顺从天志，实现兼爱、尚同、尚贤、非命价值的“天下无人的安生生社会”。

五.结论

墨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是一个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年代。墨子将此混乱的原因归咎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爱戴（兼爱），未能统一上天的意志（尚同），未能崇尚贤明有能之士(尚贤），广大百姓处于水生火热的生活之中，逐渐失去了摆脱困窘生活的意志（非命）。

墨子认为社会的治乱安危取决于效仿顺从的内容，所以摆脱社会堕落的根本方法便是顺从天志，因为兼爱、尚同、尚贤、非命都以天志为本。一言以蔽之，天乃兼爱、尚同、尚贤、非命之本，若能顺从天 志，则可实现兼爱、尚同、尚贤、非命的理想社会。

墨子将这样的理想社会称为“天下无人的安生生社会”，兼爱、尚同、尚贤、非命的社会是一种世上没有他人，能够尊重天下所有生命的社会，这就是顺从天志的社会，是在人间实现上天意志的社会。

倘若没有牺牲，那么就无法建造这样的理想社会，因此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则是难以推行实现的。墨子为实现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付出了无与伦比的努力，就连批评者也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孟子•尽心上》)，“将求之不得也,虽枯藁不舍也”(《庄子•天下》)，可见墨子是为了天下之人而努力，这是一种强烈的宗教热情，是一种希望实现天志的热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